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民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也就是民族文化的根基，由原始到原创，共同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二帝为组成部落联盟的两个部族，各有其起源、流衍的历程，虽经社会组织上的融合，但二者的文化仍存在差异。炎帝所属的神农氏部落比黄帝所属的轩辕氏部落远为古老，分别处于原始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创制着不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大体说来，炎帝文化主要为重农、和谐和民本思想方面，黄帝文化则具有军事、政治和礼制等内容。二者在后世的传承、发展上所处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都有所区别。当然，二者毕竟是融合为一的民族文化，是一体的组成部分各有千秋，而“优势互补”，在悠长的中华历史上扮演着各自的积极角色，发展民族的思想文化。本文整合以前的论说，增添一些考古资料，同时侧重从学术角度如追溯黄老思想的形成等，力求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
这个课题，我在此前的两篇拙文里已经谈论过一些《炎帝神农与中华民族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出版，2002年版；《试论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民族复兴》（宝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看法没有什么改变，认识上多少有所深化。现借此召开论坛的学习机会，把后续思索所得和有关资料，连以前的拙文有关内容加以整合，展开来写，力争论述全面一些，以求教于大家。
一、时代、社会的区别
神农氏炎帝部落是很古老的，大体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我们先就他的最后一帝（榆罔）与黄帝部落接触和融合的时间往前追溯。据《帝王世纪》所载，自炎帝下至榆罔共八帝，为五百二十年。这些“帝”在位的年数从四十几年到八十年，具体年数不一定可靠，它是根据汉代人注经的较早之说，后来唐人补《三皇本纪》直至宋人的《资治通鉴外纪》和《路史》以及清人的《绎史》，还有唐宋的几种类书，都传载不断，在没有反证的史料之前，我们没法置之度外。炎帝本人一名魁隗氏，这个称号已经得到考古发掘的甲骨刻辞印证，因此他的下一代称临魁，是有继承性的。罗泌还列出有十五帝的年代，《吕氏春秋》有神农十七世之说；还有《尸子》讲“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也不一定是数字的误倒。这些都暂且不说。仅据这个八世，炎帝之始年便跨越当今考古学的仰韶文化早期。根据这一记载，我们还可以考虑：给神农氏加以“帝”的称号，很可能是从魁隗开始，这以前的部落首领只称“神农氏”，所以古籍记述时，为了区别早晚就出现或“神农”或“炎帝”的两种称呼。称炎帝者，依然是神农部落的首领。后人不明底里，便生出二者是否一回事的疑问和汉代人才将之“合户”等等异说，现在看来是大可不必的。
如果再就当今考古发掘的成果，长江流域的早期稻作农业的发生、发展，达到距今一万余年到八九千年的久远，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的洞穴遗址发现最早的栽培稻，继之于湖南澧县的彭头山和八十垱考古遗址，距今九千年——八千年的古稻作遗存就有了比较发展的形态，后者同时出土一批骨、木制的耒、耜、铲、杵等农具和牛羊鸡的家畜骨骼。也同是在澧县，其城头山遗址发掘出古稻田的型迹，其下层也距今六千多年。所谓“神农”就是神奇地创造远古农业，这一带地区也就很难说和神农部落没有关系，何况湖南的茶陵县也较早的建有炎帝陵，该县的独岭坳遗址同样发现了远古稻作遗存。所以说，神农部落要早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并非夸诞。那末，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原始社会，《庄子·盗跖》篇称其为“知母而不知父”的母系血统制度，还是颇相契合的。
黄帝的活动时代，学界一般都认同于相当考古学文化的仰韶时期，或具体说当在仰韶文化的中期。轩辕（亦称公孙、有熊）氏部落的世系，我们目前只知道黄帝的上一世少典氏，年代仍不能进入仰韶文化早期。古人已有炎黄是“兄弟”、而且蚩尤也属炎族的说法，依此，则他们都是一个亲属部落的分支，那末黄帝就可以接上神农部落的世系了。但是这个说法很难有证据支持，大量的文献记载都是把炎帝和黄帝分开，无论是时代、出身还是事迹，都泾渭分明，极少有混淆的；黄帝部落的前代世系不妨继续追溯，也许能有新的发现。即便如此，而我们现在的研究，面对的就是黄帝活动的这一个历史段落，他和多位炎帝长期活动于神农部落的时代远远相隔。所以，我们划分炎、黄的时代立论的根据就在于此。
