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性格大致可分为直观型和逻辑型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又可进而各自细分为两种型。直观型以“直观”处事，驱动“直观”必须使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种感官。停留在感觉阶段未进入由表及里的观念可称之“五官型”；超越感觉阶段进入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或者可能性的“意志”的观念程度，可称之为“直觉型”。直觉型不仅能以敏锐的直感分析事物的内部、看透其本质，而且还能预见其可能性。逻辑型是以“推理”处理事物的类型。它分为反应快而分析表面的“速思型”与反应慢而分析深层的“深思型”。人的性格即可以分为上述“五官型”、“直觉型”、“速思型”、“深思型”四种原型。人类的文明由“直觉型”人推动飞跃进化，由“深思型”人予以充实。近年来，西方文明出现了危机，再三响起了重新思考东方文明的呼声。这不是对排除感情（直观）、以推理（逻辑）部分地解决问题的左脑型西方文明的反省吗？
由于“用脑的差别”因而也带来了东西方对“美的创造”的差异。左脑型西方文明中的艺术审美传统大都具有左脑型的理性特征，右脑型东方文明中的艺术审美传统却大都具有右脑型的感性特征。而这种感性的、非逻辑的甚至“暧昧”的东方艺术特征，才正是反映了艺术的审美本质。“所谓美，是逻辑难以说明的领域”。“美”是“暧昧的领域”，它不是唯理论认识的领域（左脑领域），而是直观与感情的领域（右脑领域），因此甚至可以说只有“暧昧的美”才具有“真正的美”，即“永恒的美”和“永恒的生命”。例如日本草书中的平假名书法，尽管文字非常“暧昧”，文字的布局也“杂乱而混沌”，却创造了“混沌之中的整体的和谐美”，如果在宁静中观赏，同样对于观赏者“心中自由的畅想”具有无限的妙用。东西方审美意识的不同使东西文明各自具有特征是理所当然的，相反不具有特征才是不可思议的。西方的美是“直线的美”、“完成的美”，故而有终结；东方的美则是“圆形的美”、“未完成的美”，故而无终结。正因为如此，东方的美具有“无限的妙用”，并可以激发“无限的想象力”。当然在西方传统艺术中也存在着东方式的“暧昧”的审美特征。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即蕴含着永恒的暧昧的微笑。
岸根先生指出：“如果在科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方面进行考察，就可知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西方科学一直把无神的自然作为研究的对象。然而，自然却不是单纯的岩石块，它还应该称为生命之源。因此，我认为今后人类生存的课题将是填补西方式的、能够以推理成立的思想（作为物质科学的现代科学）与东方式的不能以推理成立的思想（创造了生命的神或超自然）之间的鸿沟，两者互相补充探索未来的道路，只有这种以思想转换为目标的文明才是今后应该追求的新的未来文明。”事实上，仅仅依靠科学是无法回答人类的全部问题的，例如“现代科学完全不能解答对于生物的生存来讲最为重要的给予生物生命的物质是什么？等暧昧模糊的非逻辑性问题”。“这是因人的价值不单纯是逻辑的左脑的能力，它必须是包括非逻辑的右脑的能力在内的全人格的综合判断。同样道理，对文明的评价也应如此”。东方人可以接受的气功现象，在西方人的逻辑判断下是难以置信的，但气功现象却是一个事实。而最有创造能力的科学家不仅仅需要以逻辑的方式叙述“事实”的存在，还需要具有“激烈的感情”和“强烈的直觉”。
岸根先生认为，所谓“东方文明”是指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等，所谓“西方文明”是指埃及文明、地中海（爱琴海）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欧洲文明等。另外，美国和加拿大文化属于西方文明的扩展，而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则属于东方文明的扩展。“宇宙中有二极对立的存在，它就是宇宙的基本法则，正因为有了这种对立的存在，才能既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又能认识到对立面的存在……东西方文明中的一方，如果被另一方同化，东西方文明的二极对立性将会丧失，造成文明交替的消失和文明本身的灭亡。”“人类只要不故意强行东西方文明的同化，人类文明的二极对立就决不会丧失……只要东西方文明的二极对立性不丧失，人类文明就会像电波与光波的周期变动一样在宇宙节律的支配下，周期变动，并且交替出现存续下去。东西方两文明交替的周期为平均800年（±50年），这个历史事实根据村山先生的研究成果一切文明的兴隆与崩溃的事实都已确凿、科学而且毫不矛盾地与相关联的历史现象一起证实了这个周期的存在。”
岸根先生指出：“只要人的生物节律是受着宇宙能量节律的控制，那么在作为人的集合体的人类的社会活动里，也就存在着为宇宙节律所控制的，作为人类群体生物节律的文明节律。”“这个文明节律的思想对西方人来说也许是难以理解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东方人具有流转的概念，循环的概念，圆的概念，比如说轮回转世的思想；而西方人则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的思维令人感到是趋于直线型的。再有就是我后面还要叙述到的，东方人属于森林之民，而西方人属于草原之民。这一点，这也是西方人难以理解文明节律的基本原因之一。”
