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口、意三密的修持，尤其是观想的修持，是为了入定，梵语称为三摩地。入定是密教修持的最高法门。据说念力可以成为法力去操纵和改变客观存在的事物，也就是形成超人的特异功能。认为人类意识分为意识、无意识、潜意识和深层意识四个层次，修持入定可直接刺激大脑的深层意识，使人体这个巨系统的超觉意识得以发挥。从密教的角度谈入定的方法很多。例如，用数息法、观图法、念咒法、止观法、本尊法等等。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画内容基本全是密教修持法，尤其是本尊法。密教认为任何佛和菩萨均可成为本尊。修密教的人必须选择一尊佛或菩萨作依托，然后将和自己的身、口、意同本尊身、口、意一致，结本尊手印，念本尊真言，观想本尊，结本尊身印。学本尊就成为本尊，一切言行举止均与本尊一模一样，“本尊我，我即本尊”。第465窟四周壁画所显示的本尊——有修持时轮金刚密法的本尊，时轮金刚；有修持胜乐金刚密法的本尊——胜乐金刚；修持欢喜金刚密法的本尊——欢喜金刚；修持怖畏金刚密法的本尊——怖畏金刚等。这些本尊均为双身像：一身自己，一身是他的明妃。形态均是相互拥抱，手持法器（金刚杵、金刚铃)，成交媾状。例如第465窟的欢喜佛，梵名称（Ganapati)为“欢喜”，汉语意为“无碍”。欢喜佛有单体和双体两种。欢喜佛并非指男女淫乐而言，实是指佛用大无畏愤怒的气概、凼猛的力量和催破的手段，战胜“魔障”而从内心发出喜悦的意思。其它还有怖畏金刚、胜乐金刚、欢喜金刚等密教本尊。这些密教本尊修持画，涂色厚重，庄严沉静，使密教修持显得极其阴深沉静，神神秘秘，增添了不少观者的好奇之心。然而，一般人对这些双修密法的本尊很少理解，片面狭窄的认为是淫乱文化的表现。那么，密教又是如何解释此道的呢？男女双身修法形似性文化，而其本质是修习人定，证悟“空性”。双身修与凡夫纵欲的欲情不同，它不允许在通道上下降菩提心，即射精，这是严戒的，是以欲制欲，以染达净，否则就与凡夫的欲情无异了。从密教的理论来认识，性欲是修炼的方法之一。《金刚顶经》云：“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净故，以染而调伏。”其意是性欲是污染，但它也能成为调伏自性这朵莲花的工具、手段。密教认为，人在性欲炽盛之时，人体精血气流一齐往人体脐下沉聚。一般人性交全是通过生理机制的作用而释放体能，而修持者则可以运用一定的瑜伽功法对这引进体能进行控制和引导，使之化为灵热拙火，激发、引导这种拙火从脐轮渐次沿中脉上升，直至头顶。以达到无损机体功能，开发智慧和强健身体的作用。
密教的男女双修基本法则要求女性为“手印”。手印分两种：一种称“知印，是修炼时只作为观想对象，而不以真正的女性为修炼对象；另一种称“行印”或“业印”，即真正以女性（“明妃”、“佛母”）为修炼对象。据说，只有在家修行者才可用业印方法练习，出家人是不许用业印练习的。而且在练习此法时，还有个前提，就是男女双方都必须符合特定条件，主要一方必须具备相当的瑜伽功基础，能对自己的意念以及气脉、明点等等方面控制自如。对女性的要求则更为严格。
所以说，男女双修的佛道修习的人定功夫，决不是邪淫之为。这种修习法密教一般也不鼓励去修，为的是避免因此而导致出偏差。而敦煌莫髙窟第465窟所存的各类男女双身修的壁画，也为深入研究人类的行为和生理、心理过程，提出了新的课题。
敦煌遗书P.2702写卷背面有4幅男女双身合修禅定图，以及莫高窟第465窟中的双身合修壁画。
双身合修，以气功的方法控制引导，令凝集于胳下能量转化为拙火，循中脉上升于顶，据称拙火上升，顶上百菩提熔化降下的过程中，会依次生起喜、胜喜、妙喜、俱生喜4层喜乐，当俱生喜生时，能自然露出心体光明，而获“俱生智”。
敦煌文献对双人修均有理论和方法记载，它可以说是一种在两性交媾的特殊情况下修禅定、气功的方法。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136(4508)号，载有五代绝句：“禅定消长夜，心中不觉寒。常规三界内，无有一人安。”此诗抒写了僧人坐禅的体会。