炎帝和黄帝所在的社会性质和情状，区别也很明显。就原始社会性质来说，神农部落起初是母系氏族，后来变革为父系的时间，我们并不清楚。而到炎黄联盟的前后，无疑都是父系氏族制了。就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大体是，炎帝部落长时间处于“蒙昧”时期的中、高级阶段，至多是“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黄帝出现与活动的时间，则达于“野蛮”时期高级阶段，或者说是军事民主时期。他们各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判断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尺，主要是物质生产，当时社会出现了生产、生活的器用。
那末，炎帝时代的物质生产如何呢？这是大家都明了的，简言之，就是原始农业生产：规划田亩，凿井引泉，培植嘉种，制造耒耜和实施火耕等。与之相因的是改善农耕生活：用火熟食，作陶为器，绩麻为衣，择甘泉以为饮，味百草以为药，日中为市以利民，制作原始乐器乐曲“以合天人之和”，摸索节候以便农事，等等。单纯甚至可说简陋，但这是最初的物质文明，要谈“民生”，这就是人类史上最初最根本的，也是当时社会最普遍的民生之本。
而黄帝时代的物质生产，显然另有一番新的景象，生产、生活的器用则大为丰富。这时，除了炎帝时代的创制者之外，发明了臼、杵以碎粒，熟食则发明烹炙方法；农田之外有圃囿，手工器具有“规矩准绳”；“筑作宫室，上栋下宇”而取代穴居野处；纺织有蚕丝、机杼和布帛，从而衣冠大备，并多装饰如衮冕、黼裳、大带、扉屦，俨然“垂衣裳而天下治”；“服牛乘马”制造舟楫以利交通。更有冶铸青铜“作宝鼎”，映出青铜时代的曙光。与此相关的音乐则有钟磬笙竽，乐曲有《咸池》、《云门》、《大卷》和军乐鼓吹之多种，并制定十二律；创造文字，作图画，刻箴铭，有书有史；占日月星气，占岁，作甲子、历算，以“治五气”、“正闰余”而成历书；医药则发明针灸、脉诊，编成医书，等等，物质乃至精神文明比起神农炎帝时代，已经大为丰富了。
可见，黄帝时代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这些记载都是后世“层累”地编写的，不免有所附会。不过，多数是有素材为据，决非全属子虚乌有。仅从神农部落炎帝魁隗氏算起，至此时已经历上千年。谯周有句话：“至黄帝之世，实为文明之渐。”谯周：《古史考》。倒是说对了的。否则，黄帝这许多创制发明，为何极少记在炎帝时代？现代考古发现，这些事物有不少得到证实。恩格斯也曾说过：到这个历史阶段，社会生产的进步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足够说明。
二、思想文化的区别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什么样的物质文明便有什么样的精神文明。这通过炎黄二帝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的差异，得到最好的印证。这里，我们按着作时代顺序，选录一些史籍的主要记述，来观察两个时代这方面的显着差别。
（一）神农氏时代的社会思想意识
《商君书·更法》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其《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
《尸子》：“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下。尧曰：朕之比神农，犹昏之与旦也。”
又云：“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为贤哉？牧民易也。”
《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流血百里。”
其《让王》云：“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
《韩非子·六反》：“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
《淮南子·主术训》：“昔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试［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其《齐俗训》：“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民先。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
其《泛论训》：“神农无制令而民从。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
《越绝书》卷十三：“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
从上面这一批言论来看，神农时代社会思想意识的主要特征就是：①社会不存在私有制，人们毫无私有观念，没有私欲、相害和忿争，敬神也不是为了求福，民风浑厚淳朴，一道同风。②社会平等，人人劳动，男耕女织，酋长同样夫负妻戴，同劳共享，共富而均平。③社会不需要行政、强制命令，没有刑罚，社会照样安乐无事；也没有对外的战争。这样的社会当然是纯粹的原始社会。尽管其中不乏溢美之辞，忽略了平等淳朴的原始社会依然是有创业之艰和时有饥寒之虞的，那时也根本谈不上“牧民”，也不会存在搁置不用的刑法。这是古人见解的局限处，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对远古社会描述的大体正确。
