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他凶狠无比地朝着我狂吠，让我对他避之惟恐不及。和我一道的九个来自西方学校的学生也得到了同样的“礼遇”，就连给外国学生提供住宿的藏族学生也不例外。那些藏族学生是玉树地区最早的英语培训项目的优秀毕业生。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大多数已经考上了大学，这在这个小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玉树的精英学子，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雄心勃勃、充满好奇的学生，可布莱恩完全不在乎他们是谁。他只知道有一群入侵者把他心爱的加拿大主人给围住了，所以他迅速采取了行动。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请不要理他，”他的加拿大主人说。他已经在这里教了三年的英语，马上就要离开了，这是他在玉树的最后两个星期。
“Connor，离那狗远点！”Connor是一个比其他学生稍大、思想独立的美国学生，他正要把手伸向布莱恩，眼中充满了镇定与坚决，就像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Connor转过身来，自信满满地看着我。“没事的，这狗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可加拿大主人打断他的话，说道，“他会咬断你的手。”
我没想到一个月后我竟然成了这里的女主人，这个房子、这个院落还有布莱恩的主人。家庭寄宿结束之后，我离开了玉树，学生们也离开了，包括那个加拿大主人，可玉树却没有就此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去了上海，跟我的父母待在一起。但当我走在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各个角落时，一幅幅画面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广袤无垠的草地，炊烟袅袅的黑色帐篷，撒满白糖、味美无比的牦牛奶酪，一张张学生的脸庞，还有，院子里的布莱恩——不论我在哪里，烟雾弥漫的网吧，或者热气腾腾的火锅店，又或是在一排排服务员鞠躬迎送宾客的理发店，这些画面不断地跳出来。这些画面代表着另一个世界。
中国象棋跟国际象棋，就是鲍比·菲舍尔（BobbyFischer，国际象棋男子世界冠军——编者注）在全世界所向披靡的那种象棋，有许多相似的规则与策略。不过，中国象棋仍然有一些特殊之处。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中国象棋里面的“王”（是指红黑双方的首领将和帅——编者注）有一个四个方格的城堡。在这个城堡里面，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但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王都不得离开城堡。8月底，我接手了加拿大外教的工作，回到了玉树。我一眼就看见了待在自己城堡里的布莱恩。入侵者！顿时他睁大双眼，呲牙咧嘴，又开始朝我狂吠。
三天后，他已经完全跟我混熟了，温和地蜷在我的腿边。我喜欢挠他的肚子，他口水直流到我身上，就算毒辣的阳光照进院子我们也不管不顾。我们喜欢一起做游戏，比如“接面包！”“谁更重？”到目前为止，布莱恩最喜欢的游戏是“你喜欢我就抓你！”白天，学生们和客人会到我的住处来，所以我必须把布莱恩拴在他的城堡里。但是到了晚上，他就不再是被困住的王了。解开链子的声音还未落地，他就已经跑到了院门口，满怀喜悦地凝视着他想念已久的外面的世界。静静流淌的小河，来来往往的学生，放着迪斯科音乐的小货车——他对这些作何感想呢？此时，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对较大的城堡。
对于我来说，他的体形太大了，带他出来散步显得很困难。实际上，遛他并不难，难的是怎样让他停下来。当布莱恩待着不动而我想拉他走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大笨狼怀尔那样仿佛在拉一块大铁砧，所以我把跟他外出散步的时间推迟了。我和我的男朋友还一起给他建了一个新窝。至于他的旧窝，则在一个学生大着胆子来问我英语问题时，被他相当“敬业”地看家给彻底毁了。我们一起用空心砖在一个相对不太容易被他毁坏的地方给他搭了个窝，布莱恩则很温顺地来到新窝，试试看大小是否合适。
实际上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角色，一条小一些但更为狡猾可爱的狗，名叫“Tza”。她确实是加拿大老师自己的狗，在我看来，她看起来很像一只哈士奇狗，或者一只老狼。可我男友却不这么认为。她从不吠叫、温和近人，我们常常带着她去潮湿的草地或者遍布牦牛的山谷散步。在那个充斥着布莱恩的狂吠的7月里，我唯独抚摸她并且心里暗暗决定喜欢这只狗。但是当我看到被链子拴着、刚刚狂吠着拦截完一个入侵者而气喘吁吁的布莱恩，我就明白了谁是这里真正的王。
让我走进你的心
来玉树教书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也是我的主要工作，但在学校的经历却是我最难以记述的。除却教书，我作为一个旅行者，在玉树的生活似乎格外轻松愉快，时常沉浸在自己的冥思之中。可我又不仅仅是一个旅行者，还是一个老师，这个角色可不如旅行者那样轻松。
在学校教书几乎占据了我在玉树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这是一份非常严肃的工作。
