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学首先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有的学者称之为“春天的天文学”。它首先的任务是指导春耕生产。二十八宿的东宫则是人们初昏时观测的基点。我们曾根据古今各种数据和有关天文图推算，东宫苍龙第一宿，角宿春分昏中的年代，在距今八千三百年间左右。此时二十八宿与赤道圈吻合得相当好。竺可桢曾计算中国二十八宿各距星与赤道圈最相吻合的年代，其中有两组数据：公元前2300～4300年为18～20宿，前6600年为15宿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地点与时代》，《气象学报》1944.18.1。竺氏后一数据与我们计算的数据接近。后来，我们看到伊世同的文章《龙龄索》《2000年濮阳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甚受鼓舞。他认为：“濮阳天文图涉及的萌始阶段背景，不能晚于8300年前”。还说，中国六、七千年前的星象体系，起码要有万年以前的培育环境，故谓之“万年星象”。我们很赞同伊氏的看法。在上世纪70年代伊氏认为：“计算表明，二十八宿和赤道吻合得最好的年代在公元前五千多年前”伊世同：《杭州古越墓石刻星图》，《考古》，1975年第3期。亦证明我们以上计算不是凭空。竺可桢在上世纪50年代对他早年的计算改口为：“二十八宿起源相当晚，不早于公元前四世纪”。这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考古学界认为，三代以前是原始社会、传说时代。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是一个伟大的天文学成就。三代以前，那么原始，哪有这种水平？李约瑟也认为：“所有考古学和文字学的证据都说明年代不可能那么早”。从今天的考古学则能证明，竺氏前面的计算是基本正确的，后面的说法则是错误的。前面的计算是客观的，后一说法是为时兴的观念所迷惑、所局限。原始民族定季节只限于极少数星宿，复杂的星宿系统的形成只能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因而距今八千年左右的中国社会已不是极简单、极原始的社会。它至少是一个正向复杂社会过渡的较为复杂的社会。
考古证据方面，中国神圣的龙，首先是因二十八宿的四象体系而起。它居东方，代表春天，“一年之计在於春”，象征着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它在四象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四象齐备可代表天体，它与西方之虎，或与南方鸟二者结合可代表天体，它独自也可代表天体。这类事例在考古上甚多。距今八千年之辽宁查海的“石堆龙”，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400余年的仰韶文化龙虎图（伊氏所称的天文图）中的龙、虎，从红山、凌家滩、良渚、中原的仰韶、龙山诸文化，到两湖地区的龙山文化中龙（蛇）、鸟、龟、兽面图象和玉雕，三代的龙（蛇）、凤、虎（兽面或饕餮）、龟的陶塑、绿松石镶嵌图象、青铜之立雕、浮雕花纹皆应属四象之类，它们可代表天体。以天体的神圣性，赋予这些图象以神性。其作用如同曾侯乙墓漆箱上的天文图、汉至宋辽墓葬中的天文图和四神图。这反映中国人的天体信仰，天人合一观念。
由此证明，中国的具有极高层次的宇宙观和天文学形成年代的久远，流传时间之久远。关于中国文字起源问题，殷墟甲骨文以前，尚无公认的用文字组词成句，从而构成大或较大的语言单位的情况，如果以记录工具文字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用实证主义的观点，就无法证明晚商之前，中国已进入文明时代。寻找商代以前的文字，便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贾湖龟甲等材料的诸多比较规矩的刻纹中，有的给人感觉甚似文字。《报告》附录称其“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应当是有道理的。这里用得上伊氏对中国天文学体系的形成，需要数千年的培育，故称“万年星象”的论断。中国文字也应当是这样。贾湖“文字”，正是中国文字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培育期”现象。可以认为，羲、农时代，是应当有成系统的文字。同样，可从西亚农业发明后三四千年出现了用作记录工具的文字一史事推论，中国农业发明后五、六千年，甚至七千年后出现系统性文字，怎么就不可能呢？贾湖“文字”就象其它墓葬资料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为必要条件：阶级分化、等级结构形成的意义一样，具有令人意想不到，令人惊异的重要意义。骨笛的高度音乐水平，龟甲加石子的大量使用，同样出乎人的意料。它们同时出现，共同构成一个奇特的文化景观，它们相互衬托各自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巫术。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古代是巫术发达而宗教不发达。