除上述之外，敦煌文献中还有“脉轮”，包括顶轮、喉轮、心轮、脐轮四大部分。它对气功修习至关重要。“明点”意为“精滴”。它十分注意固精、溶明点，与道教内丹炼精化气之说相似。
(3)敦煌的禅定窟。
敦煌莫髙窟保存有许多禅定窟。如：十六国、隋时期的1268、267、269、270、271等窟。其中268窟为主室，南壁西侧为267窟；南壁东侧为269窟；北壁东侧为270窟；北壁西侧为271窟。这4个禅窟，每窟仅能容1人静坐修定。这是为现代气功研究所保存的珍贵实物。
敦煌莫高窟壁画、塑像、文献、经卷等中所保存的禅定理论、方法和念佛诵经、手印、脉轮、明点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气功的内幕和机理。
佛家丰富的禅法，深湛的禅理，奇幻的禅境，充分证实了气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层内蕴。从而，可以窥视到气功不仅是古人修身治学的基本方法，更主要的是古人认识世界、改造自身的根本途径。4.健美
南北朝时期，由于受胡族雄健尚武遗风的影响，加之普遍推行府兵制度。尤其是到了唐朝，正式设置武举以广泛遴选武士，并提倡社会习武。甚至连文人学子也习击剑、骑射等。在崇尚武风的影响下，“健美”变成唐时期人体审美的风尚。朝廷选拔官员，注重体貌丰伟者。民间男子也以健壮魁伟为美，正如唐诗所述：“丈夫贵壮健。”
唐朝这种尚武风气与健美观念，形成了健身练体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对击球、射箭、武术、举重、竞渡、赛马等竞技运动更是热衷，无形中为体育的形成和完善创造了条件。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中隋唐和宋元时期的塑像、壁画中有许多金刚力士像，其中彩塑约30身，壁画、绢画、白描等数十幅。各类金刚力士都依据人体正常比例，背脊形态、肌肉分布、脂肪的蓄积等特征而创作的。例如：莫高窟盛唐第194窟A)x西壁龛外南、北侧力士台上各塑力士一身，它们骨骼粗壮，臂肌、胸大肌、腹肌、股四肌、小腿肌等十分发达，躯体形成一个倒三角形，显示出肌肉发达的健美体态。其它，如西魏249窟绘有大力士乌获，晚唐150窟、北魏248窟、254窟、西魏288窟，榆林窟第14窟、15窟的壁画和塑像及藏经洞出土的绢画、白描中均可以看到肌肉发达，体态健美的力士形象（图六十五、图六十六）。
金刚力士是佛教的护法神，属天王的部下，由于地位相对较低，他们就不能像天王那样着战袍和铠甲，而只能依靠男性健美的体魄来显示力大无穷的武士形象。佛教的塑像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其中武士像是参照武将形象.力士像则参照健美运动员的形象。
所以，敦煌反映的金刚力士像都十分健壮。全身三角肌、胸大肌、腹肌、肱二头肌等十分发达，肩部显得宽阔，腹部扁平，使人感觉到人体的一种健、力、美的风度。
现代健美运动产生于19世纪，由德国人山道创造。20世纪初，健美运动开图六十五始风靡全球，1946年成立了国际健美协会，制定了健美比赛规则，每年还举行世界性的比赛，并评选出“健美先生”。我国于1985年参加了闰际健美协会，每年也举行全国性的健美比赛。
5.雄靑与登离
踏青是古代城市居民盛行的一项活着、动。据唐代文献记载，“长安春时盛于游Md赏，园林树木无闲地”。
除京师之外，各地郡县也同样盛兴春游踏青。《酉阳杂俎》中，记载了会昌二年（842年）寒食节，“荆州百姓郝惟谅”等人，结伴“游于郊外”的情景。
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宗李豫在767年二月初二（大历二年二月壬午），曾到昆明池踏青。到了唐德宗李适年间，游玩风气更盛。
踏青也是敦煌民间的传统风俗之一。
