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取型意识模式之下，人的目标导向就是向外进行扩张。这样的生存模式必然导致外部资源会被不断地掠夺。
首先，这种生存模式的扩张，一方面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供给，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压榨关系。在这样一种模式下，自然资源的利用往往是低效率的，因为单纯依赖自然资源而获取的附加值是较低的，这也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次，这种外在获取的意识模式还使得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基本的边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在获取型模式之下，要获得比较好的生存，就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断寻求优势地位。这就促使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变得不可避免，但是这种竞争与平等市场下的竞争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平等市场下的竞争，因为主体地位平等，所以这种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看谁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而在获取型模式下，竞争主要是为了获取支配的权力，所以权力的竞争就成为了主导，谁能够获取强权谁就能成为人与人关系的主导者，所谓功名和利禄是分不开的。
如果单纯是这样一种赤裸裸的竞争关系，那么人类社会实际上并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人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所以社会仍然要以创造性作为基础。尽管长期以来，获取型的意识模式占据主导，但某种程度上又不得不抑制这种模式的极度扩张，这样就产生了用道德抑制欲望的需要。当人的意识没有觉醒，处于潜意识模式状态时，起根本作用的仍然是人在潜意识层面的欲望，道德的外在约束虽然在表面上可以维持一种太平景象，但是在根本上起作用的仍然是获取的欲望，所谓的“衣冠禽兽”正是对这种获取型的人格特征最为贴切的描述。
最后，在人本身没有对自我进行认知，并进行确认的情况下，道德往往并不是从人的内在自然表现出来的，而仅仅是外部的存在，主要是从外在进行约束与规制。
这种道德所起的作用，也仅仅是使人们感觉自己是一个人，自己身处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尽管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但这就是道德的迷惑性。这种道德所起的作用有两点：一是维持表面的秩序，二是可以麻痹自己的良知。
这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看起来是温文尔雅的，是和善的，但并不能够避免在意识层面，常常处于紧张的状态。因此，人们才会有“难得糊涂”，“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安慰，也才有“不争是最大的争”的竞争策略。于是道德成为了获取型模式之下最有效的伪装，但却没有道德的实质。
马斯洛的《权力主义的性格结构》认为，权力主义的世界观的关键特征是所谓的“丛林观”。“丛林观”把世界看成是人们为了生存而残酷斗争的地方，“人们互相为敌——整个世界都危机四伏，充满了陷阱和威胁”。马斯洛将权力主义者的性格结构描述为困扰人类最重要的疾病，它远比生理疾病严重得多。
霍布斯（Thomns Hobbes，1588－1679）在《利维坦》一书中揭露权力至上的君王的“病根”时说：“我所提出的关于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是，得其一而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力欲。”
虽然人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消除了肉体上的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只不过是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支配权力的暗中争夺，而这种争夺只不过是动物竞争关系的升级版，在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开动物的竞争模式。如图 4.1 所示，尽管人类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在意识领域仍然是一幅丛林景象。
如果动物间的竞争是赤裸裸的，那么在人这里则会变得更为狡诈，更为隐性。当然这种隐性也是和良知的部分觉醒混合在一起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也成了人性与兽性的杂合体，且总是处于兽性与人性的矛盾当中。
这也反映了人对于自身的认知，仍然处于表象的阶段，似乎抑制肉体上你死我活的竞争，就实现了道德完善。实际上在人的意识层面无法实现真正地抑制，因为在意识领域，仍然是欲望潜意识模式在发挥作用。意识模式本身所导致的竞争，不可能以外在约束力加以解决。
人的意识模式决定着人的生存模式，而人的生存模式又反过来固化了人的意识模式。如果人们从外在的约束中能够暂时地抑制人的获取欲望，并且能够使得这种意识模式本身维持下去，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意识模式就没有改变的动力。
在获取型意识模式之下，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内在的获取型意识模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总要处于对立的竞争关系中；另一方面，社会在外部对人的获取欲望进行适当的约束，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谐与秩序。于是，人们就在自己的行为与意识之间产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调和作用就交给了外在的道德。
因此，在获取型意识模式下，社会又往往表现出抑制个人欲望的倾向，这也是权力主导性社会的主要特征。如果人的欲望不受节制，不但整个社会体系不能够运转下去，甚至权力本身的权威也会受到威胁。在一个获取型的社会中，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你争我夺的混乱的社会，而往往是由权力控制的社会，以维持一定限度的外在获取与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