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西北民族美术逐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成果亦不断问世。然而，如前文所述，迄今为止对于西北民族美术的研究成果大都散见于考古报告和历史着作中，较为系统的西北民族艺术研究论着为数甚少。相对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学科来说，中国艺术学界对于西北民族艺术的研究还较为滞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西部开发战略的不断实施，如何处理好西北民族美术承传与创新、保护与开发及其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和谐关系，如何全面而客观地解读中华民族美术的多元一体特质，如何对民族传统美术有一个科学而理性的文化自觉，乃是中国美术界所面临的现实性课题。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下，文化全球化和文化霸权主义亦在不断扩张，中国文化艺术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优秀传统，复兴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无疑成为每个有良知的中国艺术家不可回避的职责。在此意义上讲，西北民族美术研究对于回应和解决上述问题，必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由于西北民族美术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因而传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远远不能适应西北民族美术研究中所面临的客观状况。以文献记载和传世作品为线索，以文人画论为理论核心的研究方法，在西北民族美术研究中显得十分单一和苍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从下手。因而西北民族美术研究必然要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从客观状况来看，西北民族美术的民族、地域、宗教、历史、文化等特征，决定了西北民族美术研究与民族学、考古学、生态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密切关系。因而可以说西北民族美术研究是个带有较强的综合性研究特点的学术领域，它也必然会面临着艰巨和复杂的难题。然而，也只有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知难而进，才有可能从本质上揭示出西北民族美术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内涵，同时，新方法的探索亦会为尚不健全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充实与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依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对于西北民族美术的研究，必然要通过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在梳理西北民族美术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应用美术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西北民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与宗教、历史与文化、人文与自然、多样与统一以及年代学和中外关系等方面入手，剖析西北民族美术的多元文化内涵及其特质，在尽可能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严谨的学术规范才能科学地揭示出西北民族美术的历史面貌及其特质和价值，从而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文化提供历史借鉴。
三汉唐西域道教美术史迹述论
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交往，东西方文化艺术亦出现了一个空前的融汇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贯通东西交通的重要孔道，西域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多种文明碰撞、荟萃之地。以宗教而论，在西方的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日益东渐之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由内地传至西域，道教文化的诸多形态并有可能经由西域而传播至西方世界。
近百年来，学界对西域道教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西域道教及其美术研究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西域道教文化面貌的复杂性和非系统性，加之历史上的相关文献及现今发现的遗物相对较少等原因。所以学界对于西域道教文化尤其是道教美术的研究目前还是相对薄弱的。本文试图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传统文献与近世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拟就汉唐西域道教美术史迹试作述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道教美术资料，一部分是直接的，即是道教文化的直接载体，如《符篆文书》等；另一部分则是间接的，即在内容或形式上有可能与道教文化有着间接关系的物证，如天象图壁画等。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对所举实例不作详细描述和图像释证。