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认为，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不存在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张光直特别重视巫术在中国诸多文明因素中的作用。我们强调巫术跟张先生不同者在，他是强调中国巫术的通神作用，好象中国的政治、精神领域主要方面是与鬼神交往，鬼神世界笼罩着人类生活。我们强调的是，巫者有独特的认知方式，这在中国文化（包括科学、医学）和哲学上有重要意义。所谓龟能“知天之道”，实则是巫通过占卜活动，他们的层次不断提升，方能知天之道。这就需要易学思维、易学认知（《易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易学与史巫、卜筮有直接关系，它是中国人理性智能与直觉智能奇妙的结合，此与西方偏重前者而缺乏后者不同。前面说到，只能通鬼神者，是民间低层次的巫。他们经过不断观察、学习、思考，不断修炼升华，结合其独特的认知方式——直觉、感悟，方能知天道。这正是易学中不可思议的地方，凡俗的占筮与高度的哲理（“德义”）如何相统一的所在。会卜筮的史巫由此阶上升为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史官、太史，成为掌管天文历法或参政、议政的高官。真正知天道，得大道者，则应超越自我，以道德为归依，而远离鬼神。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孔子一生勤奋地学习、总结中国的文化典籍，勤于修身养德、思考体悟。到晚年他发现，中国文明的精髓皆蕴藏于易学之中，易学为中国智慧的活水源头。从而孔子痴迷于易学研究，继承、发扬、振兴了已经衰落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圣人。说明通向易道、宇宙自然之道、天人之道，除卜筮象数一途外，象孔子那样修养功德、精通典籍也是一途。三代以来，这应是通往易道唯一一途。
《易经》之所以“弥纶天地之道”，成为“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它的原理，不断为现代的自然科学所证实。《易经》对中国历朝历代的伟大人物、伟大思想、伟大着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应当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最伟的大成就。
通鬼神之巫，从古至今，始终存在。在周秦，他们主要存在于民间。在中央、国家者，只有很少数，他们的职能主要服务于丧葬，或因有水旱疫灾则禳除之，如举行雩舞、大傩等。在政治生活中则无多高地位，甚至被轻视（司马迁《报任安书》对其家世和个人的境遇便有此叹）。在民间者，历代都是受排斥，受整顿、打击、镇压的对象。
巫的现象在三代和三代以前的考古上是屡见不鲜的，贾湖房基、墓地、墓葬用龟、用犬应与行之数千年的巫的观念相关。高庙文化白陶之獠牙兽面纹，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兴隆洼至红山文化的诸多石雕人像，红山文化的陶塑神像，凌家滩的玉雕人像，从龙山文化到春秋战国玉雕神怪象（有人称之为神祖面的人头立雕和环状玉）。此外，陶、石、玉、铜、骨等器物上的种种神秘图象（包括四川三星堆的神秘铜像）多与巫术相关，从古以来的傩面（神怪面玉雕、三星堆铜人面皆属此类）、傩舞也与巫术相关（青铜器作为重要礼器，对其上的龙、虎、凤、龟等图像的理解，则不能局限于低层次巫术信仰，它与天体崇拜更为密切）。这些更多的体现了社会上的凡俗信仰，也反映一定地区的风俗。我们说，以上现象多与巫术相关，是从中国的整个传统来说的。我们上从八九千年的贾湖遗址说起，它遍及全中国的广大地区，由许多现象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
按中国古往今来的传统，天地大神、列祖列宗是我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这种对象皆以抽象的“牌位”形式表现。如今天坛祈年殿和皇穹宇所陈列的“皇天上帝”和日、月、星、辰等牌位；至今民间还存在的“天地君（或作国）亲师之位”和具体某先人的神主牌，而无具体的塑像。凡作偶像者，皆与巫有关（但不包括外来宗教和受外来宗教影响者）。王充《论衡·解除》：“礼，入宗庙，无所主意，斩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为人像。今解土之祭，为土偶人，像鬼（神）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无形，出入无门，故谓了神。今作形象，与礼相违，失神之实，故知其非”。故先秦为偶像祭祀者皆非正祀。王充道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红山文化人像及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应属炎黄时代地方的风俗。江南自古多淫祀，良渚文化的贵族奢华、迷信，大约是渚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先秦巫术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广博的基础，虽然它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伟大的历史功绩。它孕育、培养出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宇宙观、哲学思想——“道”（它的意义应超过西方宗教孕育出现代科学）。这个“道”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这个“道”支撑着中华民族走到现代。今天尽管它在西方文化的挤压下走向式微，但随着世界上各种日益加剧的危机向人类袭来，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必将重新燃起它生命的火花。
