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甘肃学者对近代西北与相关人物的研究颇具特色。马啸《左宗棠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作者倾注数年的心力，在其已发表的研究左宗棠在西北活动及影响的三十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它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左宗棠1869-1880年十多年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活动的深刻分析和思考。作者以平实的文笔，史论结合，将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几个重要横断面一一剖来，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可读性。王劲《孙中山先生的西北观》（《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认为，中国人之“西北观”，在近代中国有一大转变，此转变端赖孙中山先生之倡导。中山先生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考虑，视西北开发为未来经济腾飞之希望；从边疆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繁荣考虑，力主及早并大规模的开发西北；他还借鉴先进国家经验，把建设现代化国家之交通网作为开发西北的前提任务。其思想对后人的教益，文献资料可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掀起的近代开发西北的舆论和实践中，处处反映着孙中山思想的深刻影响。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该文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郑峰《陈养源先生生平事迹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考证秦州起义发动者是黄钺，但为这次起义播下火种、奠定群众基础的则是秦州人陈养源。陈养源1893年中举入仕，1903年辞官到上海开设镜今书局，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兴中会，刊印进步书刊，结交革命党人，参加革命团体，向家乡青年寄送书籍，传播进步思想，从而为后来秦州起义的发动打下了群众基础。尚季芳《试论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具体表现为：民为邦本、长治久安、因地制宜和自强求富，这四大思想指导着左宗棠在西北的开发实践，也是他开发西北取得实效的前提。段国正《“成禄案”中的左宗棠探析》（《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将成禄作案及其诬奏、清廷谕旨放到清廷统治甘肃的一贯政策中考察的基础上，来看时任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查实严劾及“萌退志”，终于迫使清廷将成禄革职、问斩监候的“成禄案”，恢复历史原貌；进而探析严劾成禄不仅是出自汉族“耕读”之家的左宗棠对满族贵族纨绔习尚的反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清王朝统治西北“思规百年之安”即消除其乱源，继而粉碎沙俄吞食我国西北图谋的需要。李艳《彭英甲在甘肃近代化中的主要建树》（《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认为，清末“新政”时期，负责甘肃农、工、商、矿各项事务的彭英甲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甘肃的近代工业，并认真探讨甘肃商业发展的各种策略，积极参与并对甘肃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近代西北地区史研究方面，李建国《试论近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毒问题》（《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西北的鸦片问题起源于英、俄等国不法商人的走私，后因清王朝、国民党政府的放纵和谋利而兴盛。加之地方军阀、官僚的穷兵黩武和贪得无厌，甚至逼民种鸦片，武装贩运，致使鸦片种植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大量的鸦片生产使西北的城乡经济走向畸形，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并造成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李建国《试论政府在西北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对近代西北开发的反思（《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通过对近代西北开发历史的回顾，试图从中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近代的西北开发尽管背景不一，情况各异，其成就有大有小，但政府在开发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则是很明显的。政府在保障社会稳定、倡导示范、筹集资金、发展科教事业、规划协调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郑峰《评杨增新治新时期的民族政策》（《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认为，杨增新治新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羁縻与牵制政策，二是对各民族区别对待，三是愚民主义。这些政策内容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杨增新实用主义统治原则支配下的产物。虽然他的民族政策具有保守性、落后性，但却又是务实的、可行的。魏静《浅议清末甘肃地方教育改革》（《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一文，着重论述在旧的教体系向新的教育体系过渡中，旧式书院的内容、特点以及它对教育改革的制约性；另外，清末甘肃地方教育兴革的过程中，新式学堂的特点、性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该文的论述重点。李艳、王晓晖《清末新疆善后局刍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左宗棠奉命带兵收复新疆过程中，针对新疆政治混乱、经济衰败的局面，设立了临时性机构抚辑善后局。该局的设置，使收复后的新疆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为1884年新疆建省奠定了基础。同时，该局的设立也改变了清代管辖以来新疆各地官员民族成分的构成，对新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三改茶法，主要源于左宗棠对湖茶贸易的了解和面对甘肃困敝不可收拾的局面，急欲招商办新课及稳定甘肃的政治需要。王美蓉《清末河西人民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历史原因之我见》（《河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清末河西人民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具有突出的反封建特性，是在中外反动势力双重作用下，民族矛盾和河西地方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其中，河西统治者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是主要的直接的历史原因。
其他方面的论文有，江峰、汪全模《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郑峰《田兴恕与咸同之交的晚清时局》（《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郑正伟《论中法交涉宗藩权与保护权之争的实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陈矛木《略论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等。
（第四节）中国现代史研究
这一时期甘肃省在中国现代史领域的研究专着主要集中于近代国共两党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其中尤以西北相关内容为主。
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该书是目前首部反映红西路军历史的文献汇编。兰州红西路军研究会的专家和学者从2001年开始，征集了当时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关于红西路军作战的有关电文、决议、决定，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的相关言论，以及国民党方面的一些电文和报道，共104万字。