以往的文明论及史学观和文化观大都认为，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因此在文明里不可能存在与宇宙相联的规律性。然而，如果说作为个体人的生物节律也是受宇宙法则所支配的生命周期，这个生命周期就人的社会群体来说，体现为社会活动生物节律的文明周期。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文明论，就是关于在宇宙法则下的人的文明活动的历史性考察，是发现存在于宇宙与人类活动之间规律性的史学。
熵定律与文明的兴衰有极大关系。熵定律即是“自然界如果放任就会无序化”的法则。这个定律用到社会科学上时，即是熵到了极大值时，也就是无序化膨胀之时，社会危机必然出现，人们为了克服这种危机，便会创造和推进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文明。由此而论，在宇宙法则即熵定律支配下决定着文明的荣枯盛衰，这即是文明节律。人类只有在危机当头之时，才会开始希望并选择革命，创造新的文明，推动新旧文明的交替。这即是宇宙法则的熵定律在文明历史中的作用。东西方文明的交替也是熵定律的必然。熵定律是人类和宇宙的“永恒的真理”。“东西文明波的周期（寿命）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而地域文明则由于包含该民族的自由意志因而其寿命可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即有一时放射出灿烂光辉既而很快熄灭的文明，也有悠久长寿的文明。另外，地域文明也可因偶然因素（如侵略等）的作用而延长或缩短其寿命。”但从根本上讲，“只要人类存在，人类的文明就必然是属于伴之而起的宇宙法则的一部分；对潜藏于其中的规律性进行历史性的解释才是文明论”。
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佛教思想中的轮回转世的神秘世界，逐已被现代科学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做出了出色的解释，“科学与超自然”之间的鸿沟将逐渐被填平，老子的虚无自然哲学将是今后开辟新世界建立新秩序的原动力。而今后的科学也必将以宇宙的法则为大前提，朝着把“生命”作为主题的“生命科学”，即所谓“生物思考型科学”的方向转变。从此意义上说，未来人类的问题，不是要都交给“人的力量”、“物质科学的力量”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去解决；而是也有必要依靠东方文明。人的精神（心）与物质（DNA）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DNA不是精神，而以DNA为基础的精神活动存在着两个部分，一个是用物理化学法则可以说明的物质部分，另一个是无法用科学方法说明的非物质部分。将这两者连结到一起的是“科学与宗教的回归之路”，“科学与哲学的回归之路”，“科学与艺术的回归之路”，而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则相当于这个回归之路，这与当今的尖端科学正在解释的生命观没有丝毫矛盾之处。这就是说，科学的进步给予人类的精神活动——哲学、宗教、艺术以极大的影响，同时科学也并不能解释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今后的文明将是以科学与哲学、宗教、艺术相互融汇为特征的。“对于现代的人类文明来说，最大的课题在于，从无神的、西方式的机械论的、物质论的、部分论的物质文明转向承认神的、东方式的生态论的、精神论的、整体论的精神文明；并用这个软规范去维护宇宙的法则，把自己作为地球大家庭的一员，放回到地球的生物社会秩序中去，与自然再度融合。”
“混沌”与“暧昧”是生物历史性形成的一种潜意识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方式，也是自然和现实的客观存在。与西方科学史观的“文明的人为盛衰说”不同，本书认为，人类文明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之间流动的“宇宙能量节律”或“宇宙生物节律”在人类社会中的一个“表现形态”而已。在“混沌”与“暖昧”中找出作为宇宙法则的普遍的“文明的一般法则”，正是岸根先生的《文明论》所倡导的“文明史观”。
“正如各民族的音乐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律一样，文明也由于民族和地域的不同，由于这些社会遗传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不同的文明。”“作为生物社会一员的人类社会，保持其人种的基因及其创造的文明基因的多样性，同样是延续其种族及其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反过来讲，人种的同化和文明同化将会导致人类和文明的彻底消亡，这是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各人种、各个地域文明乃至东西方文明相互尊重各自的个性，并保持其多样性是极其重要的。”21世纪以后是否会出现东西方及各地域文明的互相融合同化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呢？