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张行成此说，《连山》、《归藏》“二易”唯有“图象”和“法数”“而未有书”，“未有书”就是没有文字。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张行成此说“未有书”的范畴内也与理解《易传·系辞》有着深层的关联。
这是早期“易”学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也是《连山易》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
第二，以图象为起点形成了早期的象数特征
考察这个问题，自然涉及到原始“易”学的“图象”和“数码”，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三坟》书应该是最早成为形体的“图象”和“数码”系统——可以称之为“象数”我们于此强调，这里所说的“象数”与汉末的“象数学”有着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但也有别于汉末形成的“象数学”的“象数”。汉孔安国就图象与书契形成与演进的历史概况有过论说。《尚书序》云：
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正义》。
这就是所谓的《三坟》、《五典》。这里，直接涉及到的问题是《三坟》中《山坟》与《连山》的关系以至于与早期“象数”的关系。所谓《三坟》书是指《山坟》、《气坟》、《形坟》。春秋时期仍有《三坟》存续，孔安国此说定有所据，《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二年载曰：
（楚灵）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四十五。
春秋时期，楚国史官倚相能读《三坟》等古书，《三坟》在春秋时期依然存续，《左传》此记可谓信史。《三坟》真伪之争历史上不绝于书，笔者所谓“信史”者，盖指实于《左传》中所及，它则不论也。《三坟》书悉为“象数”之体，虽无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的记载大致可以肯定，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经类·易》曰：
《三皇太古书》亦谓之《三坟》：一曰《山坟》，二曰《气坟》，三曰《形坟》。天皇伏牺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人皇神农氏本《气坟》而作“易”曰《归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坟》而作“易”曰《坤乾》。虽不画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山；《归蔵》之大象有八曰：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而统以气；《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而统以形。皆八而八之为六十四。其书，汉魏不传，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卷六十三。
此所记载，可未必尽信为实，但其大体不乖，宋、元间马端临虽就郑樵论传世《三坟》有所讥驳，但对《三坟》之“象数”属为古“易”学正体亦得为颔首，《文献通考·经籍考·经书》曰：
……今所谓《三坟》者曰《山坟》、《气坟》、《形坟》，而以为《连山》、《归蔵》、《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谓“大象六十四卦”则亦是“易”书……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卷一百七十七。
马端临沿用传统的大多数前代学者所认为的《三坟》书是“三易”所作的参照，肯定了“大象六十四卦”是“易”书的主体。按照郑樵的记载，《连山易》的大象为“八”——是“象”与“数”的组合，因此，“象数”在《连山易》形成之端就已经产生了，传世《山坟》或《连山》的文字是后人的附益。
《连山易》初始所具有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是“图象”，也可以称为“象数”，因为它的刻画一定是有符合当时规则的要素，所以，称之为“象数”应该准确——这一结论是根据文献和出土原始文化遗址相关内容的认识。《子华子》《子华子》自宋以后盖有伪书之嫌，但上所引述是正确的。说：
……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连山》以之而呈形，《归藏》以之而御气，《大易》以之而立数也。《四库全书》本，卷下。
所谓“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其实就是“太极”、“两仪”和“三才”的关系，《子华子》要说明的是“易”形成的原理，这个“易”学也是原始哲学中最古老的原理就是“象数学”——《周易》是这样形成的，《归藏》是这样形成的，《连山》也是这样形成的；所谓“《连山》以之而呈形”，《连山易》以物质世界的“山”为取象的参照和依据，它是有具象形体可见的，因此，谓之曰“呈形”——“山”是物质本体，是有形的，以“山”为参照而创造的《易》卦象是喻体，这是对《连山易》表层文化特征做出的概括。《子华子》对《连山易》等“三易”这段文字的概括，其实，是就《连山易》初始阶段文化形态的概括。
