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
红色风暴继续在中华大地上肆虐。
生活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一年一度的春天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让喜爱花花草草的戴乃迭兴奋。我没有在这一年的家信里发现她对春天的描述。
好在他们最后的慰藉——酒，还没有被剥夺。
4月30号的晚上，杨宪益和戴乃迭在家里静静地对酌。第二天就是“五一”了，他们也许可以远离运动的喧嚣，在家里享受一天的宁静。
10点刚过，戴乃迭便去里间的卧室睡觉了。茶几上的泸州大曲还剩下半瓶，杨宪益一人继续独酌。
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感到放松、平静、昏昏欲睡，“灰姑娘”的白日梦若隐若现地在脑海中闪现……
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杨宪益一怔，难道是午夜的钟声？灰姑娘得赶紧逃跑了。
敲门声继续，不重，但很坚持。
杨宪益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已近午夜。什么人会在夜半时分光临寒舍呢？莫非我真把仙女娘娘给梦来了？他思忖着，趿拉着拖鞋，去打开了门。
哦，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同事，人事处的。杨宪益感到有些失望。眼前这个身着蓝色中山装的小伙子没少找过他，不是让他揭发这个，就是交代与那个的关系。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杨宪益也没多想就出了家门。
“跟我来。”小伙子轻声说。
杨宪益就跟着走了。趿拉着拖鞋，跟他下了楼，穿过外文局黑咕隆咚的院子，走进前面的办公楼。
小伙子带他走进三楼一间人事处的办公室，昏暗的房间只有办公桌上的一盏台灯亮着。杨宪益模模糊糊地看出办公室有不少人，似乎都穿着绿色军装。其中一人走上前来，煞有介事地问他姓名、年龄、籍贯等等；杨宪益机械地回答着，恍惚中好像回到了1940年回国的轮船上，正接受日本军官的盘问。突然，盘问者嗓音提高了八度：“奉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你被逮捕了！”同时窜上两个军人，把他的两只胳膊一并，铐上了手铐。杨宪益顿时酒醒了，感到有些荒谬。
一左一右扳着他肩膀的两个军人显得有些紧张，好像杨宪益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而是一个膀大腰圆，随时会奋起反抗的壮汉。其实毫不奇怪，执行任务前，战士们一定得到了有关方面对杨宪益妖魔化的描述。把“敌人”妖魔化是那个时代所推行的仇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倒是一点不紧张，”杨宪益后来回忆道，“虽然逮捕有点突如其来，但考虑到近两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好像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随后，杨宪益被命令在一张事前打印好的纸上签字，同意当局对他的家进行搜查，然后就被带走了。
他趿拉着不合脚的拖鞋，踢里踏拉地从三楼走下来，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本该换上一双好走路的鞋。
一辆军用吉普车在楼前等着。士兵把他推上车，一左一右地坐在他身边，并按着他的脑袋，不许他抬头。不一会儿，车里就射进了红红绿绿的灯光，埋着头的杨宪益猜想他们一定正经过繁华的西城。啊哈！杨宪益突然想到，原来这就是我的“灰姑娘”梦啊！“仙女娘娘”竟是给我派来了这样一辆车。想着想着，他们的车就开到了一个大铁门前。似乎早有约定，大门自动地打开了，吉普车径直开进大院，探照灯的灯光柱在院里穿插交错。杨宪益想起灰姑娘去参加舞会的宫殿，灯火辉煌；原来这就是杨宪益版的“灰姑娘”梦的宫殿啊，也同样灯火通明。“宫殿”宏大，正是俗称“王八楼”的半步桥监狱。没想到“灰姑娘”的白日梦竟把自己送进这样一座“宫殿”，杨宪益不免感到造化弄人。
车停下后，杨宪益被带进一间门房一样的办公室，在那里把衣服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放进一个大信封；鞋带、皮带等东西都统统被没收。然后又被两个武装的士兵押解到另一栋楼。他继续趿拉着鞋，现在没有了皮带，还得两手提着裤子，感觉行走更不方便了。好在手铐在“门房”已被解除，两手负担减轻。
走进一个大开间，似乎两边都一个挨着一个地躺满了人。开门的狱警对着左边的大通铺喊了一声：“挪一下！都挪一下！”人体一个个蠕动了几下，通铺上闪出一条一尺左右的空当，便是杨宪益的铺位了。
时间已是下半夜了，已经折腾了半宿，又喝了不少酒的杨宪益早已疲乏难耐，倒头便睡了。
第二天一醒来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和混杂着汗酸、脚臭的气味，杨宪益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揉揉眼睛，望见地当中一个铁皮桶，正是尿臊味的来源，才想起夜里在那解过手。这时几个好奇的狱友已经围拢过来，其中一个年纪大的问道：“你昨晚准是喝多了在街上闹事了吧？”杨宪益说自己是在家里喝的酒。老狱友又问：“那你喝的什么酒啊？好香啊！”说着还咽了一下口水，似乎空气中仍然飘着酒香。“好久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你那酒一定很贵吧？多少钱一两啊？”杨宪益说自己的酒都是整瓶买的，从来不知一两多少钱。老狱友顿时两眼放光，对这位新来的犯人充满了敬意。“那一瓶你都喝完了？”杨宪益说没有，还剩小半瓶。“哦，不知你瓶盖盖好没有？等他们放你回去那酒还在不在？”老狱友自说自话，对那小半瓶酒的命运充满关切，似乎胜过对自己命运的关切。