据敦煌遗书S.5636《寒食相通屈上坟书》。P.3247《大唐同光四年（926年）具历一卷》三月三日条目下就有“谷雨，三月节，萍始生”之语。P.3691《书仪》、《孔子项讦相问书》、《韩朋赋》、《敦煌曲子词》等都记载了当时敦煌民间的旅游观念、清明扫墓、三月节等详细活动。
古代春游踏青一直沿传至今，许多春游形式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也是古人对怀抱大自然与对人的身心健康关系的认识和实践。
登高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民间健身强体活动。据史料记载，我国东汉年间就盛行重阳登高活动，并一直沿传到现代。
敦煌民间盛行“端午登髙”特殊的风俗。《敦煌石室碎金》书，内中收录了伦敦博物馆藏S.5448号《敦煌录》残卷，其中提到敦煌民间的“端午登高”风俗，原文云：
鸣沙山去三十里，其山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高处五百尺，悉纯沙聚起，此山神异，峰如削成，其间有井，沙不能蔽，盛夏自鸣，人马践之，声振数十里。风俗，端午曰，城中士女，皆跻高蜂，一齐蹙下，其沙声吼如雷，至晓看之，峭垮如旧，古号鸣沙，神沙而祠焉。敦煌遗书。题为“登寿阳八公山诗”。此诗为南朝梁五言诗，残存十一行，诗中写登山所见景色。
上述记载说明唐宋时期，滑山已成为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健身娱乐活动。明淸以后，此项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滑山，不只限于端午日，春游时节七八人亲自登山滑沙，聆听沙山作响。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反映登山的场景。例如五代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就绘有登山的画面。
(三）游戏类
1.投壶
“投壶”是由射礼演变而来的。这种活动多半是贵族士大夫们饮宴中进行的游戏，游戏中所用的酒壶象征箭靶一以棘制作的矢投入小壶，投距约7尺。中者（箭投入壶口内或穿人壶耳）为胜。投壶一般是两人以上进行比赛，设有专门裁判记分，以十二筹满，一局定胜负。《礼记》载有《投壶篇》，篇中的注解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
宋代司马光在写自己对投壶的理解中，引用了郑康成（东汉时人）对投壶的解释。他认为投壶是属于一种游戏，其作用在于“养志游神”、“休闲娱乐”、“合朋交之和”、“饰宾主之欢汉代，矢改用竹制以增强弹性，这样，竹矢从一定角度投入壶口即可立刻反弹回来，投掷者若能敏捷地接箭在手，再迅速投进壶口，就可以一投一反，连续不绝，时人称此投法为“骁”。这不仅发展了投壶的难度，而且也增强了它的娱乐性。魏晋之后，人们在壶具上增添两只小耳，耳口小于壶口，更使投壶的技术难度加大。
唐代投壶是以骁投为主。《旧唐书音乐志》载：“投壶者谓壶中跃矢为骁壶。”也就是将箭投人空壶，使之迅速反弹回来，投壶者接箭再投，连续不停。善骁者，往往“一矢百余”。
敦煌莫高窟晚唐第9窟中心柱南平顶“密迹金刚”中绘有投壶的场景。五代第61窟西壁《佛传故事》屏风画第21扇绘有投壶。画面表现出悉达太子与四释子围绕一台，台右上角有一壶，正进行着比赛。
敦煌遗书P.3866《涉道诗》中描述了投壶是修道之人优雅的游戏。
可见，古代的这些游戏，经过爱好者的世代实践和传承，不断发展演变，器材设施的更新，技术难度的加大，规则的完善，为竞技体育运动的形成开创了契机。
2.骑竹马、风筝、秋千
