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戈
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一个充满危险也充满自豪感的工作中来，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禄位、没有名声也没有厚利的工作。失败就等于死亡，而胜利归来时，也不会有一支军乐队。随着那些过时档案的归档，你的一切，将淹没在历史的尘雾中？ ？
———作者手记
集中培训，奉派出国，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1959年3月，我由中国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金边，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
1959年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张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美式战车、运兵车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发出的巨响，常常惊醒梦中的南越居民。有了美国的支持，吴庭艳政权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整个南越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的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其一，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孤身奋斗，即使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像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畅的、绝对安全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 ？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自己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
回国汇报工作时，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境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外婆代为照看。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了！1960年元旦过后的一个周末，单位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她老人家害怕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 ？
生于金边，忠诚祖国，组织上选中了我。
组织上为什么会选中我呢？
我父亲是久居金边的华侨医生，1927年，我出生在金边。10岁那年，我在金边私立小学读四年级，“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抗日情结，迅速蔓延到了金边的华侨聚居区。
小学的李校长非常爱国，他招募的许多老师都热衷于在课堂上向我们这些华侨小孩灌输爱国思想。
初中毕业，因为金边城里没有华侨高中学校，1944年2月，我独自前往越南的西贡市读书。
在西贡，我不仅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外围活动，还和后来的妻子子辛开始恋爱。子辛的父亲是西贡著名的华侨商人，家境颇为殷实。1949年，我和子辛结婚。
婚后正好新中国成立，我选择回祖国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领导。越南北方，由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南方，则由美国人扶持的吴庭艳领导。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党决定派出情报人员，我成了合适人选。
违反规定，参与走私，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建立运输线”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在国内培训时，领导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 ？但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越、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
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于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在一个哨所，我递上柬币800元，相当于这位所长大人月薪的两倍。他也爽快，一收了钱，立即敏捷地行动起来，脱下纱笼，换上有点残破的旧军装，穿上那双沾满泥巴的军鞋，又从墙上拿下一支M 12步枪，兴高采烈地带着我上路。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者”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
以至于当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放手赚钱，化敌为友，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我们常年在外工作，组织上对我们是信任的。但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有，像有位江科长，新中国成立前侨居海外，有一天我汇报工作时他突然说：“你说你曾经在堤岸六省车站，等候和接头？ ？请你把六省车站周围的地形图画出来。车站附近有哪几条街？你等待的咖啡馆位置在哪里？店面叫什么？”
江科长的态度让我非常不愉快，我可以出生入死甚至牺牲生命，但不能容忍有人怀疑我的忠诚！
当然大多数领导是信任我的。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中国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我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 ？我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也交上了朋友，出入关更方便了。
我还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据我所知，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一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1962年，我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我向上级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妻子原先的工作地点在香港。
组织上批准了，这年冬天，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随机应变，化敌为友，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地区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说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但周先生一口咬定你是中共派来的。他跟许多人说过呢。”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回国，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大陆，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我主动找他。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
周球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很倒霉，回大陆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同学的悲惨下场，唯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大陆，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钱。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能赚大钱。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
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同意，还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为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我把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上级肯定了我的做法。
组织要求，设立电台，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1966年，组织上突然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筹备建立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作为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这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我和子辛回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知识。
在境外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台如果发生故障，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换，判断乃至查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女儿看到爸爸妈妈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是《红梅赞》。我和女儿谈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重返金边，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电台旁边还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放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死。
印度支那的天气是闷热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摄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子把我反锁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开始工作？ ？
红色高棉，杀入金边，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
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 ？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禁用书籍和印刷品。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 ？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了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他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变成空城的金边，见到了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
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