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在上述北方地区夏家店文化以来是没有的，可见正是迁徙周原、立国称周后，姬姜二姓的联合，奠定了周人国家迅速发展强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
由上可见，在中华文明史上，炎帝神农氏族群创造的姜炎文化，其最根本的特质和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农耕文化、农耕文明。这里之所以提出农耕文化、农耕文明两个范畴，是因为二者既在内涵上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区别。文化是人类一切直接和间接创造物的总和（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诸层面），是人类区别于其它生命世界的本质特征和属性；而文明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孕育产生于原始或曰野蛮社会、而又与原始和野蛮对立之物，文明已经是在整体上超越了原始文化、野蛮文化的划时代的新文化。而对于包括炎帝神农氏族群繁衍生息的陕甘青地区在内的广大东亚大陆来说，农业一经发明，虽然农耕文化区因历史上气候变迁有过盈缩，但总体上仍呈扩展进步之势，农业作为基本或主要的生业或社会经济部门，在多数地区仍一以贯之。易言之，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直至工业革命之前，在凡是基本适合它发生、发展的地方，实即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农业最终总是以其难以替代的优势使得其它生业处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充分显示出它自身作为第一产业、并能与时俱进的优越性或先进性。在东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上、中游和长江上游地区，出自羌族的炎帝神农氏族群创造的农业或曰农耕文化，显然长期扮演了这种先进和引领角色，持续发挥着辐射凝聚、促进历史发展的强大作用。而炎黄集团农业或曰农耕文化引领的历史进程的延伸，遂导致了农业文明时代，也就是由炎黄集团发展扩大而来的华夏集团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时代。
炎帝族群及其姜炎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另一大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古代政治方面。我国上古政治文明的一大表征，就是其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形式上的共主政治及其秩序。我们曾经指出，在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社会的整体发展尤其政治经济水平尚不足以奠定大范围内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基础，因此，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模式，所谓共主及其秩序，就是一定地域内诸邦国中的最强者及其为首组成的联盟，诸邦国一般并不直接构成共主政权下的政区，但又存在政治（包括宗教祭祀、意识形态等）、经济上一定的从属性规约联系，以及文化上的认同联系。虽然上述联系并不十分稳固，但其中孕含着邦国向政区演进的深刻因素和趋势。反过来，共主政治也必以林立的族群邦国为基础。我国夏商周三代，正是在此基础上，由“天下万邦”的共主政治体系逐渐演进以趋于统一帝国的漫长过程。只要统一真正到来的条件尚未成熟，共主政治秩序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延续。彭邦本：《古城、酋邦与共主政治的起源——以川西平原古城群为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川大史学·专门史卷》（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般而言，承史前部落联盟或邦国联盟传统而来的早期国家，起初规模都颇小，并且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往往是若干以古城聚落为中心的小国并存于同一区域，这些被习称为“城邦”或“邦”、“方”、“方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必然发生持续的互动：从经济交换、文化交流、政治交往到军事冲突、争霸、征服。如同史前的征服通常是把战败的共同体纳入自己的从属体系，以形成更大的政治联合体，早期文明阶段征服的结果也往往采取了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方式——将战败的邦国不是彻底“砸碎”其组织结构，而是基本保留、整体纳入自己的政治统治秩序，由此导致在并存区域内共主政治局面的形成。
但是，三代共主政治体制和秩序并不是在夏初突然产生的，此种早期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秩序，本质上是一种联盟政治，它几乎直接源于五帝时期的族群联盟体制。在史前时代，每一个原始共同体组织都生存、活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其晚期，这样的先民共同体已经广泛分布于东亚大陆上，传世文献也反映当时邦国林立，史称“黄帝时万诸侯”。到虞夏之际，大体仍是这样的景况。史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按此即《国语·鲁语下》仲尼所云：“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群神即所谓万国之诸侯，是远古神权政治术语在春秋时代的孑遗。由此说来，则比黄帝略早的炎帝时期当更是如此。文献传说反映的这种半文明半原始的族群组织，确实在炎黄五帝时期有很大发展，并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充分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在与传说中的炎黄五帝时代相当的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近年来黄河中游地区的考古工作发掘或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大小聚落和古城，构成了区域性的网络状聚落群。同一个网络群中的诸聚落，通常也大体属于考古学上的同一文化类型，而且显示出主从等级之分，反映了族群邦国林立的史实。