竹马是一种古代儿童游戏，最初是小孩摹仿大人骑马，跨根竹竿当马骑。《后汉书》中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的记裁唐代，儿童竹马游戏十分盛行，从唐诗中有许多关于竹马的诗句可以得到证实。白居易有“笑看儿童骑竹马”，赵嘏有“旌旗影前横竹马”，等等。其中，李白的《长干行》是写竹马最有影响的诗篇。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竹马随着历史的演进得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形象逼真的马头这从宋代陶枕的“竹马图”上可以见到。
敦煌莫髙窟壁画和遗书均保存有古代儿童骑竹马的图像和文字记载。
敦煌莫高窟晚唐第9窟西壁北侧绘有童子骑竹马图(图六十七》。另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也有关于骑竹马的记述《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载：“婴孩渐长作童儿，两颊桃花色整辉，五五囤六十七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猖儿。”
风筝在古代，却常用于军事行动，有时用来侦察敌情，有时用来通讯联络，有时还用来散发瓦解敌人军心的宣传品。
风筝，又名飞鹄、飞鸢、纸鸢等等。早在战国年间就已经有了类似风筝的木鸢、竹鹊。据《列子》记载，墨子用3年时间做成木制飞鸢，上天飞了1日。又据《墨子》记载，能工巧匠公输班用竹子做成竹鹤，在天空飞了3天。
《魏书肖衍传》记载了549年，肖纲用风筝跟建康城外的援军联络，是风筝用于军事行动的第一次可靠记载：
景既至，便围其城，纵火烧爇……内外断绝。衍数摹人出战，常以景所获。有一小儿请以飞鵄传致消息，纲乃作数千丈绳，缀纸鸽于绳端，缚书其背，又题坞曰：“若有得鵄送投军者赏银百两。”纲出太极殿，因西北风而飏之，频放数鵄，景令走马取之，竟不能达也。
纸鸢为什么又叫风筝呢？因为在纸鸢的头上用竹作笛，风吹竹笛声如筝鸣，所以叫风筝。
淸代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载：“百丈游丝放纸鸢，芳郊三五禁烟前。风筝可惜名空好，不及雷琴张七弦。”
从古代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风筝与风琴、及天乐都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敦煌遗书《降魔变文》载：“琴筝县在四隅头……”S.4571《维摩诘讲经文》也有类似的描述。
敦煌壁画中的“天乐”图像，自翔空中，不鼓自鸣，就是受风筝的影响。遗书P.2122、P.3079、P.2073等卷子中均有记述。
风筝游戏自古代一直传至现代，并已成为世界性的游戏。我国除每年春季有放风筝的习俗之外，同时还命名有“风筝节”，每年在山东淄博举行国际比赛。
秋千是古代妇女的一项游戏活动。据说，这是中原汉族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学得的。春秋时期的齐桓公率军与“北狄”作战，从他们那里发现了荡秋千，并带回了中原。
《荆楚岁时记》中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彩服坐于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秋千。”这是指春天把长绳拴在高大的树木上，士女穿上鲜艳的衣服坐在上面，而后轻轻推拉，使它荡漾在空中，这种游戏就叫秋千。
古人的诗词和其它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妇女荡秋千的描写，宋欧阳修《浣溪沙》“绿杨楼外出秋千”和南唐词人冯延己《上行杯》中“柳外秋千出画墙”。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卷子“敦煌变文”有较多关于秋千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