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基本观点是，在殷代及其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采集曾经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途径之一。殷卜辞中分别以大采、小采作为大食、小食前后的时间名称，与发生在大采、小采所指时段内，具有经常性的上古生产习俗（采集）、自然天象（云霞）和物候（植物近似昼夜生态节律等）及其三者之间的对应呈现规律，显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即是以这两个特定时段内的典型人事、物候和天象的特点作为其时间名称的。这就是大采、小采作为时称的“命名之义”。也正是比较原始的自然历（或物候历）的基本特征。表明：在上古时代是以具有恒常性的典型天象或人事习俗或物候特点等，来为相对应的时段命名的。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和甲骨文发现之初，囿于传统经学和礼仪说，出现了若干误读、误释。20世纪40年代，董作宾先生系统整理研究甲骨卜辞中的殷历资料，成功运用“二重证据法”，得出了符合实际的“时称说”。但是，时称说问世以后，又长期处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对于其“命名之义”，一直不得其解。该文则独辟蹊径，认为既然大采、小采是一组上古历法术语，要想揭示其命名原理，就必需全面考察与之相关的天象、物候和生产生活习俗诸因素及其对应关系，才能科学地、彻底地解决这一难题。在这一全新思路的启发下，作者突破学科局限，借助文化语言学、历史语义学、思维发生学的阐释方法，从历史文献、古文字、上古生产和生活习俗、植物生态和生理节律、天象等诸多方面寻找证据和突破口，运用文理交叉的多学科视角，细致考察与大采、小采这组时称所指时段有关的具有恒常性的天象、物候和生产生活习俗诸因素及其对应关系，通过这个典型案例，终于找到了为难学界近两千年的“谜底”，即原始自然历或物候历术语的一般命名原理。
该文对以往出现的诸如礼服说、舞服说、祭祀礼仪说、云色多寡说、时称说等各种观点，进行逐一考证、辨析后，以充分的理据进一步确认了“时称说”的科学性。该文证明了大采、小采这组具有原始性的自然历或物候历术语，最初形成于盛行采集农业的时代，最晚流行使用到了战国后期或汉代以前。该文确认了甲骨刻辞中所见的时称大采、小采和大食、小食，其所谓大与小，并非区分数量多寡和规模大小，而是对时间先后顺序即早晚之别的区分。
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
才让（西北民族大学）/《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
该文主要内容是明洪武朝对元代有关藏传佛教政策多有借鉴，实施“因俗以治”，册封藏传佛教各派的势力，从而达到“西陲宴然”的政治目的。洪武朝的藏传佛教政策对以后明永乐等朝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明立国初年为了稳固新政权，明朝的军事力量将对付北元残余势力视为当务之急，无暇顾及乌斯藏等地。因此，除临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外，对乌斯藏等地明朝主要采取安抚笼络政策。在实施这种安抚政策的过程中，明朝必须面对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具有普遍影响这一事实。因此，新建立的明王朝一方面视藏传佛教同元朝残余势力一样成为极力扫清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延续元朝的有关政策，慎重对待藏传佛教，实施对帕竹政教领袖的册封、对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的册封、对萨迦派的册封、噶玛派与明朝的关系、止贡噶举与明朝的关系、授和林国师僧职、在河湟地区推行僧纲司、在内地活动的藏传佛教僧人等“因俗以治”政策。
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考述，该文认为：其一，元代对藏传佛教的过度推崇，遭到儒士阶层的反对。其二，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安抚笼络政策取得了实效，亦即西藏较有势力的教派均归顺了明朝。其三，洪武朝对藏传佛教实施的安抚政策是延续了元朝的做法，并吸取了一定历史教训，没有滥加封赏，对噶玛巴、三剌等人也仅仅是赐敕护持。其四，随着与新的中央政权问的归顺关系的建立，藏传佛教各派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紧密，奔赴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不断增加。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张金龙（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该文主要内容是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493年/499年）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一左右卫一武卫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官制改革时确立了领军将军一左卫将军一武卫将军一右卫将军的禁卫武官等级序列；太和二十三年改革时则有所调整，将右卫移到武卫之上，从而形成了领军将军一左、右卫将军一武卫将军的等级序列。仅从名称来看，北魏比曹魏多出左、右卫将军，比西晋多出武卫将军，东晋南朝武卫将军亦不常设，可知北魏孝文帝改革官制时虽参考了魏晋南朝制度，但也做了一些变通，并非完全照搬。
文章结合史传及碑志资料，对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即领军将军、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进行了考察，认为北魏类似于魏晋南朝的领军将军（中领军）确立于孝文帝改革时，其职掌禁卫大权，居禁卫军长官之首；北魏前期曾设有掌禁卫的左、右卫将军，但因史料较少，其详情难以明晰，孝文帝官制改革时设立了左、右卫将军，到后《职员令》时正式确立了左、右卫将军为领军将军之下的次一级禁卫长官的地位；武卫将军在设立之初其地位及职能并不明确，从其品级高于右卫将军以及曾出现武卫大将军一职便可看出；经过后《职员令》改革，武卫将军正式成为次于左、右卫将军的一级禁卫武官。
《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
