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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灾难深重，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竺梅先办起“国际灾童教养院”，收了600多个伢儿。
1937年冬天，日寇进了杭州，我10岁，失学了。有上海亲戚说，日寇轰炸闸北，很多流落街头的孤儿被一个大老板收容，要去奉化山里办学校。有饭吃，有衣穿。我说我也要去。
父亲带我到上海的宁波同乡会报了名，又到大老板办的伤兵医院检查身体，领了白衬衫、蓝背带裤，一枚有烈火、海水和救生圈图案的院徽。一天早上，乘卡车到十六铺码头，坐轮船。
那时宁波还没沦陷，当地学生列队举旗子、喊口号，开欢迎会。我们又换乘木船，到奉化横溪，再走山路。走不动的伢儿，竹轿抬。山农淳朴啊，说我们落难了，家家门口放张桌子，摆上糕点茶水款待我们。有一个40来岁的女老师，身穿士林蓝旗袍，跑前走后照顾，她问我：“小囡走不走得动啊？”
后来晓得，这老师就是大老板的二太太，徐锦华。大老板叫竺梅先，奉化人，是上海大来银行、宁绍轮船公司、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的总经理。当时，华丰厂董事长是杜月笙，竺梅先人称“竺大班”。
竺梅先长什么样？个头不高，戴副眼镜，慈面善目，早年跟随过孙中山先生。徐锦华啊？这张照片上的就是，端庄沉稳。我见过她一张骑马佩枪的照片，很英武，他俩是在北伐军中结识的。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竺梅先一次捐了一架飞机的钱，他还把家中的银器、细软装了一卡车，在宁波同乡会变卖，建了一所伤兵医院。1938年1月，冷啊，冻死饿死的流浪儿很多。竺先生在同乡会上说：国家灾难深重，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应该把他们收养起来！董事们出钱出物，决定办学校，称“国际灾童教养院”。竺梅先任院长，徐锦华任副院长。
为啥叫“国际”？第一，是有外国人资助；第二，也好少一点日本人骚扰。
收了600多个伢儿哎，最小的四五岁，最大的十四五岁。加上教员，700多人。当时日本佬的炮火厉害，轮船公司全停了。竺院长到德国领事馆办注册，“新宁绍”轮船改为“谋福”号，悬挂德国旗，才把我们运出吴淞口。
一大锅饭，100个伢儿好吃嘞。一吹哨子，600多双筷子一起举起，“哗”一声，像落阵头雨。
我们到奉化时，竺院长还在抢运华丰厂与民丰厂的设备。据说，钱江大桥被炸时，竺院长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光了脚，最后一个逃过大桥。抢运出的设备，有的运到云南，由长子竺培农继续开厂。竺院长留下了，他说，我走了，伢儿怎么办？
不少设备运到奉化，藏在泰清寺院的后山。寺院改建成了我们的教养院，大殿、二殿、三殿沿山上去，很大，九间教室，七间大寝室，每间寝室有储藏室，存放学生的四季被褥、衣服。大殿是礼堂，后来又建了浴室、理发室、图书室、医护室。
这就是教养院的复原图，东西厢房是男女寝室，二层楼，其他是平房。医务室单独在寺外东山坡上，有了病也好隔离。
警卫班住在钟楼，七八个警卫原来都是土匪。为啥？那是第一年，有一个被绑票的人逃进来，土匪紧跟，要副院长交人。副院长劝土匪头子：你也是苦人儿，也是为了吃饭，放了他，我给你铜钿。你要是肯留下，帮我防贼，我每月给大洋。土匪头子沈宝财，远近闻名，他同意了。这七八个土匪一身黑衣，密排对襟扣，刚来教养院时，我印象很深。换了灰制服后，觉得一点也不凶了，很尽职。
每天一早，起床号吹过，盥洗、做操，唱《大刀进行曲》，唱院歌：“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 ？中兴则在吾曹。”然后吃早饭。
钟楼尽头是伙房，饭锅大得像口池塘，一锅饭，100个伢儿好吃嘞。吃菜，一天几大担，10天一顿肉。大食堂并排两个，七八十张方桌，一桌8个学生，一日三餐，四菜一汤。吃饭时，值日的同学站中间，等大家盛好饭，他一吹哨子，600多双筷子一起举起，“哗”一声，像落阵头雨。
