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南宣武门附近，有个地方叫半步桥，那里有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监狱——京师第一监狱。它的主楼结构式样很奇特，呈太阳放光芒式——各楼监室向四处伸展开去，被称作“八角楼”，顾名思义，它有八个角楼，瞭望台设在中间大厅，看守人员待在那里。这座监狱废置多年不用，文革开始后才又重新启用。
自1968年春天起，杨宪益与戴乃迭被从家里逮走后，就一直被关押在这里，夫妻俩是被分别关押的，一直关押了将近四年。
1972年3月下旬夫妇俩先后被释放，获释的原因并不多，却很“大”。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中国发生了一桩把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的大事件。当然当夜，百姓们并不知情，因为那天的夜色与平常并无不同。
那夜，与几个犯人同处一室的杨宪益当然也不知情，可是不久以后，身处囹圄虽然久矣，但聪明未失、机敏未失的他，不等人告诉他，他就利用监狱有限的一点点机会，敏锐地断定，中央出事了！
那时，每年国庆，天安门广场都会有大型庆祝活动，播音员会用高亢的、充满感情的语音播送实况，监狱里会按时组织犯人们用收音机收听。可这一年的国庆，杨宪益却没有听到共和国副统帅林彪的声音；监狱里可以看到的《人民日报》上，从此也再没有了林彪的名字。杨宪益有一天，把供他学习用的《毛主席语录》上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一周后，狱方把所有犯人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统统收走，因发现杨宪益的那本没有林彪前言，就没有收走。其他犯人大惑不解，问杨宪益，杨宪益也不详说。两周后，有新犯人从外面进来，大家才得知林彪摔死异域的消息，不禁对杨宪益十分佩服，杨宪益也将此当作平生一件得意的事情。
林彪死后，监狱里的气氛随即有所缓和；几个月后，杨宪益就与妻子双双出狱了。由此看来，杨宪益夫妇得以重获自由，似乎与林彪身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改变有关，固然如此，但这不是他们解除枷锁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还有更大的原因。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篇著名小说，写的是一个离婚将近十年、住回娘家过着灰黯日子的女子，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下，找到了爱的归宿。小说的作者最后写道：“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文学喜欢传奇，因此常常需要与历史的逻辑相悖，倘若依此来看杨宪益，似乎也可以这么说：就因为要让他夫妇出狱，中英两国都建交了。
新中国成立二十年，一直未能与英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早在1954年就创造性地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英双方都调整了对外政策。1970年希思出任英国首相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显示出积极的动向。1971年年初，英国表示希望将两国关系升为大使级，两国随即就此开始谈判，但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意见在长近一年的时间内都达不成一致。
中方为促成问题的解决做了很多努力，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英方谈了好几个回合，周恩来总理也在北京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谭森，双方总算达成了谅解。
1972年3月4日，中英两国终于就互派大使的联合公报的内容和措辞达成一致。3月13日，乔冠华和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
将杨宪益夫妇获释与中英两国建交历程的时间加以对照，可以发现二者的紧密联系。杨宪益一生，受惠于妻子之处不少，此其一也。
戴乃迭在入狱前，多年来，一直是每两个星期就会给她的姐姐希尔达写去一封情绪“欢快”的信，然而，1968年4月，希尔达在收到最后一封信后，就再也收不到信了。而这最后一封信里，也不见有任何征兆，这反常，令戴乃迭的娘家一家人十分不安，他们判断，肯定是出了什么突发的意外了，甚至担心她遭遇不测而不在人世了。
英国籍公民戴乃迭在中国失踪的事，惊动了英国政府。1968年9月，希尔达他们从报上得知，伦敦的外事办公室探得戴乃迭被捕的消息。希尔达随即与她的兄弟们四处写信、询问，试图与戴乃迭取得联系，可是结果都令人失望。戴乃迭的老母亲甚至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中文信，据说措辞“极为得体”，但是也如泥牛入海，不见任何回复。可怜的老人直到去世，也没有收到这个当年执意要嫁到中国去的女儿的一个字。
本来，女儿嫁中国人多年来表现出的快乐幸福，已使她觉得自己当初的反对有可能是错的，可是眼下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又使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重又认定自己是对的了，她一定是带着这个坚信而离世的。
希尔达为营救小妹，在努力争取政府帮助的同时，又将求助的目光瞄向公众。她起草了一封联名信，准备通过伦敦的中国事务办公室直接送交周恩来总理。她把信分别寄给二十多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英国专家，征求他们签名。
相比于戴母的婉转，希尔达的措辞要严厉得多：
尊敬的周总理：
我们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英国学人，希望看到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渐改善。戴乃迭的中文英译作品使我们受益良多。她的译作对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我国的普及有着很大贡献。
鉴于戴乃迭的家人和朋友已有三年时间未得到她的任何消息，我们对她的安危与现状十分关切。因此，我们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允许她与家人通信。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允许她恢复工作。我们相信，目前这种情形只会妨碍中英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当时的中国人一定不大理解英国人的思维，一个普通公民的命运和处境怎么就会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把希尔达的疾言厉色视为一种抬高调门的威胁。而恰当两国正在谋求改善关系，情况就不一样了。
除此以外，希尔达还起草了一份向公众征集签名地致周恩来总理的请愿书，说经多方打听，从中国官方传来戴乃迭“安然在世”的消息，这固然令人欣慰，但大家仍然急切盼望中国政府允许戴乃迭与家人通信云云。
这份请愿书，在全英国范围内，征集到两万人签名。在此同时或先后，英国媒体也对戴乃迭事件表示了关注，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戴乃迭入狱事件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一桩社会新闻。
在中英都在谋求两国关系有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沉重的铁板终于缓缓移动了。有一天，周恩来会见驻京外国记者，谈到杨宪益夫妇长期关押问题时，告诉大家，杨宪益与戴乃迭即将出狱，回到外文局工作。他请记者们向伦敦的知识界、文化界朋友传递这一消息，希望由亲属组织的“万人签名”活动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杨宪益沾妻子光而出狱，却“出”在妻子之前，不是因为戴乃迭的问题更复杂，手续更烦琐，而竟是考虑到国际影响，让杨宪益先回家收拾布置，以免让戴乃迭看到被封条封住的家门、早已变成老鼠窝的家而受刺激，而有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