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是外文出版社旗下的官方刊物，旨在对外宣传中国文化，1951、1952年各出一期。
1952年秋，亚太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举行，杨宪益、戴乃迭作为会议急需的翻译人才被政府从南京调至北京。在京期间，新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文出版社领导都游说二位加入各自单位。最后，杨宪益选择了外文出版社，因为刘尊棋社长关于系统地、全面地译介中国文学的宏伟计划深深地吸引了杨宪益。
刘尊棋计划办一个像“商务印书馆”一样的外文出版社，将灿烂的中国文化从古至今系统地翻译成英文，这很像梁实秋当年在国立编译馆的计划。杨宪益、戴乃迭当年的《资治通鉴》翻译项目因为国共内战、国民党败北、编译馆撤销等种种原因而搁浅。现在有机会再续先前的大业，他们自然就接受了刘尊棋的邀请。
1952年底，杨宪益和戴乃迭“忍痛割爱”，卖掉了刚买了不久的一座带有庭院的小平房，举家从南京迁至北京，开始了他们夫妻搭档、珠联璧合、持续了四十多个春秋的翻译生涯。
然而，作为《中国文学》的翻译主将，他们对于所翻译的作家、作品是几乎不可自主选择的。杂志的内容完全受制于政治气候，当代“革命”文学占主导地位。1953年《中国文学》出版两期，并从第二期开始，开辟了“古典作品”栏目；1954年改为季刊。随着大跃进的开始，《中国文学》1958年改为双月刊，1959年改为月刊。“古典作品”栏目从《离骚》开始，译介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长生殿》《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史记》等节选。
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学术界再次掀起了研究《红楼梦》热潮；《中国文学》先后刊载了何其芳、吴世昌、茅盾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并于1964年，分三期刊载了《红楼梦》九个章回（18－20回，32－34回，74、75、77回）。外文出版社决定借《红楼梦》热的东风，翻译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当时《水浒传》分派给了沙博理，《西游记》由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红楼梦》则分派给了杨戴。但由于杨戴的首要任务是为《中国文学》译稿、审稿，已是月刊的《中国文学》，工作量很大，戴乃迭还需为年轻翻译的译稿校对、润色，所以他们只能用业余时间兼译《红楼梦》。
1964年，戴乃迭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她很喜欢翻译《红楼梦》，但遗憾的是他们无法为这样一部文学巨著倾注足够的心血，恐怕《红楼梦》的翻译得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当然，更大的遗憾还在后面，因为“文革”的到来使他们不得不终止了《红楼梦》的翻译。
当他们受命停止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已经完成了一百二十回的初稿，戴乃迭校对与润色的二稿也进行了一半。1968年3月，戴乃迭在给母亲的信中再次提到《红楼梦》，对终止翻译感到无奈与遗憾，“因为这是一部世界级的经典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英语世界现今只有节选的译本。”当然，一部关于“封建社会”的巨著自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受到“文革”炮火的袭击不足为奇。此时的戴乃迭万万想不到，“文革”的烈火很快就要烧到自己身上。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深夜，杨宪益、戴乃迭双双入狱。他们留在办公室一摞一摞的《红楼梦》译稿下落如何，恐怕厄运降临、自身难保的二位已无暇顾及。
1972年春，杨宪益、戴乃迭先后出狱；同时，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第一卷即将由英国的“企鹅丛书”出版，英文名为《石头记》。中国尚无自己的译本，外文局有了紧迫感，于是决定由杨戴二人继续《红楼梦》的翻译。
已经完成的译稿哪里去了？难道还要从头开始吗？