王继光（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是明代唯一的亲历西域实录，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瞩目，对其专题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作者从《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的关系问题着手，比勘《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确定《明史·西域传》采摭《西域番国志》的版本系统，并进一步评述《西域番国志》在《明史·西域传》中的作用。
作者基于史料分析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西域番国志》的材料在《明史·西域传》中所占的比重如何估价；第二，《明史·西域传》在采摭《西域番国志》的材料时使用了那个系统的版本。
作者认为《明史·西域传》共录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西域番国志》录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见于《明史·西域传》的只十六处，其中某些地区的材料，《明史》全无采摭，如哈密卫，吐鲁番等。这样，以国家地区计，《西域番国志》提供给《明史》的采录范围，约占《西域传》的四分之一。其次，《明史·西域传》注重双边关系的叙述，大量的内容是记录明政府与这些国家地区的奉使往来、贡市贸易等活动，山川风物的记载只占这些传记的极少部分。因此，《西域番国志》的材料，在《明史·西域传）中所占的比重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总估价并不影响《西域番国志》在《明史·西域传》成书中的地位。《西域番国志》毕竟是西域一些国家、地区的亲历见闻，为明人的第一手记录。据《明史·艺文志》的着录，陈诚的行纪又是明代关于西域情况的唯一专着，吉光片羽，赖此以存，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明史·西域传》也正因采用了陈诚亲历的见闻资料，从而使其记叙更为完整、翔实生动。
第二个问题，采用的版本系统。《明史》之修，在二十四史中历时最久，其基本史料，源于明季历朝《实录》与《大明会典》，《明史·西域传》也不例外。有关西域国家、地区的山川风物记载，大都取材于《明太宗实录》169卷陈诚进呈的《使西域记》节本。《明史·西域传》的有关记载，只是在《明实录》本的基础上精炼文字，整齐其传。
隋唐五代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
李清凌（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该文从军需供应是官方西北经济开发的动因和动力；隋唐五代西北经济开发的战略思路以及对隋唐五代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评价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认为隋唐五代西北经济开发的战略思路是设屯田以益军储，养军马以壮国威，兴贸易以睦四邻。对隋唐五代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评价，认为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经济自然条件差，民族和社会问题多，边防任务重是这里突出的经济、社会和区域政治特点。隋唐政府按这一实际，吸取历史经验，坚持推行经济为军事政治服务的开发思想，在鼓励和保护私营农牧业的同时，重点组织和发展屯田、官营马牧和民族贸易业，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军粮、战马和塞内外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之需，为隋唐边防发挥了重大作用，还为京师每年提供数十万只牛羊的肉食和奶酪，从而减轻了内地人民的负担。其次，在经济为军事政治服务的思想下，隋唐政府对塞内外各少数民族坚持推行“怀柔”政策，进贡者倍偿其值，对民族民间贸易也广设市场，敞开渠道，满足不同的物资需求，特别是在战乱灾荒的情况下，中原政府的贸易、救济措施，更是各族渡过难关的主要依靠。反过来说，中原内地的接济，不仅有效地防止了边境民族因生活无着而对汉地发动的掠夺，有利于边境安宁，而且在汉族较高经济文化的吸引下，各族对中原的向心力增强，边疆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各族共主）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经济渠道的沟通，政治思想的交流，边疆各族对中原政府的倾向性，是中华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和渐变过程。从这一点来说，隋唐政府“怀柔远人”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措施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性。最后，隋唐政府的西北经济政治思想包括经济与军事，中央与地方，农牧业与商业，官营与私营，军需与民生等思想要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是当时西北经济开发取得成果的关键，也为后代的西北经济开发积累了历史经验和模式。
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
田澍（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有人建议将考试制度列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人呼吁创建21世纪的显学——科举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科举的热潮，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涉及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在当前的研究中，由于视角不同和涉猎范围所限，学者们对科举的认识仍然是见仁见智，特别是对科举的利弊及清末废除科举的得失等问题分歧较大。鉴于此，作者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梳理和总结，阐述了科举的主要优点、主要缺陷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具有相对公正性、确保精英的有序流动和较强的凝聚力等显着优点。同时也有考试内容僵化、学风浮薄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发展等消极影响。但两相比较，科举利大于弊。清废科举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深刻的教训。其仓促废除科举而无相应的替代制度，对准备科举者的出路没有做出妥善的安排，导致人心的急速流失、政局的更加混乱和政权顷刻间的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