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认为，炎帝部落之名，实源于彤鱼氏图腾。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中的“人面鱼纹”图，是炎帝部落的早期图腾，宝鸡地区是炎帝部落的发祥地。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刘芳指出，宝鸡民俗事象中有许多与炎帝文化有关，具有“原发性”和“独特性”，它与关桃园、北首岭、福临堡、石嘴头等遗址相结合，是炎帝故里在宝鸡的佐证。
宝鸡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明科认为，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点播农业的时间距今大约是8000年左右，地处炎帝故里——前仰韶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宝鸡关桃园遗址，发现了大量骨耜，对这个要害问题作出了时间和物质层面上的最好回答。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徐日辉认为，关桃园遗址骨耜的发现，推翻了过去一直认为的骨耜主要运用于长江流域的观点，表明骨耜不仅仅运用于稻作农业，而且同时运用于旱作农业。
三、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回顾和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缘于经济、技术的进步，炎帝神农氏时代是中国农业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的时代，是开创早期文明的时代。贵州省社科院原院长蒋南华教授认为，炎帝神农时代的发明创造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框架和基本体系，为中华民族最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树起了光耀千秋、传承万代的灯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研究员认为，炎黄是紧接神农氏而来的一个时代，炎黄称雄的时代当拟划在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若以北方的考古学文化为坐标的话，可称之为仰韶时代。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认为，炎帝神农氏正处在中华文明开创阶段的前夜，炎帝神农氏最终完成了人类社会生产由刀耕火种转变为锄耕农业；人类自身生产由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为中华文明开创阶段的到来，奠定了最后一块坚石。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审宋超认为，湖南里耶与湖北周家台“祠先农简”表明，至少从秦始皇时代起，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祭祠“先农”已蔚成风尚。特别是官府以“少牢”祭祀“先农”，更显示出“先农”地位之崇高，亦为入汉之后“先农”与“神农炎帝”的合一奠定基础。里耶及周家台秦简所见祠“先农”之简文，可能与周人先祖后稷无涉。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周延良教授认为，《周易》整合、改造《连山》、《归藏》而形成，《连山》、《归藏》虽已亡佚，我们仍可借助于残存的相关文献，考释它们之间的连带关系以及“易”文化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历程中的基本脉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学理认为，秦灵公立畤祭炎黄二帝与周人有关，有团结周人之意，是秦人向东发展的战略需要。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彭曦认为，世界上对龙凤的崇拜，以龙凤为审美导向的强烈观念，为我炎黄子孙所独有。龙和凤已凝炼成炎黄子孙同宗共祖、寻根问祖的文化符号——文化意义上的图腾。
宝鸡文理学院教授王磊认为，炎帝是历史象征符号，是中国由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的转折性标志；炎帝是精神象征符号，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观念和行为特征。炎帝精神造就了中国的农业文明，但农业文明成熟稳定之后，炎帝精神却渐渐远去。农耕这种生存方式和手段被目的化了，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根本目的反被遮蔽、淡忘。我们应该找回失落的炎帝精神。
宝鸡文理学院图书馆馆长孔润年教授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两个炎帝：作为历史人物的炎帝和作为信仰符号的炎帝。官方祭祀作为历史人物的炎帝，民间祭祀作为信仰符号的炎帝。这两种祭炎活动，都发挥着推动文化认同、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的意义。我们应该以尊重历史、尊重群众、尊重信仰的态度对待民间信仰中的炎帝崇拜。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薛瑞泽教授认为，汉代人笔下的炎帝神农氏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夹杂着汉代人的情感和理想的因素在内，反映了汉代人的历史观。关于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与耕作技术进步的记述反映了先民对农业起源的贡献，而对神农氏时代新的社会秩序的构建则再现了汉代人对社会进步的认识。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夏增民认为，战国以至秦汉，关于炎帝的身份以及其与黄帝关系的记载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黄帝为主的五帝次序的更换和炎帝与神农氏的并合。早期中国对炎帝和黄帝的文化认同，体现了时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大一统”理念的认知和实践，从而造就了一个由血缘认同到精神认同的文化格局。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陈战峰博士指出，古代诗歌记载了炎帝的世系，歌颂了炎帝的贡献，有助于炎帝文化的历史传播，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炎帝族在“大火历”发现与应用上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准确理解“朱光”、“朱明”的所指以及炎帝祭祀礼仪的“尚火”特色。
四、炎帝文化与中华民族
