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如，收到你的信，乃迭还在海南岛未回来，这两天较清闲一些。你问关于“绛舍”时回忆，实际上，那是一件很幼稚可笑的事，似乎也不值一提，大概是在四八年初，在南京碰到一个落魄无事作的年轻知识分子，原来大概是在成都光华大学教书时认识的，叫彭吟霄。过去也在光华大学中文系作助教，他当时没有工作，想租一间铺面，开个小店，我同几个朋友，包括萧亦五和廉士聪给他凑了点钱，就决定开个小古董店，买进一些假古董和仿古瓷器之类。当时国立编辑馆情况较复杂，有一些国民党小特务，总在注意我们几个人，还写过一个包括我们几人在内的黑名单，说是危险分子要除掉等等，我们也知道这情况，因此总想在外面搞点秘密地方，可以无顾虑地讨论问题。这个古董铺搞了不到一年，没有多少洋人来买东西，就关门了。
名子叫“绛舍”是我起的，开始要我起名子，我想起小时在天津法租界有个小店叫“紫房子”，我就说“就叫红房子吧”，廉士聪说这太引人注意了，因此我就给它改了一下，叫作“绛舍”。其实还是那个意思，彭吟霄不清楚我们开铺子的意思，他的当时政治面貌我们不清楚，因此也没有告诉他我们的地下关系。廉士聪的老父亲当时也在南京，没有事作我们就叫他作铺子的老板，免得让人注意。他原来在天津也开过铺子，后来破产了。大概我想起也就是这些吧。当时我们地下民革还有一个据点，在“中英文化协会”，那是杭立武（当时伪教育部次长）作主席，我有个主任秘书名义，中英文化协会地方很宽广，平时没有人去，我们在那里倒开过几次秘密会议，起的作用比“绛舍”大。当时我说这叫作“狡兔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实际上，今天看起来都是很幼稚的行动，也没有真正起多少作用，就这些吧，问阿虹好。
宪益
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