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家与名着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是我国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司马迁自幼受父亲熏陶，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基础。后入朝任郎中。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有机会遍读皇家所藏典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参与修订历法，成“太初历”，并开始写作《史记》。因上书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解，获罪下狱，被处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着书。历十年艰辛，终于在征和初(公元前92年)撰成《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原名《太史公书》，它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迹)、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功)、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大事年月)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
《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
1.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方面做了大胆、深刻的揭露。如《酷吏列传》反映官吏的残暴，即使是封建帝王身上的劣质，如汉高祖的无赖和权诈、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迷信鬼神，也都用不加讳饰的笔调给予了尖锐抨击。
2.书中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广泛而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才智功德做了鲜明的肯定和表彰。《陈涉世家》专门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传，高度评价了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的“首事”之功。《刺客列传》歌颂荆轲、聂政等刺客的抗暴精神。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游侠、倡优、医者、卜者各类人物都在书中留下栩栩如生的剪影，构成色彩斑斓的巨幅社会生活画卷。加上作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使《史记》的思想价值高出于后来一切官修史书。当然，《史记》也有其局限性。
《史记》一书在司马迁死后略有缺佚，由西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撰了《武帝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几篇，并补充了武帝后期的若干材料。通行的注本有南朝裴驷《史记集解》等。
刘向与《说苑》、《新序》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他在学术文化上的主要贡献，是对古籍做了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校阅群书撰成《七略别录》(简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着作还有《刘中垒集》、《列女传》等，《说苑》二十卷、《新序》十卷均为刘向所撰辑。论述先秦至汉代的史实，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其中也有不少生动的寓言传说资料，发人深省。如《说苑》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鼠目寸光、毫无远见、利令智昏、不顾后患的人提出了警告；《新序》中的“叶公好龙”，则讽刺了当时统治者的好名失实、言行不一。
《说苑》、《新序》到宋初都有残缺，后经曾巩等人补缀校正。今人刘文典的《说苑补》采录了各种异文材料，是《说苑》的一个较好的校本。
王充与《论衡》
王充(公元27-约97年)，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青年时期曾师事着名历史学家班彪。家贫无书，常到洛阳书肆阅览陈列书籍，由此“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他博览精思，不拘守章句，不附和习俗，力求破除虚妄的成见探索真理，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做过郡县功曹、扬州治中，后与上司不合，罢职家居，从事着作。着有《高俗节义》、《政务》、《养性书》等。
《论衡》是王充的主要着作，共三十卷，现存八十四篇，历时三十多年写成，基本精神为“疾虚妄，求实诚”。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哲学、政治、宗教等许多方面，王充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吸收了古代天文、医学等领域的科学成果，阐发自己的见解。
1.在自然观方面，他认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是没有意志和欲望的，自然界的灾异无非是元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他又认为，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鬼神是人们臆造的，从而否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
2.在认识论方面，他承认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强调用“效验”、“证验”作为检查知识可靠性的标准，批判了“生而知之”的唯心论调。
