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自己风景中的主角，我的画中没有饕餮大餐，也没有推杯换盏般的醉生梦死，按部就班加循规蹈矩，就是我。
走投无路的母亲走到井边，一只脚迈到井台，另一只脚却意外地被他人遗忘在此的井绳绊住，一个趔趄，母亲整个人横在井口。
母亲这人哪儿都好，就是那双脚让我瞧着不顺眼。她的脚穿上再好的鞋也显得别扭。尤其母亲的脚裸露在外时，我看着总是会忍俊不禁：四个瘦骨嶙峋的小脚趾，紧紧地相拥在大拇趾下面，如逃难栖息在他人屋檐下的乞儿，还有关节处凸起的小丘，仿若在茫茫沙漠中艰难生存的骆驼的驼峰。为此，年少时的我总是埋怨母亲的脚是那般丑陋，脑子里还傻傻认为母亲的脚天生是那幅模样。
可后来我才知道，比起姥姥和奶奶那地道的“三寸金莲”，母亲应该是幸运的。因为她算是新中国第一代大脚女人。算是，并不等于就是，母亲的脚险些重蹈了姥姥和奶奶的覆辙。
也许是孩子多照应不过来，也许是乡下流行的男尊女卑作祟，反正母亲两三岁时就被姥姥扔在了太姥姥的身边。好在太姥姥喜欢我母亲这个聪明伶俐的外孙女，尽管缺吃少穿，可太姥姥还是给了我母亲几年无忧无虑的童年。但命运并不关照我母亲，在她七八岁时，宠爱她的太姥姥离开了人世，母亲也失去了给她遮风挡雨的人。那时，母亲还想继续读书，可寄人篱下，只能眼睁睁看着表姨去私塾，而她却不得不去劈柴做饭，喂猪放羊，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简陋的衣食。
十岁时母亲回到我姥姥身边，还未来得及舒展眉梢，厄运再次缠上了她。姥姥看到母亲那双自由疯长的脚丫，不顾母亲的极力反抗，就将脚趾一层一层勒紧在裹脚布内，钻心的疼痛，使母亲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五舅由部队回家省亲，见到土炕上气如游丝的妹妹，二话不说上前松开缠绕在瘦小脚趾上的裹脚布，但还是因挤压过度，脚趾造成了轻微畸形。之后八年，母亲跟随姥姥和五舅先后在石家庄、衡水、沧州及老家威县等地生活。当时母亲只记得五舅每天里早出晚归，行色匆匆，而且行踪诡秘，时而长袍马褂，以绸缎庄掌柜的身份出现在家人面前，时而又像一个沿街兜卖针头线脑的货郎。后来母亲才明白，她和姥姥实际上是在掩护五舅做地下工作。
一切似乎早已注定，五舅被叛徒出卖，在全家遭遇灭门之灾的紧要关头，母亲跟随姥姥和六舅凭借一双大脚连夜飞奔，逃到三十华里外的我村。姥姥将母亲寄放在奶奶家，她和六舅前往东北寻找五舅。其实此时五舅早已打死日本宪兵，突出重围去了大部队，所以姥姥和六舅并没见到五舅。五舅的事我母亲并不知道，因为姥姥早就对母亲有交代，如果久久等不到姥姥的音信，很可能她和六舅遭遇了不测，毕竟那是战乱的年代，就请奶奶做主给母亲找个人家嫁了。奶奶看母亲聪慧、善良，又能吃苦，于是把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然而，从灾难中逃离出来的母亲，并没从此步入高枕无忧的天堂。自母亲那双脚踏进我家的门槛，就再也没有跨出过小家一步。1949年春天，全国解放在即，上级紧急动员，号召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南下干部要求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有一定文化，身体好，能够坚持长途行军。同时还规定：不准带家属，夫妻都是干部的可一同去，但不准带小孩。由于母亲身份符合“南下”干部条件，故挑选为首批。为此母亲兴奋不已，可看到不满两岁的大姐时，一种难以割舍的骨肉之情，使母亲举棋不定。一向为人憨厚的父亲只顾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他知道自己拦不住母亲要求进步的脚步，于是便用沉默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夜晚，当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梦乡，唯有母亲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她的眼前浮现出和姥姥一起掩护五舅开展地下工作的情景，母亲重新鼓起勇气，决定要投身于这场斗争中。在母亲背起行囊告别乡亲时，人群中传来了大姐声撕肺裂的哭啼，使得母亲迈出的脚停滞下来，谁都不会想到，母亲踟蹰的脚步，竟成为她一生无言的遗憾。党小组以母亲不听从组织安排为由，对母亲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
母亲的这段经历，常常让我感叹，如果她当时咬咬牙狠下心把大姐交给他人抚养，母亲至少现在也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她的命运就会是另一种情形。尤其是一直以来，大姐都没有承担过赡养母亲的义务，更不可思议的是，她为自己的不孝，还寻找了一个借口——不是亲娘。