又，关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形成，必定有一个发展历程，前引《帝王世纪》说：“庖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淳于俊也说“神农演之为六十四”，“易”从八卦到六十四卦是经历了一个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这里，主要指涉《连山易》，皇甫谧和淳于俊的认识是否有历史记载作为依据？现在已无从知晓，但基于对中国“易”学的认识，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连山易》从产生到发展，至少经历了“八卦”的始创和“六十四卦”的发展。这里，有必要就历史上“文王重卦”之说做辨证。历史上所谓的“文王重卦”，可以视为文王对《周易》“六十四卦”的修正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引“李嘉会曰：文王所重，盖繇辞也，”（卷四十二）又案，宋李过《西溪易说·原序》也认为“盖文王所重，重《易》六爻也。”是相对《周易》而言，与《连山》、《归藏》无关，因为在文王出世之前的千百年即有了演绎的“六十四卦”，不待文王出世以后为之。宋代以来，对“文王重卦”之说即有置疑。宋李过《西溪易说·原序》说：“盖伏羲、神农、黄帝各有《易》，其卦已重为六十四，夏、商、周《易》名特循三皇之旧耳。”据《四库全书》本。李过认为在“伏羲、神农、黄帝”时代“其卦已重为六十四”，“重卦”者非文王所为。又宋易袚《周官总义》说《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云：
宓戏氏始画八卦，历代传之以为《易》。夏得人统，其《易》以“艮”为首，谓之《连山》，言艮为山，如山之相连而不絶也；殷得地统，其《易》以“坤”为首，谓之《归藏》，言地势坤万物，归而藏乎其中也；周得天统，其《易》以“乾”为首，谓之《周易》，言乾为天，天道变易而不可穷也。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然传记所载文王重易为六十四卦，今此“三易”之别皆六十有四，则是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也。《四库全书》本卷十五。
易袚《周官总义》在“礼”学史上是有影响的着作，上引文字概说“三易”文化特征之后，直接结论为“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可证，《连山易》产生、形成之后是经历了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文化发展。从“八卦”到“六十四卦”是上古“易”学从简易的“图象”到有规则、法式的“象数”的文化发展历程，因此可以认为，到《连山易》做就的时代，它已经完成了“象数”的文化建构。
“象数”是《连山易》重要的文化特征。
第三，《连山易》的占筮与巫卜属性
《连山易》是占筮之书，也可以称之为筮卜文化，称之为筮卜文化似更合适，《周礼》中所记内容虽不可谓完备，但据相关的记载，大抵可知其巫卜中的文化特征。上引《周礼·春官·簭人》“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其下记载“九簭之名”曰：
……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周礼注疏》卷二十四。
“九簭之名”是从“三易”中派生出来，即“三易”中的每“易”皆以“三”为基准之数，三三相得是为九，而且每一“簭”亦有名义。郑玄注云：
此“九巫”，读皆当为“筮”字之误也。更，谓筮迁都邑也；咸，犹佥也，谓筮众心欢不也；式，谓筮制作法式也；目，谓事众筮，其要所当也；易，谓民众不说，筮所改易也；比，谓筮与民和比也；祠，谓筮牲与日也；参，谓筮御与右也；环，谓筮可致师不也。同上。
这里记载的是西周用“三易”占筮，其中《连山易》自然有“九簭”中之“三簭”。西周用《连山易》为筮卜，至少可以证明：一，西周依然有《连山易》存在，直到春秋时期，依然传承；二，《连山易》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是筮卜——这在“易”学史上有诸多研究论着传世。宋王与之《周礼订义》释《周礼·大卜》“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引郑锷曰：
正卦皆八，自八相生，别而重之，八八所以皆六十四卦也。然三代之《易》，名异而卦不异，盖卦虽同，而所占者异也。《周易》以九六为占，而《连山》、《归藏》以七八为占。《周易》占其变者，《连山》、《归藏》占其不变者。（卷四十二）
郑锷此说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强调三代之“易名异而卦不异，盖卦虽同，而所占者异”的客观存在因素等等，比较具体地说明了《连山易》、《归藏易》、《周易》筮卜文化属性。郑锷此说的历史依据除了《周礼》中所载之外，《春秋左传》中的相关记载也是很重要的史证来源，《左传》襄公九年载曰：
穆姜薨于东宫［杜预注：太子宫也，穆姜淫侨如，欲废成公，故徙居东宫，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预注：艮下艮上。《周礼》大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
据此所记可以肯定，春秋时期“三易”并行于世，所记“遇艮之八”，虽未明示《连山易》抑或《归藏》之卦象，但春秋之际仍有《连山易》、《归藏易》而且仍用于筮占，此记可为力证。按照杜预的解释，《连山》与《归藏》是以“七八”为占。此说是相对《周易》筮占而言，《周易》是以“九六”为占。“九六”别为“阳（九）”、“阴（六）”，属可变之爻，《连山》以“七八”为占，也别为爻数，但属于不可变，即如前引郑锷之说。《左传》所记“遇艮之八”是占筮所得卦象，以理推之，应是《连山易》卦之象——《连山》盖以“艮”居首，大抵可证。《连山易》尚未见出土文献资证，但《归藏易》已有出土的秦简证明并不是汉代人作伪，在春秋时期仍有《连山》、《归藏》并行于世，也可以说《连山易》见诸《左传》不伪。但历史上还是有置疑之辞，唐孔颖达疏解上引文字曰：
……其《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占七八之爻。“二易”并亡，不知实然以否。世有《归藏易》者，伪妄之书，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为用《连山》，为用《归藏》。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为先代之“易”，其言亦无所据。同上。