3.在历史观方面，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汉代社会的发展胜于古代，反对盲目崇拜古人，反对迷信儒家经典，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4.在文艺观方面，他提出“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的宗旨，要求写作有助于推行教化和匡正社会。《论衡》中的这些主张，对于批评两汉盛行的传统经学以及文艺创作上华而不实的作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班固与《汉书》
班固(公元32-92年)，东汉史学家和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读书很多，九流百家无不穷究。其父班彪是有名的史学家，曾撰写《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班固鉴于《史记后传》尚未完成，而且叙事不够详备，于是潜精研思，想承续父业，后来有人上书明帝，告发他私自撰作国史，被系京兆狱。赖其弟班超上书力辩，获释，并受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继续着作，历二十余年基本修成《汉书》。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因窦宪事受牵连，死于狱中。所撰《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部分尚未完工，由其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奉和帝命续修完成。
《汉书》是《史记》以后又一部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开创了断代史体例。全书计十二帝纪、八表、七十列传，共一百篇。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公元206年)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
班固写《汉书》乃受诏而作，因此，他的立场基本上站在封建统治阶级方面，强调帝王正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缺乏《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但班固撰修时，能博采群书所长，比较重视客观史实，而且也有同情人民的一面，所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暴露统治者的凶暴残酷。像《霍光传》表现外戚与皇权之间的斗争，《龚遂传》反映农民的饥饿与暴动，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书》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它的语言严谨、整齐，带有骈偶成分，在描写人物、叙述史事方面也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陈寿与《三国志》
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史学家，原为蜀汉文臣，入晋后，官至治书侍御史。所着《魏书》、《蜀书》、《吴书》，北宋时合为一书，改为《三国志》。
《三国志》记述自黄巾起义(公元184年)至晋灭吴统一天下(公元280年)近百年间的历史。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史书只有国别史，这百余年间的史事头绪纷繁，陈寿虽分别编写为《魏书》、《蜀书》、《吴书》，却能够从总揽全局的角度处理，显示出特异的史才。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总录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以魏蜀吴三书分写三国鼎立的始末。具体事件的叙述则采取互见法，如杀董承事，在《魏书·武帝纪》中极简略，而于《蜀书·先主传》中则详述内情。所以表面看是三书，实际上却是经过精裁密缝的统一体，于断代史中别具特色。
《三国志》有实录精神。陈寿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处刑，而《蜀书》中对诸葛亮却推崇备至，高度评价其一生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但对失街亭及“将略非其所长”等也不讳言，既如写汉魏、魏晋易代之事，虽不得不隐讳，仍不失为实录。如写曹操挟汉献帝迁都许昌，他用史笔点出是董昭等出的主意，又曹操受命为魏公、魏王“皆昭所创”。写司马氏受禅代魏，只在《魏书·三少帝纪》中说“如汉魏故事(像曹魏代汉的旧例一样)”，只此五字，足以令人深思。当然，个别记述上也未免有失实局限之处，如《三国志》中将三国的鼎立和蜀汉的失败都归之于天命，宣扬了皇权神授的观点。此外，对历史人物偏于品评他们的气量才识，而削弱了对其历史作用的分析评价。
《三国志》成书早于范晔《后汉书》。后人因推重陈寿的史学和文笔，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外，加上《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是研读《三国志》时必不可少的辅助。
干宝与《搜神记》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史学家、文学家，生卒年不详，元帝时以佐着作郎领修国史，着《晋纪》，时有良史之称。由于当时社会形成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风气，一些文人往往引经史旧闻来证明鬼神报应的灵验，干宝也不例外。他据百家古籍，收集了许多古今神怪故事，编成笔记体小说《搜神记》一书。原书已佚，现在流传的二十卷本是由后人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等书辑录而成。
《搜神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一些优秀的民间传说，虽然带有神异色彩，却有很强的现实性，借助非现实性的离奇情节，强烈地表达人们的爱憎和愿望。如《韩凭夫妇》写韩凭夫妇双双被宋康王逼得先后自杀，分葬两冢，结果坟上各长大树，枝叶相交，又有鸳鸯交颈悲鸣树端，顽强地实现他们“死同穴”的誓言。这些故事里的浪漫主义情节有助于主题的深化，体现了民间传说的特色。又如《李寄斩蛇》歌颂少女李寄勇敢机智除害安民，还有一些写男女为争取爱情幸福而斗争的故事，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魏晋众多的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最好的一种。虽仍是收集资料式的整理记录，非有意写作小说，但已明显摆脱“残丛小语”的状态。《李寄斩蛇》、《韩凭夫妇》等更有了一些人物描写。这些作品都已开始了虚构和想象，有了明确的主题，属小说的雏形。
范晔与《后汉书》