果真如此的话，失去了能量的两极对立的人类将不再能创造出世界文明抑或是地域文明并使之延续下去。仅仅是同质的文明，同性繁殖，是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文明并使其延续的。因为文明波生成法则在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熵定律决定了处于二极对立的某一方的文明在释放其能量时，会将其能量转移到另一方孕育并创造新的文明，如此循环往复，并使文明得以延续。21世纪以后，尽管进入信息化社会，就像东西方人种因其基因不同一样，东西方文明也将因各自的文明基因的不同而不同，决不可能发生同化现象。恰恰相反，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网络、交通网络的发达反而会使东西方文明的二极对立更加鲜明。在东西方文明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各自都会再度寻求独自发展的道路。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本质上是“两极对立型宇宙法则”和“文明基因的多型性”，这种差异的表现特征在自然环境特别是森林环境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由于环境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对自然的不同态度。大体上看来，西方的“草原文明”将人与自然置于对立的位置，东方的“森林文明”则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中国的老庄思想即是东方“森林文明”的智慧结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也与现代生态科学理论是一致的，现代生态科学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的理论则又体现了东方的轮回转世的理念。西方文明在“直线思想”的支配下，走向极度地彻底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自然破坏型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则在“圆的思想”的支配下，发展成永远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亲和型精神文明”。“直线思想”是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圆的思想”是相对化的思维方式，例如在所谓“幸福度”上（幸福度＝所得／欲望＝物／心），“直线思维”的无穷追求（欲望）只会使幸福度下降，而“圆的思维”则始终都有可能找到一种平衡（所得与欲望和物与心的平衡），从而提高幸福度。幸福度绝非仅仅是依靠物质标准来体现的。“人类的幸福度正是通过处于二极对立的物与心的和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协力才能得以维持。”
岸根卓郎先生的《文明论》一书，从宇宙的法则论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周期循环的过程，在当代世界和未来世界中，西方文明的衰落与东方文明的崛起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21世纪的人类文明将是以科学、哲学与宗教、艺术三位一体融合的具有东方文明特征为主流的文明。从历史上看，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因，每一个文明周期的循环都不是过去文明的重复，而是一种吸纳了不同文明成果并振兴和复苏了固有文明中的优秀成果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东西方文明相互认同、相互尊重、相互交替，人类的文明才能得以持续发展。岸根卓郎先生的文明论在当代世界文明理论研究中具有一定影响，它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许多可以探讨的空间。正如有学者在《世界文明论研究》一书中所说：“在众多的文明理论着作中，日本学者岸根卓郎的《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具有两个独特的理论研究视角。一是在新宇宙论的基础上创造新文明论”。“二是采用全包括式的研究方法探讨文明兴衰的法则”。“岸根卓郎的研究论断既有着某些可供我们深化文明理论研究、拓展文明理论研究视野的值得借鉴的方面”。同时他“片面地强调了自然对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然而，我们并不忽视或否定岸根卓郎文明论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方面。岸根卓郎文明论的价值如同他自己在结束语中所说的那样：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才有向未来的飞跃；即使这些假设是错误的，它们对开拓未来世界的科学所作的贡献也不会、更不允许被否定。”
四读《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