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有巢氏，在给三皇五帝进行时代划定时，也有一种做法是把“有巢氏”划定为距今200万年至5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李伯谦：《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炎黄文化研究》（第八辑），大象出版社，2008年。有巢氏不在三皇之列，但在《韩非子》和《庄子》等书中，显然是把他作为人类的初期来对待的，此时人类混迹于禽兽之中，为避野兽的伤害，于是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暮栖木上”，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把有巢氏划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应该是可以的。只是，作为人类初期的历史文化特征，在由猿转变为人之后，考古发现的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是居住在洞穴之中的，人类在居于洞穴之前，是否有一个阶段是普遍都居住在树上，现在还不能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而考古学所发现的诸如河姆渡那样的干栏式房屋建筑遗址，其时代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所以，庄子等人在说“有巢氏之民”时，很可能是参照了当时“南越巢居，北朔穴居”的民俗，而把它安排在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初期，在今天尚无法确知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是否普遍地居住在树上的情况下，我们不主张用“有巢氏”来作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这一阶段特征的概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二、五帝传说所代表的历史时代
在各种五帝组合模式中，《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组合模式是当今学术界许多人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模式。这是一个具有祖孙发展关系的纵向排列的模式。按照《五帝本纪》中的排列顺序，黄帝为五帝之首，其余四帝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儿子，即黄帝之孙。帝喾的父亲叫蟜极，蟜极的父亲叫玄嚣，玄嚣与颛顼的父亲昌意都是黄帝的儿子，所以，帝喾是颛顼的侄辈，黄帝的曾孙。尧又是帝喾的儿子。而舜则是颛顼的六世孙。司马迁《五帝本纪》中的组合模式和祖孙关系所反映出的五帝在历史舞台上称雄先后的时间顺序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但认为黄帝与其他四帝即五帝之间在血统血缘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有问题的。我们将五帝所表现出的先后时代关系称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实”，而将其一脉相承的血缘谱系称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虚”。
我们知道，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新石器文化星罗棋布，新石器文化遗址数以万计，创造这些新石器文化的氏族部落部族林立，即使后来组合成几个大的部族集团，各大族团之间起初也是互不统属，根本不可能是万古一系。因而对于司马迁等人把原本属于不同部族或族团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的族属描写成一系的做法，需要予以纠正。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司马迁以及《大戴礼记·五帝德》的作者和《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禹贡》的作者们都生活在具有“大一统”观念的时代，他们将原本属于分散的材料，原本属于不同系统的部族的领袖人物或部族宗神，经过作者的取舍、加工、合并、改造等一番功夫，或者是安排构筑在一个朝廷里，或者是组合成“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万古一系的大一统的古史体系中。今天我们在面对《五帝本纪》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谱系时，不必拘泥于被称为“五帝”的这些传说人物或宗神是否具有血缘上祖孙关系，而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代表了当时不同的部族族团称雄或称霸一方时的时代上的先后早晚关系。
在人们习惯的说法中，每每是炎黄并称，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炎帝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与黄帝族并存的。《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说的也是黄帝族与炎帝族长期并存。但炎帝族称雄的时间似乎较黄帝族为早，因而后来的一些文献中把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虽说炎帝族在农耕方面是有贡献的，但鉴于我们在论述三皇时所提出的“神农氏与伏羲氏、燧人氏一样，都是一个时代性标签，实可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文化符号”，而“炎帝”却是炎帝族的宗神，是可作出族属辨析的，因而我们赞成徐旭生等学者所主张的神农与炎帝合为一人是在太史公司马迁之后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14页；罗琨、张永山：《原始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虽然在《五帝本纪》、孔安国《尚书序》等五帝模式中并没有炎帝的位置，但是既然炎帝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黄帝族并存，那么所谓黄帝时代也就可称为炎黄时代。
我们主张《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组合模式，表现出的是诸部族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代先后的关系，可以得到《左传》昭公十七年的证实。《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
昔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郯子所说的“自颛顼以来，不能纪于远，乃纪于近”，这已经表明有关黄帝、炎帝、太皞、少皞等神话传说所代表的“时间深度”远比尧舜禹时期大得多，颛顼可作为二者的分水岭。此外，颛顼之前的着名氏族部落或部族多以图腾作标志，也能说明这一问题。文中所提到的用云记事的黄帝氏，在有些文献中又号称“轩辕氏”和“有熊氏”。“轩辕氏”即“天鼋氏”，亦即青铜器族徽铭文中的“天鼋”族徽；“有熊氏”即青铜器族徽铭文中的“天兽族”族徽铭文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列子》也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这10种不同的鸟兽，实际上应是10个氏族的图腾，也是他们的族姓与名称，表现在铜器上就构成“天兽”族的各种鸟兽族徽铭文，在文献中被统称为“有熊氏”。总之，铭文中“天鼋”族与“天兽”族这两类族徽铭文中都有“天”，所以，所谓“以云纪”云云实即“以天纪”而已。至于用龙记事的太皞氏和用鸟记事的少皞氏等都是以图腾作标志，这在我国学术界已有某种程度的共识。而在人类学中一般认为图腾制度是跟母系制共存的，由母系制转化为父系制，图腾制度便式微和瓦解，氏族名称也改变了，但仍保留着图腾的痕迹。马克思说：