母亲毕竟不是一般的女人，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全村老少饥饿不堪，村干部们就是不敢想办法解救乡亲，因为那是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谁出头谁就有可能被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母亲也着急，东说西劝，就是没人呼应，甚至还有人对她说：“你又不是党员干部，操那么多闲心干啥？”但母亲就是爱操心，别人不敢，她一咬牙，就用那双半大“解放脚”闯出了大老爷们都不敢走的路，三十多岁的她骑自行车带着一百斤的红薯干到百里外的山东农村换回三百斤的野菜。母亲五更走，半夜回，一天不吃不喝，冒着被打成“投机倒把”危险分子的风险，给全村八百口人换回了救命菜。至今，村里的老人提起此事，仍感念我母亲的惊人义举。后来我曾询问母亲当时为啥那么胆大，母亲说：“看着大家伙儿挨饿，我心里难受。”
是的，母亲的善良是出了名的。我的三叔三婶因为家庭琐事经常给母亲气受，三叔三婶遭遇不测英年早逝后，母亲忙里忙外料理后事。三叔的的大女儿出嫁时，母亲更是四处奔忙张罗。那时，我父亲到邢钢当临时工，一家八口人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肩上。为给侄女准备嫁妆，母亲白天在生产队里挑水浇园，夜晚还要点灯纺棉花到深夜。时至隆冬，天刚微亮，母亲就到冰窖似的空闲屋子里飞梭织布，手脚冻得没有了知觉，双脚因寒冷生了冻疮，奶奶被感动得直掉眼泪。母亲不但打发大侄女体面出嫁，三叔三婶的其他四个儿女，也都在母亲的操劳下成家立业。
尽管母亲在家独自操劳，可命运并不关照她。20世纪70年代初期，四十多岁的母亲面对父亲的猝然离世，看着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和六个儿女，她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可这丝毫没有引起他人的怜悯。走投无路的母亲走到井边，一只脚迈到井台，另一只脚意外地被他人遗忘在此的井绳绊住，母亲整个人横在井口。也许苍天不想让母亲走得过早，正在危急时刻，幸好有看露天电影回家的人发现，母亲才幸免一死。两个舅舅听到母亲轻生的消息后，冒着瓢泼大雨急匆匆赶来，送来他们所有的积蓄，还苦口婆心地劝导母亲要面对现实，绝不能撇下无辜的孩子们，让他们在世间受苦受罪。在舅舅的开导下，母亲渐渐从失去父亲的创伤中走了出来。
一次母亲带我去舅舅家，在回家途中，母亲把自行车停到土路边，拉着我的小手走向阳光下沉睡的水泥坟墓。母亲说坟墓里“住”着的人，当年还不满二十岁，生前是一位相貌清秀、带着书卷气的女子。她和母亲同为首批“南下”人员。在母亲犹豫不决时，她还做过母亲的思想工作。她是在“南下”途中，遭敌人杀害的。我为坟墓中躺着的年轻的生命而惋惜，可母亲用凄凉的声音回答我，她说：如果我“南下”，就是死去，也比现在活着有价值。我知道母亲还在为当年的选择而自责。
一定是上苍对一直以来磨难重重的母亲动了恻隐之心，点化了那些母亲帮助过的人们，使他们良心复苏、倾力相助，为可怜的孤儿寡母搭建起了避风躲雨的五间堂屋。已近成年的大哥也因此不再因房屋破旧，而遭遇相亲的尴尬……
20世纪90年代中期，母亲终于答应儿女们的恳求，准备在家中好好歇歇。可她哪里闲得住啊。我怀孕那年春节，母亲忙着蒸煮炖煎，不小心跌倒在台阶上，造成了胯骨粉碎性骨折。可是母亲执拗地让哥姐统一口径，对我隐瞒实情，母亲强忍着剧烈疼痛，坚持要等待我分娩后再到医院治疗。在母亲焦急的等待中，全家人迎来了我的女儿，而母亲却因不能亲自服侍我坐月子而在病床上着急流泪。
命运似乎是在有意考验母亲承受磨难的能力，“非典”那年，享受着四世同堂天伦之乐的母亲，获知三姐被确诊为晚期肺癌的消息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无力的脚步在陡峭的楼梯上来回移动，突然佝偻了的身体和凌乱的脚步，让我看到母亲正在饱受即将失去骨肉的煎熬。但上苍并没有因为母亲的凄凉命运而发仁慈之心，半年后，死神从母亲心坎上摘走了三姐四十六岁的生命之花。失去骨肉的母亲不是以泪洗面，而是对着老家的方向，喊着父亲的名字说她没有看守好他们的三女儿，使她早早踏上了黄泉，愧对父亲弥留之际对自己的托付。
如今，我把年近八旬的母亲接来与我一起生活，想让她安享晚年。可母亲总是闲不住，做饭，打扫卫生，尤其我工作有了不顺心的时候，母亲总是耐心开导我。现在，我已经形成了习惯，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门口鞋架上母亲的鞋。也许那是我的依赖。
将爱的能量传送给别人，我们自己就会变成一条管道，吸纳来自上天的神圣能源。
而那种玄秘体验是我们每个人都得以品尝的！
——詹姆士·雷德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