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奇特的一生》
譬如，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我发现他这个人引人注目，不同凡响，个性鲜明、恢宏，是个杰出的人物，这时我对他就开始感兴趣和敬佩了。可是只有当我从他的生平事迹中发现了时间和支配时间这个主题，发现他一生中确实发挥出了最大能量，并且过得那么充实、完整、和谐，实在罕见和令人惊讶，从而领悟到这种生活所包含的启示和思想的时候，我才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书。
……当你叙述一个真实人物的真实生涯的时候，不论这个人物是柳比歇夫教授，还是克拉夫吉娅·维洛尔，都自有其复杂之处。这种复杂性就在于，作为一部中篇小说的素材来说，一个人的一生实在浩如烟海。从柳比歇夫一生中，我只是选择了同我感兴趣的时间主题有关的全部事实。可是当小说快脱稿的时候，我却产生了疑虑：我在选材上这样限制自己，这做得对吗？要知道，关于柳比歇夫的记叙和描写可以写得多出好几倍，而且这本来是应当做到的。
……在小说的结尾，我并非平白无故地加了这样一段议论：柳比歇夫的时间，几十年可以一眼看透，在我们的时代能这样坦率地度过一生——这是罕见的事。柳比歇夫的一生中还有许多方面我没有涉及。可是，如果我把这些方面都写进去，一部中篇小说能承受得了吗？它不会由于素材过多而松散吗？我没有把握，不敢说。也许承受得了，也许不能。但是我显然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素材，就像在《克拉夫吉娅·维洛尔》里一样。这个极限在哪里呢？中篇纪实小说的素材容量究竟能扩大到什么程度呢？这怎样知道。
问：当诉说由于纪实散文创作之复杂和艰难而带来的苦衷时，您曾经在中篇小说《奇特的一生》开宗明义第一章中，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但认真多于玩笑的口吻写道：真人真事多么束缚人的手脚。虚构的人物好办得多。虚构的人物任人摆布，并且纤毫毕露——他的一切想法和意图，他的过去和未来，作者都一清二楚……
答：复杂性还不仅在于此。看来，文献记载的事件，事实俱在，似乎只要如实加以描述就行了，其实不然，从选材开始，问题就复杂化了。越往后，问题越复杂。纪实散文要求作家最大限度地进行体验。由于受到事实的约束，作者不能自我表现，不能发挥自己的“个性”，可见，问题在于作者的情感是否充沛、强烈，而这种情感理应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怎样流露出来的。在纪实性描叙中，作者的参与应当掌握什么分寸——这是个特殊问题。这个问题对我说来，也并不总是清楚的。我知道，纪实散文不能排斥作者的参与，可是要把自己的“个性”渗入纪实性描叙，作者就得冒很大风险。因为他也会随之“记录在案”。这种比邻相处究竟合适不合适呢？让我再来谈谈我们合写的《围困纪事》一书吧。不论是我，还是亚历山大·阿达莫维奇，在搜索整理这本书的材料时，都特别尖锐地感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只局限于选择事实素材，剪辑文献资料，编排叙事结构，还是有权偏离事实记载，削弱联结事实的纽带，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得以自由驰骋呢？思路广阔，描写自如、舒展的要求是经常发生的。我们所重视的不仅是描述经历过围困的人物的生平事迹，而且力求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如何经受这次围困的？什么力量使他坚持了下来？如果缺少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议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们的想象，没有以政论方式表达的概括意见，那是做不到的。
——摘自《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62－63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附记]
这部分出自格拉宁同《文学问题》杂志记者奥斯科茨基的一次谈话纪要。格拉宁（1918—？），苏联著名作家，作品大多描写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本书中《时间怪人柳比歇夫》一文即是根据他的中篇纪实小说《奇特的一生》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