我在一个名为“藏族英语教育项目（ETP，theEnglishTibetanProgram）”中任教。这是一个专门为即将升入高中并通过英语速成培训的藏族学生提供奖学金的项目。
这个项目最初始于青海西宁，2003年引入玉树地区。每个新班级都由来自玉树藏族自治州所有县里的30名学生组成。这些学生，首先必须由他们的同班同学投票选出，然后参加一个基于成绩的测试，这个测试要求他们进行藏语汉语互译，只有每个学校的前三名学生有资格参加这个项目。玉树地区的藏族英语教育项目是当地的一个名为“江源发展促进会（SnowlandServiceGroup）”的非政府组织来运作的，它负责选拔学生。在这样一个讲人情关系的地方，这种只以学生自身水平为依据的选拔着实非比寻常。
我教2008年的新班级已经快一年了。英语是中国学校规定的课程之一，所以中国学生从中学，甚至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然而在玉树，情况却各不相同。在较为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学校的课程并不规范，并且缺乏相应的监督，甚至根本就没有必需的教学资源。有的中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更谈不上英语教学。2008年进入玉树民族综合学校的高中部学习以及参加藏族英语教育项目的学生中，几乎只有一半此前学过一点英语，要么是在原来的初中学的英语，要么就是通过私人英语家教学的，而还有另一半的学生则连字母表都没学过。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已经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学生差不多都来自结古镇的富裕家庭，他们要么曾经就读于较好的初中，要么请得起英语辅导老师。而那些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学生则大多来自贫困偏远的乡镇。但是在这个藏族英语教育项目中，每一个学生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从最基础的英语字母ABC教起。
我们第一天上英语课实际上比正式开课的时间早了一个星期。学校安排了几天的时间让新生注册报到，而实际上这个过程只用了一天时间。然后他们进行了约为期一周的军训，在学校尘土飞扬的足球场上来回走正步。不过他们也不是全天都在军训。虽然那时候既不是上课时间，也没有课本，更没有家庭作业，但只要我发现他们闲坐在教室，我就开始教他们英语。没有一个学生愿意承认他们此前学过英语，即使是曾经在印度一所英语初中读过书的Johnny也一言不发。他们耐心地坐着，等待着我给他们取英文名字，等待着新的身份。一些学生已经有了自己的英文名字。有个学生叫Jolin，是她的英语家教给她起的；还有一个学生叫Amanda，是她的姐姐帮她取的，可她姐姐也叫Amanda，是这个藏族英语教育项目毕业班的学生。当我问一个男孩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英文名字时，他朝着我腼腆地笑了，害羞却又坚定地指了指他的铅笔袋，那上面有用紫色记号笔写的潦草的“Jerry”和“FunTime”。我猜Jerry是他想要的名字，但我却很想给他取名“FunTime”。在取名过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对结果非常满意。有一个女孩选择了Leaf做她的英文名字，不过其他学生选的名字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于是我们开始学习英语字母了。
拿着标有彩色字母和图案的超大号抽认卡，我们开始沿着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老师和学生走过的英语学习的道路前进。
“A，A，A，B……”光是学习26个英文字母以及发音就花费了我们好几节课的时间。由于这是一个速成班，所以我们必须在三年的时间里学完在普通中学里要花六年时间学完的英语课程。在这所高中，除了藏族英语教育项目班级的学生，其他学生都是直接从高中英语学起，不论他们以前是否学过英语。即使有学生连字母表都不认识，他（她）都必须直接从高中英语学起。这对于那些从未学过英语的学生来说，要学好这门课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项目里，第一年我们从初中英语学起，一个学期学完一本书，而不是像普通学校那样一年学一本。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要帮助这些学生打下英语基础，弥补初中的英语教育的缺失，还要帮助他们赶上高中毕业的英语水平，以参加高考。这就是令人生畏的全国高考，它通过考试来选拔优秀学生，并淘汰那些成天泡在网吧沉迷于打CS游戏的学生。中国学生把他们高中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准备高考，离考试日期越近，他们就越废寝忘食地埋头苦读。我的堂兄弟姐妹都是处在这种制度之下，高中时期的他们常常挑灯夜读一直到黎明时分，而我却在拍摄选修课程的先锋派学生作品，参加华盛顿地区的莎士比亚社团。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学生一旦跨过了高考这道坎而进入了心仪的大学，上大学就仿佛变成了四年的假期。不过随着政府不再为大学生分配工作，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高中生学习仍然要比大学生辛苦得多。在我所在的这所高中，未参加英语教育项目并且顺利通过高考的学生仅仅只有一个；而在每个英语教育项目的班级，通过高考的人数要远远高于前者，30人的班级里大多数学生都能够考入某个大学。对于这部分学生，他们所有考试科目中得分最高的往往就是英语。