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认为，炎帝或许是一个真实的人，更大的可能是一个时代众多英雄领袖人物的复合体。历史上即使不存在炎帝神农氏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但应该真实地存在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基于此，将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应该没有疑义。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沈长云认为，上古时期的人们喜欢以自己的祖先来代表自己的族类，这样便由姬姜联盟衍生出了炎黄联盟或黄炎联盟的说法，黄帝与炎帝也自然成为了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郑州大学教授王星光认为，炎帝神农作为诸多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倍受人们称颂，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主任高强教授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炎帝起着构建共同心理、强化认同意识的作用。我们要摒弃炎帝的神格形象和治统形象，保留其道统形象和血统形象，尤其要彰显人文初祖的形象，从而最大限度地弘扬重视民生、开拓进取、凝聚统一的炎帝精神。武汉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吕书臣认为，炎黄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感情基础、思想基础和精神基础，而且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不竭源泉。宝鸡炎帝研究会副会长葛祥邻认为，中华炎黄文化主要包括始祖认同、功德认同、祭祀认同、胜迹认同、后裔认同、原始族团认同、国族认同、元典认同、节庆风俗认同和宗亲认同十个方面的表现。
台湾海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郭展礼教授认为，炎黄文化与台湾文化同根同源，台湾移民与中原“血浓于水，唇齿相依”。两岸人民应以发扬炎黄文化为基础，才能共创两岸人民的同种、同根、同源的相应关系，两岸人民宜冷静思考两岸和谐的未来。
吉林大学教授吕文郁在对主要姜姓国家的初封、地望、变迁及存亡情况进行了详尽考证后指出，由于炎帝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其后裔所建之姜姓国家数量庞大，支系繁多，分布极广，几乎遍及华夏。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张海瀛研究员认为，在中华姓氏形成发展过程中，源于炎帝的姓氏早于源于黄帝的姓氏；而源于黄帝的姓氏，则又多于源于炎帝的姓氏。华夏儿女以炎黄子孙自称，正是对于炎黄二帝是中华姓氏之祖的认可和肯定。炎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巨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首都师大历史系教授杨生民在梳理了炎帝的身世渊源，叙述了炎帝的活动情况后，认为“炎帝七十世有天下”的记载应当予以重视。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高凯指出，从广布于各地的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人骨资料反映，当时原始部落存在着严重的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各部落之间的联姻方式、婚姻形态和政治格局，而且也产生了“姜”、“姬”、“姞”等一些有“女”字部首的姓氏。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东晨认为，炎帝是中国文明起源阶段最为集中和典型的代表人物。戎羌是炎黄之后，出自戎羌的藏族也是炎黄之后。炎黄不仅是中国古代“五大族团”的祖先，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西南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李德书从古羌人的发祥地、羌族有无文字、羌文化与大禹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淮阴师院中文系教授萧兵认为，羌人是姜姓“直系”后裔。由于生产与生活需要，地理环境与气候变化，尤其是族群的迁动与转移，“炎帝文化系”之羌人由陕甘青高原向四方播散。
五、炎帝文化与增强文化软实力
台湾玄奘大学社会福利系副教授查重传、张钊嘉以2008北京奥运及2009台北“听奥”作为两个成功案例，予以比较研析，据此作为海峡两岸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最佳例证。主张应着眼于姜炎文化的演进及其时代意义，应该探究它如何具体转化为文化软实力。
宝鸡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明科认为，要把炎帝农业文化这个得天独厚的人文和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资源，关键是要真正认清以农业为核心的姜炎文化的巨大潜力，紧紧抓住原始生态农业这个核心，努力打造宝鸡炎帝农业文化发源地这一品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任登第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教授牛淑卿认为，宝鸡是炎帝故里，有责任带头传承姜炎文化，有责任把宝鸡建设成和谐之市及中医药之乡，在全国树立一个弘扬中国文化的光辉榜样。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刘芳认为，宝鸡民俗事象使我们对炎帝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能体味，使炎帝故里旅游文化更具吸引力和亲和力，应该成为开发炎帝文化资源的重要内容。苏州大学、大连大学教授汪榕培认为，姜炎文化走向世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时代的需要，建议将重要的文献译成英语，对外宣传。
此外还有学者就如何深化炎帝文化研究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认为，应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角度展开科学探索；在揭示姜炎文化“源”的价值的时候，注意姜炎文化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应当看到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古史传说有实有虚，古史研究一定要处理好虚实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光指出，疑古思潮及各种形式的反传统主义统治中国学术研究，这是中国古史、古文化，更是炎帝文化研究的屏障。要重新认识古史分期、中国历史开端、传说时代诸问题；对中国文明探源路数进行反思；对考古学上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对古文献研究和理解上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要用中国钥匙开中国锁，采取整体的研究和领悟，以求解决局部的方式，使炎帝文化研究出现全新的局面。
总之，本次论坛主题鲜明，成果丰硕，是一次高规格、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必将进一步深化炎帝文化的研究，促进宝鸡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