1968年春天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他们一前一后被分别抓走，随后家里被抄。
第二天，一位有心的年轻同事熊振儒（时任《中国文学》英文组组长）得知杨、戴被捕后马上想到了他们留在办公室里一摞又一摞的《红楼梦》译稿。他似乎仍能听到杨宪益别具一格的仅用右手食指单指打字的啪啪声（左手总是夹着香烟）。他似乎仍能看到戴乃迭打字机旁一边放着《红楼梦》原著，一边放着杨宪益的译稿，她“左顾右盼”，校对润色，十指飞快地打着二稿。他深知这些稿子的分量，这是他们在为《中国文学》译稿、审稿、校对、润色的繁重的工作之余，一字字、一页页敲打出来的几千页的稿件。同时，熊振儒也知道如果造反派们要抄查杨宪益办公室，这些浸透着杨戴心血的稿子很有可能毁于一旦。于是他小心地将散见于写字台、文件柜及大小抽屉的一稿、二稿一一收起，按顺序用报纸包好，码放进一个二尺多长的纸箱。他把纸箱放到文件柜顶端的墙角处，再盖上一堆旧报纸。
几千页的译稿就这样在旧报纸堆里安然沉睡了四年多。
正当杨宪益、戴乃迭思忖着《红楼梦》译稿的下落时，熊振儒踩着椅子，蹬着桌子，从文件柜的顶端取下了一个尘封的纸箱，将一包又一包裹着报纸的译稿取出，一一摆放在杨宪益的桌子上。杨戴二人不约而同地喊道：“呵，都在呢！”
他们相视而笑了。
然而，即使找回了全部译稿，继续《红楼梦》的翻译仍面临漫长的“准备工作”。外文局决定要出最具权威性的译本，所以由各路“红学家”组成的《红楼梦》专家组对不同版本展开比较研究。专家们往往各执己见，最权威版本迟迟没有定局。当戴乃迭终于被告知《红楼梦》的翻译得以继续时，她对《红楼梦》的热情早已冷却。
1973年1月，戴乃迭在给霍克斯的信中坦称：“我对译《红楼梦》已经没有什么热情了，因为你会比我们译得更好。”她明智地预见了他们翻译过程的复杂与烦琐。
到了9月，戴乃迭给霍克斯的信中还在谈版本问题。“我们出版社终于决定要翻译出版《红楼梦》了，很可能分三卷出，但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关于版本的选择和各种编辑问题大家意见不一，我们必须请外来的专家审核。”
《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以及关于曹雪芹身世的各种猜测历来都是学究气十足的红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热点，因此外文局也在版本的选择问题上反复斟酌、举棋不定。
1974年3月，戴乃迭又写道：“我们出版社决定（可以说很慢很慢的）用另一版本重新翻译”。
1975年2月：“我们出版社现已明确决定了开始《红楼梦》的翻译出版。”社会科学院特派了著名《红楼梦》专家吴世昌协助他们的翻译工作。“这当然会是很大的帮助，但也有一定的不利因素，因为他比较学究气，声称要拿出‘最完整可靠的、极富学术性的翻译’。在他看来，可读性并不重要。”
因为更换版本，又聘请了外来专家一起审核定铎，杨宪益、戴乃迭不得不放弃已经完成的一稿和校对了一半的二稿。
戴乃迭还写道，由于她和杨宪益首先是《中国文学》的翻译匠，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红楼梦》的翻译，她为此深感遗憾。
1977年，戴乃迭收到了霍译《红楼梦》——《石头记》第二卷。在给霍克斯的回信中，戴乃迭坦言，她是带着一种“既钦佩又羡慕的心情”读完这本书的。“你对原文的处理采取了合乎情理的再创造，使译文很容易为英语读者理解，这真是很好，但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同你的流畅自如的译文相比，我们的翻译则显得颇为僵硬。”她对霍克斯的译文赞赏不已：“你对对话的处理活灵活现，诗文既通俗又优雅。那些绝妙的诗句，满是典故，一语双关，简直无法翻译，但你却能把联诗游戏的特点恰到好处地传达给读者，使他们对联诗游戏达到一定的感性认识。”
戴乃迭信中提到的“合乎情理的再创造”，或曰“艺术破格”，对于为外文局工作的翻译家们来说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他们“婆婆”太多，不仅翻译什么需要有关领导批准认可，如何翻译也同样要经得起政治审查。20世纪60年代的“书刊大检查”他们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有许多翻译、编辑仅仅因为译文中删掉了一些毛主席语录，或者伟大领袖的神圣名字出现的频率低于原文，就遭到牢狱之灾或劳改、撤职、下放等处罚，数以百计的书刊被毁。杨宪益所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充斥着大段大段的毛主席语录，作者似乎力求证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是一致的。