副院长很懂保健，我们是夏天喝青蒿茶，解毒败火；冬天干燥，咽喉要痛，萝卜丝汤当茶。老师水平都不错，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也有东京早稻田大学的，还有华丰厂、民丰厂的工程师。我们没有寒暑假，放了假到哪里去？四个月一个学期，一年连续三个学期，星期天休息一天。
奎宁粉末苦得要命。我们不懂啊，死活不吃，副院长和医生、老师用嫩菜叶包好塞进我们喉咙。
宁波沦陷，上海租界也完了，有钱的逃去了香港，教养院就靠竺院长独力支撑。后来我们写字的纸，先写铅笔字，再写钢笔字，最后写毛笔字。熄灯号吹过，老师点了油灯批改。看这种字上加字的作业，年长的老师多少费眼神哦。缺少教材，留学过的老师就用他们的英文课本，数学、几何，全是英语原版。我的外语，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我们只晓得伢儿在一起有说有笑，开心。晚上，大通铺就像戏台，熄灯号一吹，不少同学还在嬉闹。副院长来巡视了，侍女欧月仙陪同，拎了马灯，一个一个寝室走，听到喧闹，她会问：“哪个小囡还没睡啊？”有一次她走到我床边，为我掖过被子。容易尿床的，她会扶起来叫他去撒尿。到了清晨，副院长还会来看一遍。
就这么照顾，还是有人突然发病了，我也是，躺在医护室，十几张小床都满了。一会儿热得要命，恨不得跳进冰窖；一会儿冷得发抖。后来晓得是疟疾，副院长赶紧派人到上海买特效药奎宁。日寇封锁得多少紧哦，奎宁居然搞来了。
哪有胶囊啊？是奎宁粉末，苦得要命。我们不懂啊，死活不吃，副院长和医生、老师用嫩菜叶包好，塞进我们喉咙。有个徐美娟医生，上海人，竺院长的秘书徐无生动员她来的，她小囡还在吃奶。教养院一个月才给她八块钱，但她对难童相当贴心，塞菜叶时又骗又哄。
第二年，全院又是一场病。身上发痒喽，一挠就破，疼啊，原来是生疥疮了。我们穿的是草鞋哎，冬天加一双夹布山袜，草绳擦破皮，我都痛得走不了路啊。副院长从宁波请了不少医生、护士，加上老师，每天用一根小棒裹了棉花，给我们全身上下搽硫磺药膏。搽啊搽，搽了十几天，我们又嘻嘻哈哈了。后来晓得，是日本佬撒的细菌。
上刺刀的日本兵，列队进了寺院，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走。我按要求低头读书，心怦怦乱跳。
副院长天天派人打探日本佬消息。有天，一个和尚来报信，说日本佬到楼岙了。紧急开会哦，抗日的书籍全埋了。副院长说：日本佬要是进来，随便什么事发生，你们都不要抬头看哦。不少同学的父母是被日本佬炸死的，加上平日的宣传，对他们恨之入骨。万一有异常怎么办？所有老师分在教室，督促保护。
日本兵分两路从后山、寺前向泰清寺包抄，山门外架起轻、重机枪，大批日寇伏地举枪。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张月楼老师喊着日语上前去，向日本军官叽里咕噜解释，副院长又递给他各国的证书。那军官带了上刺刀的日本兵，列队进了寺院，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走。我按要求低头读书，心是怦怦乱跳，害怕哦。还好，日本兵是在门外、窗口走过，没有进教室。
鬼子走时，副院长忍痛给了两头自养的猪，嗷嗷叫着被抬走了，那是给我们改善生活的呀。后来，驻鄞奉的鬼子没来骚扰过。
1940年，疥疮过后，浙东又连遭灾荒，买不到粮食。但竺院长每次来，都会带来粮食，都会在晨会上给我们讲抗日救国道理。有一次他刚到，就马上跑进了后山，几天都没出来。听说是日寇要他当宁波市长，来劝说的人只好走了。
为维持教养院，竺院长独资开了一家船务运输报关行。有人劝竺先生，你都自顾不暇了，解散教养院，让伢儿自谋出路好嘞。竺院长说，我既然把孤儿收下了，就要对他们负责。
宁波是1939年沦陷的，竺院长又从象山港进港，翻山越岭到金华，再到奉化，走出一条运输线。山路复杂，兵匪混杂，有一次货物遭强盗抢劫，竺院长急得不得了，派徒弟许兴馥去找一个姓黄的老头，说这人黑白两道都通。
