到底是坚毅铿锵的女子，有为理想孑然而走的勇气，亦有对梦想的坚持与忍耐。她是那个时代里，优雅明丽的美好。
1933年，林徽因开始了她的建筑考察工作。其中，前往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便是其中一次重要的考察。
当火车驶入大同站时，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的同事看到眼前的景象都愣住了。他们无法相信，这般破败的景致就是曾经恢宏一时的辽、金两代的陪都——西京。从火车站广场上望出去，没有几座像样的楼房，大都是些窑洞式的平房，满目败舍残墙。大街上没有一棵树，尘土飞扬直迷眼睛。
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林徽因头一回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一队队涌进来。这些傲岸而沉默的生物的影子，被九月的夕阳拉得长长的，驼铃苍凉地震响了干燥的空气。这大群的骆驼总是让人想起远古与深邃，想起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这情景，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
林徽因、梁思成加上刘敦桢和莫宗江一行四人，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搜寻旅馆，强烈的骆驼粪尿气味熏得他们捂着鼻子直咳嗽。偌大一个大同城，竟然找不到一家能够栖身的旅馆。街上全是大车店一类的简陋的旅社，穿着羊皮服的骆驼客成帮结伙蹲踞在铺面的门口，呼噜呼噜喝着盛在粗瓷蓝花大碗里的玉茭稀粥，剃得精光的头顶冒着热气。
出大同城西三十多里，便是云冈石窟。
石窟依武周山北崖开凿，面朝武烈河，五十多座洞窟一字排开。这座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与中原北方地区的洛阳龙门石窟和西北高原的敦煌莫高窟，一同被列为中外知名的“三大石窟”。
《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465年），高僧昙曜主持在京城郊武周塞开凿了五所石窟，即云冈16～20窟，后人称“昙曜五窟”。它是云冈石窟群中最早的五窟。其他各洞窟完成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之前。其主要洞窟大约在四十年间建成。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中写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使后人可窥当时之盛况。
云冈石窟的开凿，不凭借天然洞窟，完全以人工辟山凿洞。昙曜五窟，平面呈马蹄形，弯窿顶是苦行僧结茅为庐的草庐形状，主佛占据洞窟的绝大部分空间，四面石壁雕以千佛，使朝拜者一进洞窟必须仰视，才得窥见真容。这五尊佛像，是昙曜和尚为了取悦当时的统治者，模拟北魏王朝五位皇帝的真容而雕凿的。主佛像高大威严，充满尊贵神圣的气息。
正当一行人为眼前的壮美而惊叹时，远处响起了《华严经》。排箫、琵琶、长笛奏出的美妙的仙乐缭绕在耳畔。这穿越了一千五百年时光的声音没有丝毫的消损，仍然轰轰烈烈地震荡着世人的灵魂。
在这被千年光阴雕刻的石窟里，营造学社一行人对建筑进行了素描与拓片。接着，他们又去了巨刹华严寺和善化寺。这项工作结束后梁思成和莫宗江要去应县考察木塔，林徽因和刘敦桢返回北平，整理资料。
1934年夏天，梁氏夫妇继去年9月云冈石窟考察之后，又来到山西吕梁山区的汾阳。
他们原本计划到北戴河度假，临行时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告诉他们，美国传教士朋友汉莫在山西汾阳城外买了一座别墅，梁思成原来也想到洪洞考察，两地相距很近，于是便一同前往。
这是他们第二次山西之行。虽名为消暑避夏，怎奈夫妇二人一看到古建筑就迈不开腿，把度假变成了工作。费正清回忆道：
菲利斯（林徽因英文名）穿着白裤子，蓝衬衫，与穿着卡其布的思成相比更显得清爽整洁。每到一座庙宇，思成便用他的莱卡照相机从各个方位把它拍摄下来，我们则帮助菲利斯进行测量，并按比例绘图，工作往往需要整整一天，只是中午暂停下来吃一顿野餐。思成虽然脚有点跛，但他仍然能爬上屋顶和屋椽拍照或测量。
在费氏夫妇的协助下，梁思成、林徽因对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一带汾河流域的古代寺庙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发现古建筑40余处。这次调查最有价值的发现，莫过于赵城的广胜寺和太原的晋祠。1935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把这次山西之行的成果写成了《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檐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现时隐，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梦，滋味深长。
后二十里积渐坡斜，直上高冈，盘绕上下，既可前望山峦屏嶂，俯瞰田陇农舍，乃又穿行几处山庄村落，中间小庙城楼，街巷里井，均极幽雅有画意。
小殿向着东门，在田野中间镇座，好像乡间新娘，满头花钿，正要回门的神气。
《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是梁、林二人合写的。在他们眼里，一砖一瓦皆是情，是生命的存在，亦是诗意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