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曮妻室情况史书缺载，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墓志拓片题为《李公妻朱氏墓志》（编号：墓志5156）及《唐文续拾》卷七许九言《故凤翔节度使秦王赠尚书李公楚国夫人高平朱氏墓志铭》可知，其夫人是朱氏，乃河中节度使、爵封冀王的朱友谦之女。她卒于后汉乾佑二年（949），卒年五十一岁，据此推算，朱氏当生于唐昭宗光化二年（899），仅比李从曮小一岁。李从曮迎娶朱氏，应是李茂贞与朱友谦为结盟而政治联姻，时间应在后梁乾化三（913）、四年（914）间。当时李茂贞与朱友谦多次合作，攻克鄜州，围困同州，一度赢得战略主动。这方墓志的记载不仅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而且对我们了解当时多元政局具有重大价值。此外，朱氏墓志记载李从曮还纳有继室蔡氏，可补史阙。
李从曮的宦历因史籍记载不明，以致多有误会，今笔者考证说明之。《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本传云：李从曮“未冠，授谘议参军，赐绯鱼袋。寻迁领彭州副使，凤翔衙内都指挥使。”“未冠”是指不满二十岁，也即917年之前，李从曮方忝列幕府参军。因彭州地属西川，当时为王建所占，可知李从曮之后所知彭州只是遥领，凤翔衙内都指挥使才是实职。其后，《旧五代史》本传云“天复中，自秦王府行军司马、检校太傅，出为泾州两使留后。”唐昭宗天复年号共计三年，即901至903年，若按此推算，李从曮年不及六岁即出镇泾原，这不仅不合常理，而且与其前面所述“未冠，授谘议参军”之说相矛盾。所以，《旧五代史》本传所谓的“天复中”或传抄错误，或是指秦岐政权自有的天复纪年。从现今掌握的史料来看，秦岐政权使用天复年号纪年至少到二十年，即至920年。若以此解释，李从曮在“天复中”出镇泾原就可以理解了。
后唐同光元年（923）十一月，李从曮以王府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的职衔身份出使后唐。后唐为笼络李茂贞父子，加封李从曮为中书令。李从曮从后唐回到凤翔后，力主向后唐称藩。李茂贞遂决心接受后唐册封，归国称藩。同光二年（924）四月，李茂贞病逝，李从曮继立，权知凤翔军府事。同年五月，后唐正式任命其为凤翔节度使，保证了李茂贞父子政权的世袭性和自治性。对此，《旧五代史·庄宗本纪》载：“（庄宗）以权知凤翔军府事、泾州节度使李曮为起复云麾将军、右金吾大将军同正，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但值得注意的是，庄宗不久又任命朝官柴重厚为凤翔监军使，出监凤翔。朝廷任命监军使，意义非同一般，表面只是说明朝廷对凤翔拥有监护权，并不干涉凤翔自治状态，实质却反映了后唐庄宗对李从曮怀有疑虑。这种怀疑态度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同光三年（925）九月，庄宗遣魏王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枢密使郭崇韬为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使率大军六万伐蜀。因为凤翔是伐蜀的中转站和必经之地，所以庄宗又命李从曮为供军转运应接使，负责后勤保障。庄宗此举的用意十分明显，即继续试探李从曮的态度。如果李从曮故意推托敷衍，表明其怀有二心，不是真正归附，征蜀大军浩浩荡荡已开到凤翔城下，正好一举取而代之，消除这股势力隐患；而李从曮若倾力支付后勤物资，必将大大损耗凤翔及泾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凤翔也将会由此不振，再无实力与朝廷对抗。结果在征蜀过程中，李从曮不仅竭尽全力供军，而且还亲率岐军开赴西蜀作战前线，最后随大军进入成都，表现出对后唐朝廷的忠心。
