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记载着孔子这么一句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诫领导者必须端正自身态度，谨慎处事，以身示范。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所作所为必定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和效仿的对象，所谓上行下效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裴矩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代代红”式的人物，他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他在每一个主子手下都很得意。
隋朝时，他看出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便想方设法挑动他的拓边扩土的野心。他不辞辛苦，亲自深入西域各国，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山川状况、民族分布、物产服装等情况，撰写了一本《西域图记》，果然大得炀帝的欢心，一次便赏赐他五百匹绸缎，每天将他召到御座之旁，详细询问西域状态，并将他提升为黄门侍郎，让他到西北地区处理与西域各国的事务。他不负所望，说服了十几个小国归顺了隋朝。
有一年，隋炀帝要到西北边地巡视，裴矩不惜花费重金，说服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酋长，佩珠戴玉，服锦衣绣，焚香奏乐，载歌载舞，拜谒于道旁；又命令当地男女百姓浓装艳抹，纵情围观，队伍绵延数十里，可谓盛况空前。隋炀帝大为高兴，又将他升为银青光禄大夫。裴矩一看他这一手屡屡奏效，便越发别出心裁，劝隋炀帝将天下四方各种奇技，诸如爬高竿、走钢丝、相扑、摔跤以及斗鸡走马等各种杂技玩耍，全都集中到东都洛阳，令西域各国酋长使节纵情观看，以夸示国威，前后历时一月之久。在这期间，又在洛阳街头大设篷帐，盛陈酒食，让外国人随意吃喝，醉饱而散，分文不取。当时外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这是浮夸，是打肿脸充胖子，隋炀帝却十分满意，对裴矩更是夸奖备至，说道：“裴矩太了解我了，凡是他所奏请的，都是我早已想到的，可还没等我说出来，他就先提出来了。如果不是对国家的事处处留心，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一次又赐钱四十万，还有各种珍贵的毛皮及西域的宝物。
裴矩个人是发达了，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场罪恶的讨伐辽东的战争便是在裴矩的唆使之下而发动的，战争旷日持久，屡打屡败，耗尽了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闹得国敝民穷，怨声四起，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而当义兵满布、怒火四起，隋炀帝困守扬州，一筹莫展之时，裴矩看出来，这个皇帝已是日暮途穷了，再一味地巴结他，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就转舵了，将讨好的目标转向那些躁动不安的军官士卒了，他见了这些人总是低头哈腰，哪怕是地位再低的官吏，他也总是笑脸相迎。他并且向隋炀帝建议：“陛下来扬州已经两年了，士兵们在这里形单影只，也没个贴心人，这不是长久之计，请陛下允许士兵在这里娶妻成家，将扬州内外的孤女寡妇、女尼道姑分配给士兵，原来有私情交往的，一律予以承认！”
隋炀帝对这一建议十分赞赏，立即批准执行，士兵们更是皆大欢喜，对裴矩赞不绝口，纷纷说：“这是裴大人的恩典！”等到将士们发动政变，绞杀隋炀帝时，原来的一些宠臣都被乱兵杀死，惟独裴矩，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是好人，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他几经辗转，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时担任吏部尚书。唐太宗对官吏贪赃受贿之事十分担忧，决心加以禁绝，可又苦于抓不住证据。有一次他派人故意给人送礼行贿，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小官杀掉。裴矩谏阻道：“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此而行极刑，这叫作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礼义道德教导人的原则。”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来臣僚说道：“裴矩能够当众表示意见，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司马光在论及裴矩的变化时说过一段话：“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为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标志），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这段话说得有理。一个国君，便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标志正，则影子直；标志邪，则影子歪。忠臣良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培植、倡导；奸臣佞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放纵、默许。历史上曾有许多大臣，原本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国君的品行道德方面有问题，他们也就跟着误入歧途了。好比裴矩，当隋炀帝好大喜功的时候，他就兴师动众，推波助澜；而当他遇上贤主李世民时，他就变成了一个敢于直谏的谏臣，可见君主的影响力之大。
居于领导地位者，如能以身示范，以自己的美德感化下属，下属们则会仰领导之德犹无声的命令。德之所化，无不望而披靡。同样道理，若居于领导地位者出现方向性错误，往往也会诱使部下们误入歧路。因此，领导者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必须以身作则，谨防上梁不正下梁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