而从炎黄五帝集团生息繁衍所在黄河中游看，仅在山西和河南地区，近年来已经公布考古资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古城，就有郑州西山顾月忠：《仰韶时代古城址重见天日、我国城市起源史上推近千年》，《光明日报》1995年9月18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平面略近圆形，城墙采用先进的方块版筑法。城内外揭露和清理了大批房基、窖穴、灰坑、墓葬和瓮棺。发掘的200余座墓葬中已经出现父子合葬和夫妻合葬墓，表明家庭结构已经发生由母系向父系社会的根本转变。安阳后冈胡厚宣：《殷虚发掘》，三联书店，1955年版；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登封王城岗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淮阳平粮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辉县孟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郾城郝家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新密古城寨和新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平顶山蒲城店魏兴涛等：《平顶山蒲城店发现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城址》，该文于2006年3月5日发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山西襄汾陶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63～82页；何弩、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何弩、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何弩：《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国家文物局主编《200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81～5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等。围绕黄河中游的这些古城，往往形成在考古学上等级不同的聚落群，反映了史前共同体族群的分布。在这样的城邑聚落群中，产生人类学或历史学上与之同时期的部落或邦国联盟，可谓势所必然。具体而言，与这些城邑聚落相应的族群邦国，至迟从炎黄以来，就相继走上了按血缘和地缘联合的道路，血缘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包括通婚联姻和收纳养子族群而血缘认同扩大的途径，逐步拓展为更宽泛的亲缘认同，从而形成了若干兼有地缘和亲缘关系的区域族群集团。上个世纪前期蒙文通先生关于上古族群和文化的三分说，率先提出了河洛、海岱、江汉三大区域族群集团的观点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五卷），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2～62页。蒙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重提此说云：“上古居民约可分为三个集团，分布在北（河洛）、东（海岱）、南（江汉）三个地域。”载蒙文通着《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44～45页。；接着徐旭生也把传说中的上古部族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7～127页。与蒙先生之说大同小异，但相得益彰。应该指出，三分说是对于传说时代先民区域族群集团最高层次的划分。其中的华夏或曰河洛集团，正大体对应黄河中游的黄帝等五帝联盟。而黄帝联盟的前身，正是炎帝为首的更早的联盟。《史记·五帝本纪》追述了黄河中游地区的这一联盟从炎帝时期向黄帝时期演变的曲折激烈过程。
《五帝本纪》系根据《尚书·尧典》、《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姓》等先秦文献写成的，而上述文字明显地反映出“诸侯咸归轩辕”之前，有一个炎帝神农氏为“天子”或曰共主，即“诸侯咸归神农氏”的时代。黄帝联盟或曰共主秩序，不过是对炎帝联盟或曰共主秩序的继承和发展而已。
除上述农业和政治文化贡献外，炎帝或姜炎族群对中华文明还有许多其它的发明创造和贡献。如史载其时“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此即历代盛称其遍尝百草、“和药济人”之感人事迹。《世本》云：
“垂作耒耜”。宋衷注：“垂，神农之臣也。”
“垂作耨”。张澍按：《古史考》“神农作耨。”张澍稡集补注本，《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6页、第17页。
这说明，炎帝神农氏不仅相传发明了农业，教民耕稼，而且还发明了耒耜这两种上古最基本的农具，发明和发展了耕耨技术。《周易·系辞》也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世本》又云：
“神农作琴”；
“神农作瑟”；
“神农乐曰《扶持》”。张澍稡集补注本，《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82页、第45页、第6页。
可见炎帝神农氏及其族群在音乐艺术等精神文化领域也有杰出的创造和贡献。不仅如此，《庄子·胠箧》云神农氏时已行“结绳而用之”的记事方法。《周易·系辞下》谓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乃历史上实行集市交易最早的传说记录。《世本》亦记“蚩尤以金作兵器”、“垂作规矩准绳”、“垂作铫”等。根据汉朝宋衷注，“蚩尤”和“垂”，皆“神农臣也。”则神农君臣发明甚多，后世甚至传说他“作陶冶斤斧，为耜鉏耨”，可见其众多贡献尤其集中在农业、手工业方面。
由于传说中炎帝做出了如此众多的历史贡献，则他之被华夏子孙代代奉为至上神明、人文圣祖，可谓实至名归。相传在炎帝之前，重要的人文初祖还有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等，都有过不同的重要贡献，而与炎帝大致同时或略晚的黄帝，相传有更多的重大贡献。他们与炎帝一道，共同开启了中华最早的历史，成为传说中最早的中华始祖，创造了我们民族薪火相传5000年的优秀文化。
炎黄诸帝等人文初祖，是传说中中华民族先民的杰出代表。其诸多划时代创举和重大贡献，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国人历来尊祖敬宗、慎终追远。追溯炎帝神农氏等先祖们筚路蓝缕、肇造中华文明的这一段历史，不仅可以触摸其文化脉搏，深切感受中华文化浩瀚长河古老而永恒的生命力，而且可以开启我们的心智，加深领悟历史规律，增强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助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