同光四年（926）正月西蜀平定之后，魏王李继岌命李从曮押解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班师回军。二月，李从曮赶回凤翔，不想留守凤翔的监军使柴重厚却“拒而不纳”，并“促令赴阙”。试想，柴重厚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授意，是绝对不敢在凤翔采取如此极端举措的。这也再次印证了笔者前文的推理：庄宗表面征伐西蜀，暗地欲夺凤翔。李从曮见后唐大军在侧，只得赴阙听命。六月，李从曮刚刚赶至华州，洛阳就发生了内乱，庄宗被杀，李嗣源夺位，是为明宗。李从曮见形势不明，只得返回凤翔。监军使柴重厚失去了庄宗的支持和后唐大军的威慑，自然不敢反抗，束手待命。即位的明宗为稳定时局，笼络凤翔，便下诏处死柴重厚以安抚李从曮。然李从曮却“以军民不扰，重厚之力也”，竟“不以前事为隙，上表论救，事虽不允，时议嘉之。”明宗遂继续以李从曮镇凤翔，保持凤翔、泾原两镇的自治状态。这是后唐朝廷夺回凤翔控制权的第一次尝试。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五月，朝廷加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李从曮为检校太师。九月又下诏云：“凤翔节度使李曮世联宗属，任重蕃宣，庆善有称，忠勤显着，既在维城之列，宜新定体之文。是降宠光，以隆悖叙俾，焕成家之美，贵崇犹子之亲，宜于本名上加从字。”赐李曮名从曮，预皇子之列，以示恩宠。朝廷虽然对李从曮恩宠有加，但对凤翔控制权的觊觎却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长兴元年（930）二月，明宗趁举行南郊大礼，李从曮入觐陪祀之际，命离开凤翔的李从曮移镇宣武军，另以宣徽使朱弘昭代之。时势所迫的李从曮只得从命，改镇汴州，朝廷同时又进封其为岐国公，以示安抚。而在此之前的一年即天成四年（929）七月，李从昶已移镇华州，朝廷命李金全继任泾原节度使。自此，李氏兄弟的内迁移镇，标志着秦岐割据政权最后所辖的凤翔、泾原二镇的半独立性结束，李茂贞、李从曮父子在凤翔长达四十四年的自立统治宣告终结。后唐朝廷恩威并用，以朝廷派官的方式取代晚唐以来秦岐政权家族式的统治。对此，吴丽娱根据敦煌文书P．2539v“泾州太傅状”和“沙州令公书”考证认为“这应当是涉及这一地区政局的重要变化。此变化以往未被史家所充分注意，但它事实上影响着中原朝廷的权力向西部延伸。”
后唐长兴四年（933），李从曮改任郓州天平军节度使，俨然已由割据藩王沦为后唐的地方藩臣了。但时隔不久，李从曮又得以重镇凤翔。这主要是因为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闵帝应顺元年），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潞王李从珂对闵帝李从厚不满而自凤翔起兵夺位。李从珂“悉取天平节度使李从曮家财甲兵以供军”，对此胡三省注云：“李从曮自其父茂贞以来再世镇凤翔，从曮虽移镇而家财甲兵犹在焉。”《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本传也云：“及唐末帝起兵于岐下，尽取从曮家财器仗以助军。”由此，李从珂起兵似强夺凤翔李氏的家财积蓄以及铠甲兵器相助。但《册府元龟》卷一七九却载：“初（末）帝起凤翔，帑藏匮乏，从曮家献锦袍、银带、用仗等物以助军实。”又云李家乃主动资助。笔者认为，当时凤翔军情危急，财用匮乏，李从珂命悬一线，似难免强夺豪取；而李从曮身在郓州，身为藩臣，难能授意家人捐助造反谋逆之李从珂。因此，李从珂必定强取李从曮家财在先，声称是其主动相助在后。根据史载，李从珂率军将行之时，凤翔军民拦马遮道请以李从曮再镇凤翔，李从珂当即应允。果然，李从珂攻入洛阳，即位称帝之后，遂感恩图报，以李从曮再为凤翔节度使，并转封秦国公。七月，宋帝又进封凤翔节度使李从曮为西平王。至此，凤翔李氏在后唐再度位列藩王。
后晋立国后，高祖石敬瑭无暇顾及秦陇，对李从曮笼络备至。他于天福二年（937）正月，增加凤翔节度使李从曮的食邑实封，五月，进封其为岐王。天福三年（938）三月，又进封李从曮为秦王。天福五年（940），李从曮之母刘氏加号为“秦国贤德太夫人”。少帝嗣位后，李从曮又加守太保。开运三年（946）十月，秦王李从曮卒于镇，后晋追赠其为尚书令。后晋一朝，凤翔李氏可以说是十分荣宠。
李从曮继李茂贞余威，前后镇凤翔二十年，终由晚唐割据图霸的枭雄转变为五代屏卫一方的藩王，实乃这个时期多元政局之下一元势力变迁的典型写照。
二、李从曮理政
关于李从曮的性格为人和执政方式，诸多正史和笔记小说都不乏笔墨。客观而言，史料中所见的李从曮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可圈可点，其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性情柔和，为政宽厚
