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辉
2002年初，陕西省考古所工作队和宝鸡市考古队在渭水上游的河谷中段的今陕西省宝鸡市和甘肃省天水市之间的拓石关桃园，为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宝鸡——兰州铁路二线工程的修建，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了一批距今7000多年前的骨耜，意义十分重大。专家们认为，由于骨耜过去“在北方地区一直没有明确的发现，这次有成批的骨耜出土，不仅填补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工具的空白，而且为探讨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水平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关桃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同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炎帝时期的耜耕文化，提供了最新的考古资料。
由于文献记载宝鸡是炎帝“以姜水成”《国语·晋语》。的地方，因而，利用宝鸡地区的考古资料更为合理一些。所以不少专家考察炎帝的年代，就是以宝鸡市的考古发现作为标准，而考古资料给出的年代均早于距今5000年，并且是以北首岭为代表的。北首岭位于宝鸡市区金陵河西岸的台地上，高出河床20多米。遗址南距渭河2公里，中心面积为25000多平方米，共发掘房屋23座，窖穴15个，墓葬439座，生产工具、生活用具1700多件陕西考古学会编：《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北首岭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最早距今7100年，最晚距今57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度宝鸡北首岭发掘简报》，载《考古》1979年2期。但是，宝鸡关桃园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于炎帝时代有了新的认识徐日辉：《伏羲文化研究》，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74页。特别是耜耕农业。
根据发掘报告，关桃园前仰韶第二期文化遗存出土了9件骨耜，分为AB两型。其中A型8件，分三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关桃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制作精良，有使用过的痕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关桃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彩版六。
在前仰韶第三期文化遗存出土了16件骨耜，分为AB两型。其中A型15件，分两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关桃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其中标本H206∶18骨耜“长14.5、单齿宽7厘米，柄部宽2.5、厚1.5厘米”“动物肩胛骨磨制而成。大体呈杈状。体表光亮。端部利用肩胛骨的曲颈作握手，正面保持了肩胛骨的自然原样，背面经过磨制加工，刃部经过长期使用，一个齿已经磨秃，另一个齿已经不复存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关桃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5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关桃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彩版一八。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该骨耜使用之长久与主人之间的感情，令人惊叹不已。
骨耜是耜耕农业的代表性生产工具，据说是炎帝的发明。《易·系辞下》载：其中“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礼·含文嘉》称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种。”
帝神农氏发明或者制作耕播工具耒耜，用以发展农业生产。而关桃园遗址“骨耜”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历史的记载。
毫无疑问7000年前耒耜的推广使用，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用先进的科学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后人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逸周书·尝麦篇》。称赞炎帝“昔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淮南子·主术训》。并且说在他的领导下“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五曰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尸子·重治篇》。今天看了似乎有些神话的感觉，假如我们换位思考，以袁隆平为例，他发明的杂交稻使上亿人吃饱了肚子，如果将他传说为“农神”，难道还过分吗？
在这个世界上，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古代人们之所以将炎帝称之为“神农”，就是最大的以人为本的真正体现。因此，古人早就实践了这一理念：“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故谓之神农也。”班固：《白虎通》。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好说的。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这是中国以传统农业立国的基本国策。而农业的发生发展都与炎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霍彦儒先生所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自炎黄以降历朝历代中华民族所形成的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这无疑是与炎帝神农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经久不衰的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之渊源，可以说，是来自炎帝神农氏。”霍彦儒：《孺子文集》（上），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1页。
关桃园遗址的具体年代，发掘报告称：“关桃园遗址的发掘没有采集到理想的木炭标本，但出土了较多的动物骨骼标本，也从第二、三期墓葬中采收了几具人骨，因要做多项检测试验，而未能在报告出版前进行碳14年代测定。据过去的测年结果推测，第三期在距今7300～6900年之间，第二期在距今7300年以前，第一期在距今7800～7600年的范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关桃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325页。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关桃园遗址中的“骨耜”的年代与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耜”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属于炎帝年代的范围。
炎帝作为神农氏的后裔农耕部落的领袖徐日辉：《炎帝与神农氏考略》，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他继承了来自伏羲及前辈们传统的农业文明，并且予以发扬光大，成为该氏族注重农业的优良传统，因而被人们称之为“神农氏”，是对他所作贡献的理所当然的褒奖。以炎帝为代表的神农氏，在发展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方面做出了种种不朽的功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其中有不少是先民们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也有其他氏族的发明创造，但都归功于炎帝，如《神农书》、《神农之教》、《神农之禁》、《神农兵法》、《神农本草经》、《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等，就是最好的说明。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炎帝就是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伟大人物，具有广泛而又深层的代表性，因为伏羲、炎帝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历史，而且也代表着中国人以农为本的传统理念。
对于关桃园遗址中“骨耜”的使用方式，作为当时宝鸡考古队的领队刘明科先生认为：“关桃园遗址这次发现的骨耜数量之多，时代之早是黄河流域史前考古中罕见的，这些骨耜均出在早期的灰坑中，H221中就出土了3件。与骨耜共出的有石斧、石碾盘、刮削器、骨铲、骨锥等生产工具。这些骨耜形状基本相同，唯大小有别，均是用鹿或牛的肩胛骨制成。以标本H221∶10为例，其通长25cm，刃宽12cm。上端以肩胛骨的自然曲颈形成握手，往刃部呈三角形逐渐加大加宽，刃部有两齿，其加工使用痕迹明显。有的标本由于长期使用磨损之原因，齿刃部已经磨损去了相当一部分。从曲颈用以握手的情况说明，耒耜最初是先民们蹲下直接用手握曲颈用以挖坑翻土或栽培农作物的，并不是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是捆扎固定在木棒上使用的。”刘明科：《宝鸡关桃园遗址早期农业问题的蠹测——兼谈炎帝发明耒耜和农业与炎帝文化年代问题》，《农业考古》，2004年3期。刘明科先生所言应该是西北地区骨耜特有的使用方式，我应邀到过关桃园遗址的发掘现场，发现关桃园遗址是土地比较坚硬的黄土地，采用“蹲下直接用手握曲颈用以挖坑翻土或栽培农作物”的方法用力直接，可以避免骨耜的双齿被折，以延长骨耜的使用寿命。要知道在7000年前制作一件骨耜并非易事。
关桃园遗址中“骨耜”的发现，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推翻了过去一直被认为“骨耜”主要应用于长江流域的观点，表明“骨耜”不仅仅使用于稻作农业，而且同时实用于旱作农业，为我们进一步认识陕、甘两省以及西北地区农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依据。陕西关桃园遗址成批骨耜的发现，充分证明在西北地区曾经有过与跨湖桥、河姆渡相同或者说相似的农业耕作方式。所不同的是跨湖桥种植的是水稻，而西北地区种植的则是黍、粟等旱作谷物，并且证明了“骨耜”使用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稻作植物，还应该包括历史悠久的旱作谷物，同时还应该考虑到“骨耜”本身发展的历程。
德国着名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着作《人论》中指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关桃园遗址中发现的“骨耜”就是先民们文化活动的结晶，是人创造文化的杰出表现。
考察关桃园遗址中“骨耜”的来源，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是渭水流域自己的发明创造还是与外界的交流所致，值得探讨。如果认定发源地就在这里，亦有根据，因为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已有8200多年，而且在关桃园遗址的发现中是年代最早的。假如说是交流而成，也有根据，《易·系辞下》记载，炎帝“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依此而论同样能够成立。因此，要最终认定，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证实。但是，炎帝时期发达的耜耕农业，应是确凿无疑的，“骨耜”就是最好的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