巧啦，这老头在宁波沦陷以前求过竺院长帮忙，找公安局长俞济民，救一名将要枪决的青年。竺院长和俞济民说：现在杀一个青年就少了一份抗战力量。俞济民拗不过竺院长面子，释放了那个青年。没想到，就是这黄老头，帮竺院长找回了货物，从此，那一路的“强人”，只要是竺先生的货，畅行无阻。
竺院长生病去永康筹粮。他的灵柩接回来，山路上跪满了学生，哭喊啊，山谷里都是呜呜的回音。
1942年春天，竺院长生病，还是硬挺了去永康筹粮。没想到啊，病倒了，送到宁波，抢救无效去世。
他的灵柩接回来了，从进泰清寺的路口到教养院，跪满了学生。山路上哦，一眼望不到头的人，哭喊啊，山谷里都是呜呜的回音。他才54岁哎，要是没有竺院长，不少同学早不在世上了（哽咽）。70多年了，现在一想起，我就难过。
竺院长临终前一再和副院长说：“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竺院长去世后，会计清理资产，发现他持有的四大公司股票，全为教养院抵押了。徐锦华副院长和老师们说，工资我发不出了，要保障伢儿的生活，你们愿意留，还是走，自己决定。最苦的阶段，老师都不愿意离去。有一个老师，工资最低，三块钱一个月，我们不懂事啊，常笑他。就那么少的工资，他都没走，直到最后遣散。
慢慢地，三顿改成了两顿，改成了稀饭，饭桶刮得洗过一样干净。副院长的朋友送来一批高粱米，有点霉了，舍不得扔，也只能吃个半饱。没有菜，每桌一撮炒盐。偶尔分到四分之一红腐乳，像吃红烧肉一样香。玉米、马铃薯也当过饭，吃了很多日子。很多年后，我都不敢碰马铃薯，一吃胃就泛酸。
有一次，我的饭桌上多了一只碗，碗口覆着一张纸，上面写了字：“我们已吃过，没有中毒。”我打开一看，白白的蛇肉汤。男生虽然调皮，但对女生都很好，当时没有荤菜，他们捉鱼抓虾，都忘不了女生。那蛇汤极鲜，几年前我到香港，吃蛇羹，都不及它。
二年级有个同学，因为饿，误吃野果，中毒死了。副院长痛哭：“是我没有照顾好哎。”当时我听了很难受。因为营养不足，不少同学得夜盲症，一到晚上，常常是一个同学拉了一串人走路。副院长心痛啊，托人搞来几桶鱼肝油，要我们天天排队，老师挨个喂。
竺院长去世后，就靠许兴馥单独跑物资了，他有胆有识，奎宁粉就是他搞来的，竺院长的二女儿后来也许给他了。那时候，流落山中的兵痞也有称“烧毛党”的，兵荒马乱。有一回，许兴馥好不容易找了挑夫运粮食，翻山越岭回来，在离泰清山将近十里地，被“烧毛党”劫了。挑夫全逃走了，几十袋大米堆在路边。许兴馥急中生智，要两个伙计在不远处大叫“日本佬来了！”“烧毛党”一听，赶紧逃。后来，我们大一点的伢儿全出动了，大袋装小袋，抬的抬，挑的挑，运回来了，成了我们的救命粮！
教养院被迫遣散，大同学选择参军、读书、工作，小同学继续读书。我15岁离开，去了上海。
教养院遣散是被迫的，记得是1943年，先来了一个“和平军”营长，也姓徐。刚开始，以为是副院长亲戚嘞，后来晓得，是汪精卫老婆陈璧君要接收教养院。营长碰了壁，师长谢文达来了。副院长明确说：我宁可解散，也不会让我的小囡去当汉奸的工具。
陈璧君是个要强、偏执的女人，她要慈善的名声，要拉国际关系，副院长晓得她不会善罢甘休的。就像一只疲惫的母鸡庇护一群小鸡，对一只强悍的老鹰，副院长深感无力。
那时，教养院的抗日氛围很浓，也有歌咏巡演，教育乡人。有一天，我在台上，一个农民跳上来就打演鬼子的同学。也有乡人去投军杀日寇，将女儿送进我们教养院。所以，懂事的大同学提出要走，第一选择就是投军杀敌。一个女同学戴乙仙的哥哥，就投了四明山游击队，后来，又跟去了30个同学。总务科长沙松寿的媳妇带一些学生去了延安。
也有去后方报考军校与大学的，副院长为他们准备了四季服装，一人50块大洋。当时副院长的儿子竺培基、竺培国都在教养院，他俩也考上了大学，也是同样待遇。到了那年的秋天，几乎天天都有走的人。有去内地公司与宁波公司，有的去县城板刷厂，女孩子保送去护士学校。
愿意出嫁、入赘的，副院长都会派人打听，选一份好人家，女同学还会得到一份嫁妆。副院长说，都是我的小囡，怎么也要体体面面。当时，也有山村青年在教养院自费读书的，副院长决定将教养院无条件移交乡绅，更名“泰清中学”，小同学继续留下来读书。