关于汉唐西域道教，史载甚简，载者也多仅限于只言片语。如《魏略·西戎传》云：“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化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魏书·西域传》云：“于阗西五百里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对此事件，晋人王浮则以《老子化胡经》演绎之。研究表明，所谓老子化胡说荒诞不经，殊不可信，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汉晋之际西域与中原道教无任何干系。事实上，如查近世各类考古发现尤其是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书，汉晋之际乃至隋唐时期道教与西域则不仅确有关联，甚至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敦煌《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即载，唐代伊州（治今哈密）即有伊吾县的“祥（左麦右牟）观”、“大尹观”与柔远县的“天上观”等3座道观。出土于吐鲁番的大谷文书3361号和1212号则显示，当地应存有“口汤观”与“周楼观”2座道观。而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载，高昌城门名称依次东为“青阳门”和“建阳门”，南为“横城门”，西为“金章门”和“金福门”，北为“玄德门”和“武城门”，如从城门名称与方位的对应关系分析，则其显然契合于道家阴阳五行的方位之说。
有学者研究指出：“西域在唐代与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汉人在西域的活动也十分活跃。据此分析，西域高昌等地的道教也应当是较为兴盛的。然史乏记载，一方面是在宗教上，佛教居于主要地位，多为王室贵族社会上层所崇奉；另一方面，道教渐与佛教融合，并且主要为一部分汉族百姓信奉；再则，西域的道教，既没有如中原道教那种独成体系、博大深远的道教文化，也没有形成如同西域佛教那种丰富多彩、富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文化，所以，并未引起史家的注意。”而这种现象实质上在整个汉唐时期都应是普遍存在的。
从已有考古发现来看，现今吐鲁番地区曾陆续出土了不少与晋唐西域道教内容有关的纸质文书，其中尤以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墓地出土最多。除上述几件地名文书外，有关道教典籍文献的文书主要有《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注》、《南华经》、《洞玄神咒经》、《太玄真一本际经》、《太上业报因缘经》、《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卷》、《神仙传残纸》、《唐抄开元占经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出土的许多随葬衣物疏中，也往往带有“倩书张坚固，时人李定度。若欲求海东，若欲觅海西。不得奄留遏留停，急急如律令”等鲜明道教色彩的语句。如《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鞋底骘文》、《北凉真兴七年（425年）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高昌章和五年（535年）令狐孝忠妻随葬衣物疏》、《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婆随葬衣物疏》、《高昌章和十八年（548年）光妃随葬衣物疏》、《高昌延昌二年（562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高昌延昌七年（567年）牛辰英随葬衣物疏》、《高昌延昌十六年（576年）信女某甲随葬衣物疏》、《高昌延昌三十二年（592年）汜崇鹿随葬衣物疏》、《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年）武德随葬衣物疏》、《高昌延和四年（605年）宜口随葬衣物疏》、《高昌义和四年（617年）缺名随葬衣物疏》、《高昌重光二年（621年）张头子随葬衣物疏》、《高昌延寿十年（633年）元儿随葬衣物疏》，等等，总数达数十件之多。除此之外，在吐鲁番地区还出土过一些符咒约残片、桃人木牌和方术文书《五土解》及各类祭神鬼文书等。需要指出，这些文书除记载内容颇具价值之外，其书法亦是西域艺术之珍品。
此外，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大量与汉唐西域道教相关的绘画遗存，从种类上来看，主要有纸画、幡画和壁画等3类。其中纸画和幡画主要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及哈拉和卓墓地，壁画则散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及库木吐拉石窟中。具有道教内容的纸画，除了阿斯塔那墓地所出土的公元6世纪中叶的《符篆文书》中的朱色人像外，较为完整的遗物目前仅见阿斯塔那13号墓地所出土的《墓主人生活图》，这件作品的年代约在公元4世纪，画面的上方出现了星象图，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所谓幡画是指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的20余幅麻质或绢质的《伏羲女娲图》。这些幡画大都用木钉钉于墓室的顶部或侧壁，发现时有脱落于棺木或墓主尸体之上者，图中伏羲女娲均为人首蛇身，交尾相拥，女娲执矩，伏羲执规，画面四围绘星象图。这种幡画始见于麴氏王朝（497-640年）时期唐代尤其盛行。假如有关星象的图式大都有可能与道教文化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话，那么，类似于这种图像模式的绘画还可以从阿斯塔那65TAM38号墓顶天象图壁画、75TKM97号墓室庄园生活图壁画和克孜尔8、17、34、38、9r7、98、118、126、175号石窟壁画以及森木塞姆11、30、44、48号石窟壁画和库木吐拉23、31、46、50、63号石窟壁画中看到更为丰富而生动的景象。这些壁画的绘制年代大约为晋唐时期。