孔颖达所说的“世有《归藏易》者，伪妄之书，非殷“易”也”，是否定当时流行的《归藏易》。《归藏易》不伪一如前说。孔颖达虽未指伪《连山易》，但所谓“不知此筮为用《连山》，为用《归藏》”者，仍是未定之意。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孔颖达对《左传》此爻辞的真实性是肯定的。春秋时期的《连山易》不伪固然可信，但它是经过了西周卜筮之官的整理和修订。南宋郑樵就《连山易》以及《归藏易》、《周易》的占筮形态有所论说，郑樵《通志·艺文略·经类·易》：
……“三易”皆始乎八而成乎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备也。但法之所立，数之所起，皆不相为用。《连山》用三十六策，《归蔵》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诚以人事代谢，星纪推移……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卷六十三。
《连山》与《归藏》的占筮用蓍策是不是如郑樵之说，固不可遽为然否，但郑樵此说是建立在文化发展动态规则中的认识观念应予首肯，他提出的“《连山》用三十六策，《归蔵》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结论是西周整理过的“三易”。我们要强调的是：《连山》的占筮文化属性，在诸多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是可信的。
占筮与巫卜是《连山易》重要的文化特征。
余论
《连山易》产生于史前——这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但它产生于史前哪个部族？或哪个部族之长所为？这是至少现在尚无法结论的问题！原因有二：第一，历史文献中提供了无法考实的记载（已见上文）；第二，尚无考古文物或文献证明。所以，现在就结论《连山易》是某部族或某部族“首长”所创制，等等，显得很无知！
根据以上的考述，作为华夏人类的早期文化，《连山易》的产生和存在应该没有疑问，所谓的“疑古辨伪”之徒所论，可以成为反面的证明。
《连山易》产生于文字产生之前，换言之，在尚未产生文字的时候，《连山易》就创造出来了，这个结论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只是今天已经见不到《连山易》最原始的形态了，而今天见到的残文，当然不是《连山易》的原始遗存，而是经过有了文字时代的人不断改造、创制的产物。就今天可见的历史文献而言，最早的《连山易》残文遗存文献是《春秋左氏传》，它是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形式，而不是图象和数码，因为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代，《连山易》已经经过改造和创制从图象、数码异变为文字和象数。以《连山易》为伪书的人往往把这种改造和再创制的产物作为依据确定为“伪”，实在是很可笑的认识问题方式。郑樵是南宋初年疑古辨伪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但辨证《连山易》、《归藏易》的真伪问题却是平允求实，《通志·艺文略·经类·易》说：
《连山》亡矣，《归蔵》，唐有司马膺注十三卷，今亦亡。隋有薛贞注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经齐母本蓍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辞质，其义古，后学以其不文则疑而弃之，往往《连山》所以亡者，复过于此矣。独不知后之人能为此文乎？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较《商易》，则周、商之文质，可知也。以《商易》较《夏易》，则啇、夏之文质，又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乎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备也。但法之所立，数之所起，皆不相为用。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卷六十三。
郑樵此论可为参考、借鉴，又南宋末朱元升作《三易备遗》，论及《连山易》，比之以《河图》、《洛书》之象，也是很有见地之论。《三易备遗·（连山）述意》：
夫《连山》者，“三易”之首也。案《周礼》疏谓：夏曰《连山》，又述杜子春谓《连山》为伏羲“易”，夏因其名，是知《连山》作于伏羲，夏后氏用《连山》亦犹《归藏》作于黄帝，商人用《归藏》其义一也。夫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呜呼，《连山》虽亡，夏时犹在。夫子《说卦》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乃《易传·说卦》之文，古人所谓“十翼”之一，以“十翼”为孔子作，故曰“夫子”。者，实与《河图》卦位相应；又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乃《易传·说卦》之文，古人所谓“十翼”之一，以“十翼”为孔子作，故曰“夫子”。”者，实与《洛书》卦位相应。虽《河图》、《洛书》分方各异，为用不同，然即《图》、《书》卦位参夏时气候，如以圭测景以鍼定方，知其为无爽也。夫子之杞而得者，其此乎？《连山》之易可证者，其此乎？夫子《说卦》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四库全书》本卷二。
宋代《河图》、《洛书》的研究，参与到《周易》甚至与“理学”相表里而发挥，故多为后世个别学者诟病，其实诟病的人倒是做错了。《河图》、《洛书》存在于史前，可以得到很多史前考古的间接证明。今人不懂《周易》乃至“易”学，妄加否定，尤无知之甚。朱元升是论多可称为得其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