杨宪益认为这样的观点很荒谬，难以被西方读者接受。于是，经与编辑商量，他在译文中将毛主席语录全部删掉。此举无疑是“书刊大检查”运动中“令人发指”的罪尤。虽然杨宪益未受殃及——他英国专家的妻子及他们作为《中国文学》顶梁柱子的特殊地位也许是他在几次运动中有形无形的保护伞，但该书的编辑却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发配到农村劳教，一去二十多年，直至“文革”后才得以平反复职。复职后很快退休；退休后不久病逝——这样的悲剧命运在一代挣扎于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中并非个案。
几经波折，英文版《红楼梦》第一卷于1978年出版。
许多学者和翻译家们在比较了杨译、霍译《红楼梦》后，对两个版本褒贬不一。但大多对杨译的忠实与准确大加赞赏，对霍译的创意使其英文流畅易懂予以肯定。据查，自主阅读的西方读者往往会选择霍译《红楼梦》，而大学里的汉学教授往往选择杨译《红楼梦》作为授课课本。但戴乃迭对自己的译文却是谦虚有加。“我们的译本优于你的译本的唯一之处是插图”，她给霍克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她认为这些描绘主要人物及主要事件的插图“提供了大量有关服饰及家具陈设的细节，便于读者更生动地想象故事的场景”。虽然插图并不完美，“因为像沈从文这样的专家可以从中挑出许多毛病，但对外国人来说足以”。外文出版社决定加插图时，《红楼梦》第一卷已进入校样印刷阶段，插图工作使《红楼梦》的出版又耽搁一年。
杨宪益和戴乃迭万万没有想到，随着英译本《红楼梦》的出版，二位骤然名声大噪。戴乃迭1979年5月给霍克斯的信中写道：“杨宪益和我默默无闻地当了三十年的翻译匠，而今借《红楼梦》的光，我们一下子出名了，接连不断地接受采访。我们觉得像假冒。”
戴乃迭常以一种幽默的态度来看待各种《红楼梦》活动。在同一封信中，她还向霍克斯报道了文化部召开的庆祝《〈红楼梦〉学刊》创刊的大会，“鉴于红学家们常因观点不一而相互抨击，会上大谈团结统一。很多德高望重的专家，如茅盾、俞平伯、叶圣陶等等都出席了大会，但也远远不能为如此奢华的午餐提供充足的理由……最令我尴尬的是被要求在一幅长卷上签名。我从未使用过毛笔，面前是一个个堪称书法范例的签名，身后是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机，我真觉得自己像阿Q，手抖着，担心在死刑书上画押的圈画不圆。”
下一封信中，戴乃迭继续向霍克斯报道红学家们的喋喋不休、吹毛求疵：“不久前周汝昌假借曹雪芹之笔写了一首诗发表，并评论说他认为这首诗是伪造的。吴世昌立即上钩，称不会是伪造的，他可以从诗的风格上断定这首诗是真的。周后来承认诗是自己写的，吴教授则说不可能，因为这首诗写得太好了，等等等等。一切都显得那么小家子气和不得体。”一次，杨宪益同画家黄永玉一起喝酒，“席间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要伪造一幅有曹雪芹题字的画，让红学家们继续为其真伪争个不休”（1979.7.1）。
1979年，杨宪益、戴乃迭的名气直线上升，他们也不由自主地被卷进“《红楼梦》狂热”之中。8月份的《人民画报》，为“迎合《红楼梦》狂热”（借用戴乃迭的话语），专题报道了杨宪益和戴乃迭。“杨宪益不断受到电台、报纸的采访，甚至还有读者采访，直至他厌倦不已”（1979.7.31）。戴乃迭对红学家们的观察，也一语中的：“他们相互厮杀，乐此不疲”（1980.1.13）。戴乃迭在1980年7月给霍克斯的信中写道，杨宪益对于被列入红学家行列，卷入他们的狂热与纷争厌烦至极；“杨宪益不是红学家，拒绝被冠以这样一个头衔。”“有些人认为应该把‘红学家’改为‘曹学家’，因为许多伪学者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和心思编织关于曹雪芹的各种学说。华君武答应给我们一幅他新作的曹雪芹漫画，画中恼怒的曹雪芹回头望着一个高度近视，正在细细检查他的辫子的学究：‘你为什么要数我的白发？’”
英文版《红楼梦》的出版给杨宪益、戴乃迭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荣耀，随后的整整十年中他们声名远扬。杨宪益各种头衔不期而至，家中文化名人、中外记者络绎不绝。那是一个热闹的十年，繁荣的十年，振奋的十年，忙碌的十年。十年后的一场风波，又是始料不及地改变了杨戴的生活轨迹，他们逐渐淡出媒体和公众视野。
《中国文学》历经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于2001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