汉唐之际，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与发展，中原内地丝织物大批销往西域乃至西方。在这些丝织物中，出现了一种“汉字织锦”，它是将汉字作为一种装饰符号，织于动物、植物等纹饰之间的丝织工艺品。就目前所见，汉字织物的文字内容大约有20余类，年代约在汉晋时期，原产地为中原和巴蜀地区，主要出土地为楼兰、尼雅一带。其中有不少汉字的内容都可能与道教思想有着某种间接联系，如《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极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大明光受右承福锦》、《德宜子生锦》、《登高富贵锦》、《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等。
在汉唐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因素之所致，大批中原汉人徙居于西域边陲，他们不仅为西域的开发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将汉族的民俗文化传播到了多民族聚集的西域地区。仅从现有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在这种民俗文化的传播中，具有道教思想内涵的民俗文化主要体现在葬俗、葬具和社会生活中的日用物质品中。在西域楼兰古城附近和营盘墓地曾出土过一些汉晋时期的四足箱式彩绘木棺，其中1998年在楼兰古城附近出土的木棺棺头端绘朱雀，棺足端绘玄武，整个棺体彩绘云纹地。1999年在营盘墓地M7墓曾出土一具木棺，两侧棺板上用墨线分割成4个并列的方框，方框内彩绘辟邪、龙、人面及圆形图案，木棺挡板一端绘黑色双头鸟。类似于这种或具有道教文化内涵的彩绘木棺不仅在楼兰地区有所发现。而且在和田布扎克墓地亦出土了几具五代时期（907-960年）绘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木棺，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了道教文化艺术在西域传播的时空维度。
除墓葬遗存外，道教美术在汉唐时期的西域社会物质生活中也有所反映。出土于和静县察吾呼沟的东汉《四神博局镜》，出土于楼兰和尼雅遗址的汉晋云纹漆器，出土于西域诸地的汉代云纹瓦当，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传达着道教文化的信息。
综上所述，汉唐之际道教及其美术在西域的传播是在一个较为特殊的地理、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艺术在历史上的特有价值；从楼兰尼雅一带所出土的具有道教文化内涵的汉字织锦的考古学年代来看（最可靠和直接的证据显示为东汉元和元年即公元84年），东汉末年道教在内地兴起之时，道教文化即以织物艺术为主要载体而输入到了西域；道教及其美术在西域的传播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和中原汉人人居西域有着直接的关系，大体而言，距中原愈近者（如吐鲁番），道教及其美术则相对繁盛，反之亦然；道教及其美术在西域的传播常常与儒、释二教杂糅相出，这在吐鲁番文书和龟兹壁画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在汉唐西域，信奉道教的人可能还信奉着其他宗教，而信奉道教的人除汉族以外还应包括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吐鲁番所出土的《符篆文书》中的人物形象即具有胡人特征，在吐鲁番发现的元代回鹘文中亦见有讲生辰八字的内容，是为后期物证；汉唐西域道教美术在中国道教美术史中虽然处于非主流位置，然而，它所具有的时代性、地域性以及艺术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等特质，无疑在中国道教美术史乃至中国宗教文化史中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西北简牍纸质文书二十品
西北书法，历史悠久，风格独特，体系完备，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地位。然宋元以降，社会变迁，民族聚散，丝路道阻，西北书法尤其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简牍纸质文书实迹，随沉于沙海戈壁，不为人知，寂寥千载。自20世纪以来，中外各类人士踏察西北，于其戌堡、故道、佛窟、古城之处，掘获流沙坠简、残纸文书诸如土垠汉简、尼雅简牍、楼兰简牍、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大通汉简、马泉汉简、楼兰文书、高昌文书、敦煌文书等，总数已愈数万件之多。浩瀚物证方使西北简牍纸质文书书法展露出惊世之貌。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有关西北简牍纸质文书之研究，学界多重其历史文献之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价值，于其书法体系、风格特征、艺术价值诸方面，虽已有部分论着发表刊行，然其数量有限，尚不系统，相对于其他学科之研究及众多法书精品之遗存，其书法艺术研究不能不说还处于一个相对薄弱并与实存材料不相适应之状态。此乃当代中国书学界所面临之问题是也。然此学术问题之探讨与解决，亦绝非一朝一夕或一论一着可济之事，尚有待于今人或后人之不断求索，方有可能逐步揭示出西北简牍纸质文书之书法艺术的本质与文化之内涵，并由此或可校正中国书法史之既成误说。本文仅举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简牍纸质文书书法二十种，以简要品评之。
（一）土垠出土《己未立春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