《新五代史》认为李从曮“为人柔”，《旧五代史》卷一三二也评价其为“性柔和，无节操”，可见李从曮乃性格恬淡、与世无争之人，与其父李茂贞赳赳武夫的形象相差甚远。笔者分析这可能与其出身及经历有直接关系。李从曮出生于李茂贞割据的鼎盛时期，直至后梁末年方才出仕为官，未经时事与大战历练；而且李茂贞执政后期，采取保境自守的战略，与其妻刘氏笃信佛教，对李从曮柔和无操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因为李从曮的柔和性格，他在镇凤翔前后二十年的时间里，为政宽厚，与民休息，深受百姓爱戴。《旧五代史》本传云“每花繁月朗，必陈胜会以赏之，客有困于酒者，虽吐茵堕帻而无厌色。左右或有过，未尝笞责。”曾“拒而不纳”的监军使柴重厚，李从曮也不忍杀之，上表论救。《新五代史》也云：“从曮有田千顷、竹千亩在凤翔，惧侵民利，未尝省理。”皆可见李从曮仁厚爱民之心。
关于李从曮“无节操”之说，《旧五代史》评论说：“当庄宗新有天下，因入觐，献宝装、针珥于皇后宫，时以为佞。”《五代史补》也认为其“性情好戏”，记载说：“李曮，岐王之子，昆仲间第六，官至中书令，世谓之六令公。性情好戏，为凤翔节度，因生辰邻道持贺礼使毕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妇人，秦凤使矬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曮因曰：‘二使车一妍一丑，何不相嘲，以为乐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与水草大王接席’。秦凤使徐起，应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然李从曮前者有故意周全凤翔之意，后者又似年少轻薄之戏言，不能简单以此论其节操。如《十国春秋》卷三八就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云：“夫人萧氏，高祖之后宫也，容态明悟，绝有宠爱。凤翔将李彦来降，署指挥使，更姓名曰王丞弁，以萧氏赐之。无何，丞弁死，萧氏寡而无子。唐转运接应使李继曮，故岐王子，随魏王入成都，陈昭符者，密求萧氏以献。抱衾之夕，继曮隔屏窥之，惊为妍妙，诘其由来，则已为王丞弁所偶，亟止之，曰：‘丞弁背恩投蜀，诚不可容；然向者吾从子行，于义不可。’遂令送之归。”以此可见，李从曮乃是一有理有节之人。
（二）工书善画，崇文抑武
李茂贞理秦岐之时，不喜文治，武风浓烈。然，李从曮却一改父风，在辖境内大兴文教，实行崇文抑武之治。《旧五代史》本传云其“进退闲雅，慕士大夫之所为，有请谒者，无贤不肖皆尽其敬。”由于李从曮“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以致“将士怨之”，甚至激起兵变，“会发兵戍西边，既出郊，作乱，突门人城，剽掠于市。从曮发帐下兵击之，乱兵败，东走，欲自诉于朝廷，至华州，镇国节度使张彦泽邀击，尽诛之。”之后，李从曮改镇宣武，发现“当州旧司天台有铜浑仪，并板阁，并在露地，损烂欲毁”，就奏请朝廷，进行了修缮保护，继续推行文治政策。
李从曮不仅在境内推行文治，自己还工书善画。正史本传评论李从曮为“善笔札”、“善书画”，明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评价其“工书善画”。可见李从曮不仪在擅长绘画，而且在我国古代书法史上还占有一席之地，评价颇高。在晚唐五代武夫横行当世的环境下，出身世代行伍家庭的李从曮能在文章、书法、绘画上达到如此之高的造诣，而且其弟李从昶也是“音律、图画无不通之”，这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也是乱世一奇。
（三）恪尽职守，谨修臣礼
李从曮在父亲李茂贞称藩归国之后，虽然维持了相当一段时期的自治，但他不再以割据自立为意，俨然已转变成一名朝廷管下的地方官员了。如同光三年（925）李从曮作为供军转运应接使竭城供军伐蜀，长兴元年（930）奉命入觐陪祀，转镇宣武、天平等等。虽转任数镇，李从曮皆恪尽职守，为史所称。
李从曮何以能发生如此大的转变？笔者分析，除了时势所迫的客观原因之外，李从曮自身的主动转变应该是主要原因。李从曮不似其父李茂贞出身行伍，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饱读诗文，知书达理，崇尚士大夫所为，尤其他“厚文士而薄武人”的思想，使他能够主动地向统一国家的帝王靠拢，转而维护皇权，而不以偏安一隅为意。如后唐末帝即位后，镇守西川的盂知祥意欲自立，处死后唐朝廷使臣李严，又偷偷派部下将家眷要接到成都，途经凤翔时，李从曮“以为知祥反矣，遂留而不发”，并上奏朝廷，听候处置。从他对待孟知祥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李从曮已经谨修臣道，彻底成为镇守一方的地方官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