这场对话让杨宪益清晰地想起了前一晚所发生的一切。他不免为当时已经熟睡的戴乃迭和两个女儿担心起来。不知她们早上醒来会如何面对夜里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杨宪益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戴乃迭现在也像他一样锒铛入狱，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就在杨宪益被带走之后，又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到了家里，叫醒了睡梦中的戴乃迭，给她铐上了手铐。
“你们为什么抓我？”戴乃迭问道。
“你自己心里明白。”女警察说。
“我一点都不明白！”但戴乃迭马上想到了江青早些时候的一个讲话，她声称好多到中国来工作的外国友人实际上是间谍。江青讲话不久，就有戴乃迭认识的外国专家或被捕或被软禁。但那些外国专家也是参加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像自己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
他们命令戴乃迭带上洗漱用具、换洗衣服，然后被押上另一辆吉普车，驶向同一座监狱。
在半步桥，戴乃迭遭受到更特殊的“待遇”——她被单独监禁，还被全裸搜身，似乎她是一个老奸巨猾，隐藏极深的特务。
曾被国民党冠以英国共产党头衔的戴乃迭现又被共产党戴上了英国间谍的帽子；一个为了爱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英国女生，就这样始终被政治纠缠不放。
戴乃迭被带走后，他们的家里又来了一拨人，把两个女儿叫醒，向他们宣布父母已经被捕，然后翻箱倒柜地搜查，最后命令她们俩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搬进最小的一间房子，其他房间贴上了封条。
一夜之间，父母双双入狱，家被封查，这对两个女儿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当时大女儿杨荧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为学校的造反、派仗、武斗，很不安全，她搬回到家里；小女儿杨炽尚在读高中，中学也是“文革”初期火药味十足的战场。因为家庭出身，姐妹俩都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尽可能远离“战火”，但“战火”还是烧到了家门。对父母的被捕虽然感到惊恐，但在那个年月，批斗、抄家、武斗、自杀、关牛棚、进监狱，各种暴力事件早已是司空见惯。
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活活打死（1966.8.5），成为文革的第一个遇难者；著名作家老舍含冤沉湖（1966.8.24）；著名翻译家傅雷与妻子双双自缢（1966.9.3）；著名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自缢身亡（1966.9.3）……从此开启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文化名人不甘屈辱的自杀风潮。
人们在经历了疯狂的红八月和随后肆虐不止的红色风暴之后，宛如被注射了防疫针，灾难面前已经没有惊愕，只有默默忍受。
从1968年的5月1日开始，杨宪益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规律、最节制的生活。7：00起床；8：00盥洗，由狱警押队，轮流解大手和洗漱，解手不可超过10分钟，洗漱不可超过15分钟；10：00第一餐；然后学习，午睡；下午再学习，4：00第二餐；8：00睡觉，不熄灯。餐食一般是两个窝头和一碗或漂着两片菜叶，或漂着两片萝卜、清汤寡水的菜汤；节假日时，菜汤里会出现一两片肉。不足十分钟的如厕时间，对于便秘的人相当困难，杨宪益常听到有些人痛苦地号叫。15分钟的盥洗时间他充足利用，每天可以轮流洗洗手绢、袜子、内裤等等。政治学习他被选为小组长，因为他不仅可以流利地为大家朗读红宝书、《人民日报》社论等等，有些文章，如《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他都几乎倒背如流。
大约过了一两周，狱方提审了杨宪益。提审是在下半夜，看守把杨宪益叫醒，押着他穿过院子，身后跟着两个武装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杨宪益趿拉着拖鞋，双手提着裤子，想象着他们四个人走在探照灯四下扫荡的院子里的画面，觉得很可笑。难道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危险人物吗？
他被带进一间办公室，煞白的荧光灯很是晃眼。他被按在一条凳子上坐下，对面的台子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审讯员，他们身后的墙上是醒目的黑体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杨宪益，”年轻的一个先开口，“你要彻底坦白，如实地交代你的一切罪行！”说着，还伸出拇指戳向身后的墙，“我们的政策你是明白的。”
杨宪益说：“我愿意坦白一切罪行，只要我知道的我都愿意交代，可我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你狡辩！”审讯员啪的一声拍了一下面前的桌子，站了起来，虎视眈眈地瞪着杨宪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