很有可能在世系过渡到按男系计算以后或还早一些，动物的名称就不再用来标志氏族，而为个人的名称所代替。
自此以后，赋予氏族名称的祖先，就于时俱变了。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择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7页。
可见，以颛顼的出现即以颛顼族称雄显赫为其界限——在其前，“为鸟师而鸟名”；在其后，“为民师而命以民事”——的现象，恰与马克思关于是否以动物的名字来标志氏族是划分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的界限的理论相吻合，这有助于证明两个观点：其一是颛顼以前的黄帝时期要远远地早于颛顼之后的尧舜禹时期，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有关黄帝、炎帝、太皞、少皞等神话传说所表达的“时间深度”要远远地大于颛顼之后的尧舜禹等神话传说所表达的“时间深度”；其二是颛顼之前的黄帝时期其世系或者是按女系计算和或者是处于由女系过渡到按男系计算的转型时期，颛顼之际，新的按男系计算世系完全获得了确立。所以《淮南子·齐俗训》说：“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避）男子于路者，拂（《太平御览》作“祓”，当是。）于四达之衢。”为此，徐旭生先生说：“大约帝颛顼以前，母系制度虽然逐渐被父系制度所代替，但尊男卑女的风俗或尚未大成。直到帝颛顼才以宗教的势力明确规定男重于女，父系制度才确实地建立。”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5页。
如此说来，颛顼在中国史前史的地位极为重要。他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自颛顼以来，不能纪于远，乃纪于近”，有了后世天文历法意义上的年代记忆，相传有“颛顼历”也当与此有关；第二，进入颛顼时期，可以看到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间的明确的界标，它成为两个社会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的分水岭；第三，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天地通”《国语·楚语下》。的做法，说明当时已出现专职的神职人员，这意味着一个祭祀兼管理阶层的形成，宗教祭祀已被统治阶层所垄断，从而使得社会进一步复杂化，这是文明化进程中划时代的现象之一。这样，以颛顼为界标，从颛顼到尧舜禹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即邦国产生的时期，也是邦国联盟或称族邦联盟的时期。当时万邦林立，未有中央统一政权，那些邦国的规模和势力所及的范围较小者为一般的初始国家，而那些特别强大者则可称雄或称霸于一方，并在其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到尧舜禹时期结成了邦国联盟，其盟主实有众小邦共主的地位。所谓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所禅让的只是盟主或雏形共主的领导地位，并不影响其为本国之君，也就是说，唐尧、虞舜等实有双重的身份，为一国之主是根本的，盟主或雏形共主之位是兼任的，唐尧禅位与虞舜所传的是盟主或雏形共主之位，而不是唐国君主的君位王树民：《五帝时代的历史探秘》，《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当然，在禅让的背后，禅让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唐尧、虞舜等诸邦国势力互有消长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当时尚未形成具有稳定的天下共主的王朝国家结构，因而邦国盟主或雏形共主很难由一族一国长期占有，只有到夏代，天下共主的地位被作为王邦的夏后氏长期占有和世袭时，才形成多元一体的具有复合型国家结构的王朝即王朝国家。
以上我们将司马迁《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样的五帝世系转化为不同族属的五个较强大的部族或族邦雄霸一方时的早晚关系亦即时代上的先后次序，我们认为这才是五帝传说所反映的一部分历史真相。由此我们还可以对五帝时代作进一步的历史划分，若用三分法的话，则可划分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禹之前期）”这样三个时代或时期。那么，文献上的这三个时期与考古学有着什么样的时间对应关系呢？
我们认为，炎黄是紧接神农氏而来的一个时代。神农氏时代，它代表了农业的发明和农业的初步发展阶段。根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国南北农业的起源在距今12000年至9000年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第一次获得较大发展的阶段是距今8000年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既已划定在距今12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那么，炎黄称雄的时代当拟划在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若以北方的考古学文化为坐标的话，距今7000～5000年的范围属于仰韶文化时期，可称之为仰韶时代。
前面已讲到，仰韶文化中出现的人面鱼纹可与《山海经》所说的炎帝族氐人国（互人国）“人面而鱼身”的图腾标志相联系；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的鳖纹（又称蛙纹）可与黄帝族中的轩辕氏（天鼋氏）相联系。而这些都可作为我们把炎黄时期划定在仰韶时代的一个依据。
颛顼、高辛氏时期，《国语·楚语》记载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的现象，说明当时的社会中已出现诸如“南正”、“火正”、巫觋之类的神职人员，也意味着已形成一个祭祀管理的阶层，这是史前走向文明的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所以，颛顼、高辛氏时期是古代中国邦国文明的草创期，这应当属于距今5000～4500年的龙山时代前期。
尧舜禹时期是夏商之前的所谓“万邦”时代，这时大江南北、黄河内外都有邦国兴起，有的还结盟为族邦联盟，属于王国之前的邦国文明阶段，当与考古学上距今4500～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后期相对应。
总括本章所论三皇五帝与考古学的时代对应关系，并参照李伯谦先生在《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一文中所列出的“考古学重建的中国古史体系”，可重新列表如下：
考古学与传统史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对应关系
考古学时代传统史学的古史体系年代社会形态主要经济生活方式
旧石器时代晚期伏羲氏燧人氏距今15万年～12000年原始群、氏族渔猎、采集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神农氏距今12000年～7000年氏族、部落渔猎、农业、畜牧业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时代炎帝、黄帝距今7000年～5000年部落、部族农业、畜牧业、手工业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前期颛顼、帝喾距今5000年～4500年邦国的草创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后期尧、舜、禹距今4500年～4000年邦国农业、畜牧业、手工业
青铜时代夏、商、周距今4000年～2000多年王国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
铁器时代秦-清距今2228年～公元1911年帝国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