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洋是我小学同学，天资聪明。
初三时我成绩平平，考取了高中。他是有实力考取师范的，结果也没有。因为他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诗歌，而且还在上学、放学路上大声朗诵，让我们无心欣赏两旁的庄稼。
他说诗多好啊，想怎么喊就怎么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1989年的乡村，我们习惯于按照老师的教导写作文结尾照例是最高昂的口号。韩昌洋不，总用一句诗结尾，比如《我的老师》这篇文章，他深情地写上：像一座桥，弓着腰，努力，将我们弹射出去。校长看了，不知为什么，叹息一声。
校长的叹息是一种征兆。成绩优秀的他和学业平平的我考上同一所高中，让很多老师顿足长吁。韩昌洋很高兴，说念高中可以考上大学读中文系写诗歌。于是，我很崇拜他。
结果是他象一条鱼终于游进了大海，办文学社、出诗刊、留长发，他在高中诗人一般地行走。我是无意中说出去的，他父亲脸色铁青地将他领回了家。我爹说，写什么诗歌？胡闹。
我悄悄地看他。他说没办法，家里叫考师范。那诗呢？照样写，他一脸的坚决。诗是我的生命，他拍着我的肩膀。
我承认我的文学火花就在那一刻被点燃的。只不过我很笨，忙着赶功课。他是轻松的，复读半年考取师范，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诗歌。
我的诗发表了，他告诉我。那时我已上了大学，他分回了村小。我的诗选进书中去了，他打电话给我，那时他已经结婚，添了一个儿子。但他不提儿子，只说诗，说见到某某诗人，说准备去流浪。
我想他是美丽的，在古老的村庄用诗句擦亮孩子的眼睛，用行列排列故乡的元素，他该是富有的。父亲却一边卷烟一边说，疯了，疯了！一天到晚不问柴米油盐净瞎划。
我去的那天阳光灿烂，我也是灿烂的。我的散文发表了五六十篇，报纸上出了专版，我们该是乡村共同的风景。他慌忙着，扯起几根棉柴往腿上一折，塞进灶里，脸烤的红亮。他的爱人在絮叨，说工资有三个月没发了，又得买化肥，种子，农药，还要交提留。人家的男人都出去打工挣些钱，就他死守在学校里，还写些不中用的玩意儿。
絮叨将阳光扯进屋里，又将日子拉的漫长。韩昌洋望着我苦笑，河南有一个笔会请我参加，据说有北京的编辑，我很想去，全市就两个人。他的妻子更加絮叨起来，去，去！一天到晚写啊划啊，评不上先进，赚不来钞票，连农活都不愿干。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去一趟得八九百块，三个月的工资，我叫你写。她跑进屋里抱出一迭纸、笔记本，向灶门奔去。
我赶紧去扯，韩昌洋伸开双臂挡住去路，她又奔向门外，将诗稿远远的扔出去。韩昌洋堵住门，脸变了形，媳妇自知理亏，嘴里嘟哝着向邻家走去。
阳光暖和，有些安逸的味道。我和韩昌洋蹲在地上，一页一页捡着诗稿，那上面有隽秀的字深刻的语言。风不大，有些被吹起，牛槽、柴垛都飘落些句子，这时有几只公鸡兴奋地追来追去。
我说也不要生气，人得现实。他停下来，其实她也不错，每次只是扔出来，不撕也不踩，今天是有客来。几个小学生兴奋地跑来，捡起一张读着。
我想像着以前，韩昌洋在门前追着诗稿的情景：每一个字，每一节诗，要么在天空中飞舞，或者在手压井、牛棚组成的场景中真实穿梭，要么安然地回归大地，只有一个小学教师，来回不停地行走，生怕漏掉了某一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