巫术具有两面性，不能只看到它的通神一面，显得乌烟瘴气的一面，还应看到它通“道”的一面，走向和平、和谐的一面。二者构成优良、光辉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反相成的整体。马王堆帛书《要》：“子曰：《易》，我复（按：复，反，相反也）其祝卜乎，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按即“道”）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易》之为书，合术与道为一，孔子、老子精于《易》，却远占筮而奔大“道”。
相应的，中国鬼神观亦是同途殊归，从《易》的象数出发，凡俗、低层者，归于鬼神迷信；大贤德者，归于自然大道。
羲、农时代被先秦诸子视为“道”的世界，五帝时代被视为“德”的世界，“道”便是羲、农及其前代的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就，中国文明的精髓。
炎帝神农氏文化，其经济基础农业文明是上承距今一万四千多年的先农们，其精神领域则是上承距今八九千年的先民们，它有雄厚的历史基础和广阔的地域基础。炎帝神农氏应当是一个有相当高度的文明时代。
七、结语
上面我们已就炎帝的名号、年代、疆域及其前后的大的历史框架，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做了分析，做了厘清。然后将考古资料与其有机地结合，分析了其所处时代的文化面貌、社会性质，认为炎帝神农时代已进入文明或国家社会，提出了中国有七千年左右的文明史的看法。这是一个令人大感意外的提法。今天有人对四千年文明尚有异议，提五千年文明，应当心里不踏实，你倒提起七千年文明，何其胆大！这涉及到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
自上世纪初以来，中国充斥着西方文化观念，反传统主义观念。笔者多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从事古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研究工作，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自然有与人不同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因此，我不赞同将羲、农、五帝列入虚无缥缈的传说时代，亦不同意在文明社会的标准上照搬西方，而抹杀了中国文明的独具的特色，以刚性代柔性，重物质而轻精神。我们认为，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时，既要注意物质性标准（为载体，如人之身体），更要重视精神性标志（如人之精神、灵魂。高尚的灵魂为人之本质所在）。即不要忽视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也就是我国无与伦比的易学智慧。我们以此为原则，从历史出发，求得考古的印证。我们可以看到，从距今八九千年以来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不管从物质，还是从精神均可证明，中国之所以有高度的文明，是因它有优越的自然环境，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有一个其它文明所不具有的广阔地域，有极其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基础。不仅农业文明它是世界最早的，饱含高度哲学思想、高度观测技术的天文学产生也极早，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多年。易学基础之巫术，作为数千年一贯的传统可以上溯到距今九千年前。中国礼乐文明中首要的音乐文明的高度成就，亦出现在距今八九千年（它反映了我国哲学核心的中和之道）。如此早而高度的文明成就，我们能把夏商以前视为不可信的传说时代，把伏羲、神农当作更不可信的、在传说上累加上的乌有先生，从而让夏商以前考古所反映高度文化成就成为无主荒坟中之物品吗？我们只有摆脱、破除陈旧的历史和考古观念、漠视新的考古事实的局面，纠正上古历史与考古“两张皮”分立的现实，我们才能正确对待和认识炎帝神农氏时代及与之相关的伏羲和五帝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由此为炎帝神农及整个上古史开辟一种光明前景，同时为考古学研究开创一种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