（二）黄帝时代的社会思想意识
上列言论中，有的已将黄帝时代从炎帝时代区分开来，非常清楚，如《商君书·画策》，基本上说明了黄帝时代的特征：一是社会出现了强胜弱、众暴寡的现象，需要“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开始“征诛”战争。二是“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产生了职官，即是当时部落联盟的议事会成员。三是有父子兄弟和夫妇的伦理观念及其礼制，这自然是父系氏族制的确立。除此之外，与神农炎帝时代无私无欲相对，黄帝时代则产生了私有观念及对之遏制的要求，《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提到黄帝的《丹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注云：“胜，克也。欲，谓私欲。”周武王听到姜尚父的宣读后，十分警惕，便在所用的各种器物直到兵器上面都刻上警诫的铭文，并说要告戒后世子孙。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不过它确实反映了黄帝时代社会思想意识的一个深层因素。
上引《庄子·盗跖》篇，在盛赞神农时代“至德之隆”而后，指出“黄帝不能致德”。在其《缮性》篇中，便把从远古以来都说成是一次次的“德又下衰”的状态。这种言论当然是复古主义，容易被人所不屑和忽略。其实，若从另个角度来看，他指的却是一种变化的史实，还是有合理的内核。因为由氏族社会进至阶级社会，固然是经济发展、历史的进步，然而在道德思想上却是一个退步和堕落。照恩格斯的话说，阶级社会取代氏族社会，是最卑劣、庸俗、粗暴的贪欲和对公财的掠夺，以偷窃、暴力、欺诈和背信弃义等最卑鄙的手段，毁坏了古老的具有纯粹道德高峰的氏族制度，揭开了文明的阶级社会的序幕。也因此，这个时期各部落都出现了一些贪欲骄奢的“不才子”，从而有了刑法的萌生和氏族部落间的战争。
《尚书·吕刑》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史籍又记载蚩尤冶金制作兵器，也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大戴礼记·虞戴德》说：“……黄帝慕修之，曰：明法于天明，开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以民命而弗改也。”文字有些难解，我们参考清人王聘珍的《解诂》，大意是：君主明智效法于天，乃能通达地施教于民，用此就能上明于天道，庶事必兴，从而民尊君命而不改。这里，把天道与教民相连，明显为阶级政治意识。所以《庄子》就指出：“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庄子·在宥》。
《国语·鲁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礼记·祭法》从同，只是作正名百物。陈澔的《礼记集说》以“共财”为“供财”，供给公上之赋敛。那就是说这时开始实行“正名”定份，确定人们的身份、地位，明确人民的贡赋。
（三）黄帝时代制度文化的出现
黄帝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制度文化。所谓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兵刑”二字，即军事和刑法，还有行政官吏。史称黄帝“始作制度”、“始制法度”、“垂法立制”的多见。《管子·五行》云：“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其《桓公问》篇云：“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其《任法》篇云：“黄帝置法而不变，仁义礼乐，皆出于法。”《文子·精诫》云：“百官正而无私，法令明而不闇，辅佐公而不阿。”后来《淮南子·览冥训》同记。
“明台”又为“明堂”或“合宫”，即议政之所；还有建“五城十二楼”之说。职官，则有“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六相”还具列其官名和任职人物；还有“三台”之官。开始制定刑法，有“五刑”等目；有李（理）官总其事。军事，六官中有司马，造有五兵和甲胄，以指南车用于征战；当时战争开始频繁，所谓黄帝“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充分表明这是个军事民主制时期。
此外，还有祀神仪式，封东泰山、禅凡山，郊雍上帝，等等。不一而足。
那末，这些古书的记载有多少可信的程度？今天看来，有一些名目显然是夸张了，把它们出现的时代提前了。但有些是说到了一种趋势、一种预示的信息，有些则可以证实。当今考古的发现，说明仰韶文化中，已见青铜冶铸的萌芽；已存在着父系制的夫妻家庭；出现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人的地位不平等，酋长等上层人物的贵族化：初步出现了人殉、犯罪和战殇者或战俘；军事酋长的权力增大，用显示武力的兵器随葬；从防卫性的围沟到古城的出现；大型建筑，由氏族公用场所变成部族首领们的政治议事厅或即是他们享用的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