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和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年来有很大进展，其中包括宝鸡炎帝研究会在炎帝文化研究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如完成了《陕西省志·炎帝志》，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等。
宝鸡地区是重要的中国文化摇篮之一，也是炎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炎帝文化研究中，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角度展开科学探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国文化建设的春天已经到来，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我作为祖国历史文化学术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深感我们文化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关键是要把握好时代的脉搏，使我们的文化研究更有深度和广度。在工作实践中，我觉得有些关于文化的大问题需要文化工作者们共同研究，并将它们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
这里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向与会同志们请教。
一、关于中华文化源与流的研究
谈到中华文化，大家公认的一个提法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如果忽略甚至否定中华文化的“源”，那就无从阐述她的“流”；如果忽略她的“流”，就看不到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我们研究姜炎文化，就是为了更好地阐述中华文化的“源”，这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从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发展中更加深刻地阐述她的丰富内涵。
在揭示姜炎文化“源”的价值的时候，注意姜炎文化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这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们已有明确的关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认识，但不能忽视炎黄文化在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影响，这些方面的研究肯定会进一步加强。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几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以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是中国的土着民族，都可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追溯到两千年以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一点与西方很多国家不同。中国的统一与辽阔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开发的。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也是中国56个民族及其祖先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其中汉族居于主导地位，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基于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文化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中央明确地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主张。2009年7月11～12日，在长沙召开的第五届“国共论坛”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强调加强两岸文化产业发展合作的必要性。2009年7月2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振兴文化产业的八条建议。由此可以看出，被很多国家称之为21世纪“朝阳产业”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学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此次宝鸡的学术论坛，叫做“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既然将文化与“民生”挂钩，文化产业就不可不谈。
我个人的浅见是：我们既要认识文化产业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化与市场相结合出现的新兴产业，欢迎它，规范它，发展它，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区别。学术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它代表着民族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承担着文化传承与文化创造的使命，学术研究活动所体现的是对文化发展的责任、良知和使命，学术研究本身不是产业，例如宝鸡炎帝研究会编撰的《陕西省志·炎帝志》，这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本质在于求真，在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而文化产业则是文化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产物；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市场需求与利益驱动。如果用一两句话归纳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区别，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在价值趋向上，学术研究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提升，而文化产业则着重于满足市场的需求与利益；在调节机制上，学术研究的推动主要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以市场的利益为取舍尺度，文化产业则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看到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联系，这表现在：文化市场能否健康发展，文化产品能否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取决于文化产品的质量与价值趋向，因此，文化产业应当尊重和借鉴学术研究的某些成果，需要学术研究成果的指导与支撑。同样，学术研究的某些成果也需要通过文化市场加以推广，使整个社会受益。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化市场化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普及机制。只有正确认识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不至于在文化市场面前丧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也不至于在注重市场需求的同时而忽略文化产品的质量与深度。如果文化产业单纯注重市场需求，只注意娱乐效果，忽视内在的价值含量，那不仅会毁坏文化产业本身，而且会给社会带来负作用。
在宝鸡市召开学术研讨会，将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弄清楚，也许有此必要。具体言之，宝鸡市的政府部门和文化产业部门以及学术研究工作者需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这就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开展关于文化与文物的学术研究，这要靠政府投资；积极发展符合地区经济文化需要的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之开展需要有学术研究工作者与文物工作者做参谋、进行应有的指导。这三方面关系协调好，整合好，宝鸡地区的旅游业才能蒸蒸日上，更加重要的是，此地区的文化与民生将会大幅度提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除以上的一些建议外，我还想着重提一句：应十分注意生态文明建设。宝鸡地区凤翔发生的儿童中铅事件，引起全国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教训。
本次研讨会代表来源广泛，分别有北京、天津、河南、山东、广东、江苏、四川、湖南、湖北、河北、浙江、安徽、甘肃、陕西等二十多个省市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论坛，共收到论文56篇，先后有50多名代表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发言。从所收论文来看，涉及炎帝·姜炎文化的多个方面，主题突出，观点鲜明，新论迭出，尤其是结合炎帝功绩、炎帝精神，对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等问题发表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说，虽则一二次论坛会，不会解决多个问题，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论坛，相互切磋，各抒己见，会有利于我们认识的提高和思维的改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通过这次论坛，无疑会对发展宝鸡旅游文化产业，促进宝鸡民生建设，扩大宝鸡国内外影响，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题目为编者所加。本文为作者在2009年“中国（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上的书面发言。）
2010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