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寿（1899—1978）清霍州直隶州灵石县静升村（今静升镇静升村）人，原名王道福。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载有王子寿的文章《天津典当业四十年》，文中写道：“笔者原名道福，山西灵石人，民国四年（1915年）16岁来津，在法租界‘公裕当’当学徒。两年后‘公裕当’因受牵累倒闭，长江巡阅使张勋出资接办，改称‘松寿当’，我继续在”松寿当“作学徒。1921年，张勋公馆丢失‘珍珠蝴蝶锁’，经我从‘永义当’查出。这一偶然遇合的事情，却成为我在当行中发迹阶梯。”
王子寿凭自己的精明才干，帮张勋查找到价值6万银元的宝锁，很快被推为“元亨当”经理，旋即转任曹锟“公懋当”经理，同时兼任陈光远经营的“德华当监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山西帮在天津开设的丰恒号倒闭，华姓资东和经理王如英躲回太原，所欠曹锟“万成当借息两万元，无力归还”。曹锟大怒，给山西督军阎锡山修书一封，并派王子寿到太原将“欠款全部索回”。王子寿领命赴晋，密托阎锡山说情减免，请太原警察局虚张声势，帮牛、王两家凑钱免灾，最后以还欠五千元了结。
抗日战争爆发，天津沦陷，日本军部和北京日军特务部多次派谷内嘉作召集京津等地典当负责人开“恳谈会”，妄图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吞食”整个典当行业。为之，天津典当商人共商对策，公推时任天津特区质业公会理事长、当业公会会长的王子寿进京打探内幕。当时曹锟已死，“永聚当”归属其女曹成贞，吴佩孚老婆以义母身份监护。王子寿于是利用“永聚当”每月进京向监护人报告账目的机会说明情况。吴佩孚老婆介绍王子寿与北京新民总会会长张燕卿的妻子会面，提出所请。没几天消息传来，军部与谷内嘉作有矛盾，张会长还建议：“你们可以登报申明，不愿合作，使谷内无机可乘。”情况明了，王子寿迅速返回天津，同行共议，一面聘请法律顾问，一面连续在《庸报》声明：“宁愿全体歇业，也不与任何外人合作。”从而打破了日方的阴谋。
王子寿不仅和商界朋友精诚合作，而且为共产党人也是两肋插刀。彭真、薄一波、张友渔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年在京津一带活动时常被特务跟踪，王子寿所辖的商家就是最好的隐避场所，他甚至利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将被捕的革命志士营救送出。
解放初，王子寿因私藏枪支判刑5年，“文革”中又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后，著名法学家张友渔致信天津市委，询问王子寿政策落实情况，王子寿平反，并被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