这些成绩意味着外教必须做很多工作。我一周的课堂教学时间只有13小时，但我还要花几乎两倍的时间来备课、批改家庭作业、出卷子、改卷子。真正是中国的工作方式，一周工作六天，仅有一天休息。有时候，学校当地的老师会有一点羡慕外教，因为当外教不用上课的时候就不需要待在学校。
“你上完课就直接回家了吧？”数学老师又羡慕又嫉妒地问我。
“是的，回家，然后继续工作！”我尽我所能礼貌地回答了他。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学生们都很可爱，我会永远记住他们。我的接班老师Dave，来自新西兰，他曾经在北京教那些优秀学生三年，在澳门教了一年书，他说这个英语教育项目里的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不是很确定这一点，但是他们确实好学上进，充满了灵气。
在课堂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叫喊着回答我的问题，课堂上变得热闹非凡，众多的英语单词和词组混杂在一起。他们都很有幽默感，会拿自己开玩笑，也会笑话其他人，甚至笑话我。课前课后他们都会来问我问题，而他们把心里的想法都表现在脸上，所以我可以很容易地从他们的表情判断出他们是不是真的听懂了。
这些学生尤其喜欢唱歌和郊游。这个民族曾经饱受战争和动乱之苦，但如今只要在草地上搭起帐篷美美地野餐一顿，再加上一桶美味的牦牛奶酪，就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2009年8月，当我宣布我即将离开这里回美国时，学生们最强烈的要求就是，跟他们一起去郊游。不论是课堂时间或者课余时间，都可以，但是我们一定一定要一起郊游一次。所以我们就一起去郊游了，在野餐的公园，放满了各式各样你能想到的食物，快乐的人们对着手机上的照相镜头摆姿势，到处都能看到人们载歌载舞的身影。藏族人民酷爱唱歌跳舞，我的学生也不例外。整个学年里他们会不停地缠着我说，“老师，唱首歌吧！老师，跳个舞吧！”他们教我如何随着公园广播播放的藏族歌曲跳舞。藏族音乐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听起来十分特别，好像没有什么节奏。这给我学习舞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总是想多迈一步。
藏族舞蹈有相对固定的舞步，脚踏三步并配以双手交替的舞动。你可以就待在同一个地方跳舞，或者围成一圈随着大家一起跳动，你也可以加快或者放慢节拍，还可以夸大或者缩小你的动作幅度。在玉树地区，男人的舞步十分狂野、粗放，并且更加复杂，而女人的舞步虽然与之相似，但动作幅度要小得多，脚几乎不离地面。我总是被男人的舞步吸引，所以我总是尽力模仿他们的舞步，但我的学生纠正了我。
“老师，只有男孩子能那样跳舞！你是女孩子，这不一样的。”
“但是女孩子跳的那种舞太无聊了。”
“老师！”
他们只能任由我跳着男人的舞步，微笑着对着他们的笨外教摇头。接下来我们开始唱歌——藏语歌曲、汉语歌曲、英文歌曲都有。
在最后一个学期，我开始组织周六唱歌日，以放松他们在每周测验后的紧张情绪。我们唱了许多经典老歌，比如《昨日重现》、《爱我吧》，还有他们最喜欢的《让我走进你的心》。我们围坐在餐桌旁，跟着Jack的手机铃声一起唱着这最后一首歌，在歌声中我们回想着这段时光，从学习ABC开始艰难地一路走来的征程。
藏身于雨雪之中努力忘记，但我怎能就这样离去看着熙熙攘攘的街道却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周围一张张脸庞，看起来是多么地熟悉。在藏族聚居区，只有喇嘛有权利为新生的婴儿取名字，决定他们的身份。但是这些孩子让我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并且赋予我权利，在每周的13小时的课堂给予他们新的身份。
让我走进你的心，与你的灵魂相伴给我你的手，在我老去之前几天后在我们的最后一堂课上，学生们舍不得我离开。他们把我团团围住，里圈的女孩子们拉着我的衣袖啜泣着，男孩子们则围在外圈。
“老师，不要走！让我们举办一个聚会吧！”
“可我要收拾我的行李。”
“老师，我们会帮你收拾的！”
有的学生叫了出来，他们把我围得不能动弹。Jerry开始哭了。
“看着熙熙攘攘的街道，却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没有料想到会这样。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写在小小的信纸上。
“老师，给我打电话，给我们大家打电话！”他们的言语中带着急切。突然间这一切变得如此真实。他们不想被忘记，可谁知道两年之内会发生什么呢？有的学生可能会辍学，有的学生可能会考上大学，还有的学生可能会在镇上打工。他们会变成藏语老师、英语老师、医生、男警察、女警察、商店老板、裁缝、玛尼石刻匠、翻译、科学家、时尚设计师、外交大使、终身学者……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平等的。
“老师，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他们有些紧张，虽然话语中仍然带着年少稚气，却听得出他们是认真的。可他们却没有想到在他们往后的生活里还会不断地有新的际遇，慢慢地他们就会淡忘今天的离别之痛。他们不知道，所有的老师都会离开，他们自己也会离开这里，彼此离别。只有此时此刻，仿佛他们永远是我的学生，而我也永远是他们的老师。此刻，他们是对的，因为对于我来说，他们永远是我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