范晔(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浙川东)人，南朝刘宋时史学家。曾任尚书吏部郎，元嘉初年以罪降宣城太守，在任所着《后汉书》，后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因参与统治阶级内部皇位之争，被诛死。
范晔以前写后汉(东汉)史书的很多，他采摘众家之长，编成纪传九十篇，拟再作十志，未及写成。梁时刘昭取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就成为现在刊行的《后汉书》。
范晔对于史事的整理是有成就的，发展了历史编纂的方法。他根据东汉一代常出现太后听政的现象，特为皇后立纪，对部分列传采取以类相从的方法，如创立“党锢”、“文苑”、“方技”、“列女”诸传，便于因人见事，反映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和问题，使史书富有时代特色。在叙述史事时，继承和发扬了史家“寓论断于序事”的传统，有意识地反映自己的政治观点，这种史笔对当时的现实社会是一种有力的讽刺。《后汉书》还采取传前作“序”、传后写“论”的办法，抓住关节，言简意赅地进行评述，给予历史现象以明确的论断。这样的“序”和“论”(包括“赞”)在《后汉书》中占重要地位，往往成为着名的史论。如《宦者列传》的序论对宦官得势的由来进行条分缕析，指出由于他们特定的地位，并具有“真邪并行”的手腕，容易赢得少主、女主的信任，势力日渐扩张，终于控制政权。范晔不可能认识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的派生现象，可是他根据现实各方面的依存关系，分析宦者之祸的直接原因，这种史学方法是可取的。范晔又是个无神论者，通过作史立传宣扬唯物主义，表现出背离正宗思想的战斗精神。
《后汉书》的文笔简练生动，议论部分又具强烈的抒情色彩，文气疏畅，音节和谐。《后汉书》正是他文学主张的实践。由于内容充实，论述精到，既具史家识见，又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因此书成后，各家俱废，与《史记》、《汉书》同誉为“三史”。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公元465-约523年)，文学理论家，字彦和，一生经南朝的宋、齐、梁三个朝代，曾长期投靠南京附近定林寺的着名学者僧佑，学习佛学和儒家经典。到梁朝才进入仕途，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为萧统(昭明太子)所器重。后来在定林寺出家为僧，改名慧地，次年卒。
《文心雕龙》是刘勰最主要的着作，完成于南齐末年，当时刘勰仅三十六七岁。全书共五十篇，三万七八千字。据作者在《序志》篇中所说，书名“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又称“雕龙”，是因“古来文章，以雕褥成体”，书名意为“文学思想研究”。
从第一篇《原道》到第四篇《正纬》，是全书的总论，首先提出“文原于道”的原则，其次说明写作必须学习儒家圣贤的经典，最后指出“纬书”(汉朝人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的书)的不可信。
从第五篇《辨骚》到第二十五篇《书记》，分别讨论了骚、诗、乐府、赋等三十五种文体，诠释每种文体的名称和特征，说明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评论作家作品的优缺点，指出写作的方法。
从第二十六篇《神思》到第四十九篇《程器》，深入分析了有关创作和批评的重要问题，系统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两方面的理论，是书中的核心部分。
《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或跋，说明这部书的名称、写作动机、基本内容以及作者对过去文论的意见和对后代读者的期望等等。
刘勰写《文心雕龙》，是因为他重视文学的作用，深信文学作品可以阐明儒学，有益致教；另外也是因为当时不少作家走上了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歧途，感觉到评论家有责任加以纠正。他认真总结了前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经验，认为文学须有社会政治内容；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应该并重，而内容尤为重要；并认为文学的演变发展，都与时代政治有关。他主张写作应以《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做典范，其次应学习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
《文心雕龙》的注本有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和今人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
钟嵘与《诗品》
钟嵘，字仲伟，是南朝梁代的文学批评家，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时，官至司徒参军。入梁后，历任中军临川五行参军和衡阳王、晋安王记室。
《诗品》约写成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以后，是我国早期系统评论诗歌的专着。书中对汉、魏至齐、梁各代诗人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述。根据成就的高低，把一百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并指明其艺术渊源来自何处，所作诗歌有何特色。书中“总论”部分，阐发了作者自己的文学观，认为诗歌产生于客观现实对人的心灵的触发与感召，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主张诗歌创作应讲究“风力”和文采，要“有滋味”，反对堆砌典故和拘限声律。这些见解非常精当，有改正时弊的作用。但在具体品列诗人等第时，不免有某些失误之处。
题名《诗品》的着作，另有唐末司空图用韵语形式写的论诗专着。但该书是着重探讨、论述诗歌创作中的各种风格及其特征，所以又称《二十四诗品》。
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约公元466-527年)字善长，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涿鹿(今河北涿州)人。历任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职。为政素称严猛，得罪权豪，被遣至政局动荡不宁的陇西任关右大使，途中为雍州刺史萧宝夤派人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