此时期甘肃省现代史研究的论文主要也集中于现代西北人物与历史领域。人物方面，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上、下册，团结出版社，2005年），是刘国铭继《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等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大型国民党史和民国史工具书。该书系统介绍中国国民党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以来的人物，共收录21458人，其中有肖像9580幅。人物资料收至1999年，个别涉录至2005年。作为一部完整、系统介绍国民党人物的大型工具书，该书首次披露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坚持“据事言理”、“只述不评”原则，使该书极具史料价值和使用价值。王希隆《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回族研究》2004年第3期）一文，对马仲英赴苏后的活动及其与三十六师的联系、马仲英的下落等问题作了考察，认为马仲英赴苏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大约在1937年底被斯大林以勾结土耳其反苏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处死。王劲《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宝珊将军》（《档案》2005年第2期）论述了我国着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甘肃天水人邓宝珊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请缨抗日，坐镇榆林等事迹。尚季芳《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着作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一大批考察家来到西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对当时西北的一些突出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载和独到的剖析，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人们认识西北、开发西北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
近代西北史方面，成果突出，其中以经济史领域最为丰硕。李建国《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与民众意识的近代化》（《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它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民众意识的提升；社会风气空前开化，科教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空前强化。民众意识的进步和向近代化迈进，为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雍际春、吴宏岐《20世纪陇西、青东黄土高原地区的城镇发展》（《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20世纪是陇西、青东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建设最为重要的时期，民国时期这一地区城镇达到300余个，较清代翻了一番，一批商业城市的着名城镇出现，城镇建设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过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前30年的扩充和发展，城镇达到700多个。近20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一个以省会兰州为全省中心，以省辖市为区域中心，以县城与乡镇为网络的城镇发展新体系已经形成。赵艳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陇东根据地的成功实践》（《甘肃理论学刊》2002年第3期），王晶波《论民国初年的玉树之争》（《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等，则是讨论现代西北史其他方面的专题论文。
此外，甘肃省学者在现代史其他领域也取得了部分成绩。其中有，王劲《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党庆兰《不可避免的溃败——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溃败原因的历史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中美关系解冻的国际政治因素》（《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美英的“先欧后亚”战略》（《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李怀顺《西方列强与（上海停战协定）》（《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张万余《关于中美建交前我党对台方针的历史演变》（《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50年代国共两党反对“两个中国”的历史回顾》（《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石建国《抗战后期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述论》（《河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
（第五节）世界史研究
甘肃省的世界史研究与全国比较虽比较单薄，但仍有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甘肃省世界史学界的两大传统研究领域——中亚史与俄国史。
刘云着《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该书对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模式进行探讨，研究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与伊斯兰教、凯末尔时期民族解放战争与世俗化改革、1945-1970年的伊斯兰教与多党民主制的发展等问题。该作者其另外一部专着《阿富汗史——战争与贫困蹂躏的国家》（三民书局，2004年）中，则系统论述了从古代到当代的阿富汗历史。赵汝清着《从亚洲腹地到欧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之地理环境、天青石贸易之路、印欧语系人的迁徙之路、斯基泰黄金毛皮之路、波斯人沿丝路西段的大远征、希腊、马其顿人沿丝路西段的东征、丝路东段与西段的衔接——全线贯通、葱岭——丝路西段与东段的连接处等。甘肃永昌罗马人问题历来是引起争议的话题，刘光华、汪受宽等学者均在世纪之交着文驳斥永昌为古罗马战俘安置地的说法。陈正义的《骊轩绝唱：最后的罗马人之谜》（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再次提出永昌为罗马战俘安置地的说法。俄国史研究是甘肃省世界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李玉君翻译出版了俄罗斯文学家普希金着的史学着作《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普加乔夫暴动始末》是俄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着作。
论文方面，高永久、徐亚清《独立后的中亚五国政治体制》（《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论苏联时期中亚五国政治体制的转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赵汝清《伊斯兰时期的伊拉克》（《丝绸之路》2003年第5期），刘云《繁荣党执政与土美关系》（《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凯末尔改革中的伊斯兰教》（《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土耳其的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的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田庆锋《钦察汗国之疆域及其历史变迁——钦察汗国与蒙元时期之中西交通研究之一》（《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武鸿钧、卢世军《中亚五国独立后经济发展缓慢之历史原因探析》（《社科纵横》2005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关于中亚史的专题研究。俄国史领域的论文有，王起亮、祝政宏《论俄国“布里根杜马”的历史地位》（《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靳艳《后“冷战”以来中俄合作的历史考察与启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等。
其他方面的论文有，王尚达《西班牙王朝婚姻与伊莎贝拉女王》（《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韦军亮《试论约翰·亚当斯对美国政府的设计》（《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赵汝清、王宏谋、王旺祥《希腊城邦与中亚城郭之国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李积顺《盟军最高统帅部对“霸王”行动的抉择和分歧》（《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王三义、雷怡《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赋税苛重之根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武鸿钧、王小强《浅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靳艳《雅典城邦法治论》（《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这些学术成果的发表，使得甘肃省世界史研究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将学术边界扩展到了更加广阔的范围。
（王希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