我是15岁离开的，当时父母在上海工作，我到上海。每天上路的同学，都有老师一路护送，副院长送到寺院外的“琅溪春深”桥上。那次我走时也一样，她一再叮嘱我们要认认真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现在86岁，副院长久久挥手的场景，几乎就在眼前。副院长后来也回到上海，住无定处，生活艰难。直到抗战胜利，华丰厂、民丰厂从内地迁回，她才回到华丰厂。1946年，她因常年积劳成疾去世，和竺院长一样，也是54岁。你想想，都是有钞票的人哎，要不是为了教养院，哪会这么早离世？
工商联的宣传处长李希看了极力支持。文章在《浙江工商月刊》上刊登出来，同学都联系上了。
几个定居上海的同学，起先是常联系的，还成立了一个“国际灾童教养院联谊会”。解放后，有关部门认为有“国际”性的特务嫌疑，取缔了。教养院有个老师姚懋贞，比我大8岁，那时候她常常会说，“不要叫我老师啊，我同你们的年纪差不多的哎。”正因为她大了几岁，和年长的同学一样，被拘留问讯过。姚懋贞被关了18天，吓得我们不敢再联系了。
我后来随父母回到杭州，做过老师，当过会计。因为当时年纪小，还好，没人追究我。
退休后，有人介绍我到浙江工商联搞资料工作。1986年，一次整理资料，我看到《为抗日救国鞠躬尽瘁的实业家竺梅先》，说到徐锦华，说到国际灾童教养院。当时啊，我眼泪都出来了，以前没有人写过哎。
我忍不住也写了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为了确证某同学说副院长曾用首饰为我们换粮食，我到象山找到了她的侍女欧月仙，她说副院长当时没有首饰，只有一只金戒指，也是儿子竺培农结婚时送给长辈的纪念品。竺院长的女儿兰卿说：竺家儿女的零用钱都很少，平日想吃一支棒冰，只能走路上学，省下坐电车的钞票。她还说，父亲所有的公司盈利，除了买设备扩大生产，剩下的全做善事了。
姚懋贞老师听说我在写回忆性的文章，特地赶来，问能不能发表？要是能发表，说明政府承认我们了，我能平反了。到底能不能刊登？《浙江工商月刊》的编辑看了我的稿子，也吃不准，大资本家哎，能宣传吗？哪晓得工商联的宣传处长李希看了，极力支持。
这一登，不得了，能联系上的同学都晓得了。上海的朱大为，骑了一辆脚踏车，一个一个通知同学。连香港、台湾的同学都听说了。其实，台湾的十几个同学，倒是经常联系的。50年了，他们一直想到泰清寺看看，祭奠两位恩人。
找华丰厂的同学，一说起竺梅先，从厂长到打字员，都说“竺大班的事情应该支持。”人心啊。
后来啊，所有的回忆性文章和100多位同学的通讯录，汇集了，想出本纪念册。省工商联是大力支持，省政协原副主席詹少文还写了序文，沙孟海先生题了书名。当时我拿到印刷厂，有人说沙老的字1000块一个，这书名就是15000块啊。25年前，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说我是一个铜钱都没出。为啥？沙老女婿和工商联在一幢楼办公。我说，你写写也好的，同沙老的字差不多的。他说我去要沙老写，他一定肯的。沙老晓得我们，教养院的总务科长沙松寿，是沙老的阿叔。
1988年9月，能联系上的同学都在上海卢湾区政协礼堂聚会了。“我就是某某某啊！”伴随着眼泪，笑声叫声，此起彼伏。院歌唱起来了，“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 ？”唱得五音不全，老泪纵横。聚会后我们去了泰清寺原址，去了竺院长墓地。
泰清寺院大部分成水库了，从台湾来的同学提议，建一座纪念亭，铭记两位院长，留住我们最美好的年华。亭子建成后，取竺梅先和徐锦华各一字，称“梅华亭”。
我们还筹拍过电视剧，李希、詹少文都很支持。省工商联、省委宣传部、统战部都批准了，经费也落实了，陈曼倩女士还义务写了剧本。要打印，要分送各部门，分送竺家亲属。我去找华丰厂的同学，都这么多年的“运动”了，一说起竺梅先，从厂长到打字员，都说“竺大班的事情我们应该做的”，人心啊。
后来因为各种缘由，拍摄搁下了。这一搁20年，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今年是教养院遣散70周年，我常常唠叨两位院长，我们600多个学生，不管走和没走的，都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