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张家平大爷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被人叫做怪人的。他真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有什么奇怪之处，一切都平平常常的哟。要说他有什么异人之处的话，那就是他的脑子里还残存着一块弹片，那弹片是从左脸颊打进去的，所以便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疤痕。正因为如此，他的表情便总僵硬着，脸总绷着，小孩儿见了总是跑开，误以为他要骂谁。其实他的性子温和得连条狗都不愿骂的……但人就是这么叫他，有什么办法。
说起弹片的事话就长了。那时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听日本人打进中国来了，就要上前线去。他爹不让，说我就你一根独苗苗，你走了地谁种。他说：狼都咬到咱家门口来了！一天半夜，就偷偷跑了。几年间，到底打了多少回仗、负了多少次伤早记不清了。其中一次，就在头里埋下了那块弹片。仗打完后，才又回到县上，却再没种地去，而是去县供销社当副主任了。
但不管是打仗也罢工作也罢，他都还像种地时一样，只知道手脚不闲，恨不得把活干完……要说缺点，就是嘴皮有点笨言语有点慢，所以进步得就不快。人常说，要张家平主任表个决心发个言简直比生个小孩还难。最典型的一次，是单位搞革命传统教育，非让他这个老革命作个报告，他没办法，就上了台，可还没说几句，却泪如雨下，哭得说不出话来：哪次打仗不死人啊！都是我的好兄弟啊！有时正吃着饭，说鬼子来了，放下碗就走，可有些弟兄却回不来了；我回来继续吃，他们的碗却放在那儿再没人端了……有次打埋伏，一炮打过来，班长就扑在我身上，我的头挂彩了，班长却死在我的背上……讲到这儿，就哭得再也讲不下去了。后来，不管别人再说什么，他都不愿再讲了。他说：“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还有什么好说的。”他只是埋着头干活。到后来，他身边有些人就升上去当局长、县长去了，他却一点儿不眼红，依旧干得有滋有味……
刚开始大家只是觉得他的说话行事和人有点不大一样，直到后来那件事的发生，才有人说：“那个人真怪。”当时单位要招一批人。名单虽未公布，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铁定的有杨老板的小姨子和郝主任的小外甥，至于单位职工田苗苗的女儿，虽是在家待业的大学生，他爹又是个残疾人，家庭困难异常，则有点玄。哪里会想得到那次最终只招了田苗苗女儿一个人！田苗苗刚开始以为是做梦，后来又以为是有人开玩笑，到最后才只想趴在地上向谁磕个头——只找不到佛是谁。几天后才听人说是张家平跑到县政府去大闹了一回……田苗苗实在不知道怎么去谢谢“佛”，只想着张家平有寒腿病，便去商店买了条电热毯，也知道张主任的性子怪，就瞅着他出外，送了去。没想张家平回家一见，只冲老伴骂：你就不怕……老伴冤得直掉泪说：有本事你退回去试试。那时已是深夜，张家平马不停蹄，带着电热毯就上田家去。苗苗哪里肯接，他一翻脸只骂道：你别把人看扁了……
由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几十年过去，他的职位原地踏步。就到离休的时候了，因为他资格老，退休工资就高，除了这补补那免免，药费还全报销。其实在家里养养花抱抱孙子也蛮不错的。一次吃着饭，二女儿忽然说：“爸爸，把你的医疗证我用用。”他说：“干啥？”女儿笑说：“爸爸你别怕，不是我用，我是想用它给咱到医院去开点大米香油和味精……”他没好气，说：“邪门歪道。”女儿说：“谁家不这样，医院生意好死了。”他只狠狠瞪女儿一眼说：“那是国家的钱，能随便用？”女儿噎得半天咽不下饭，说不出话。唉，怪只怪儿女们手头不宽裕，日子过得紧巴啊，要不谁会像乌眼鸡，瞅他那碗里几颗米啊。一次孙子发烧腹泻，儿子从老妈的手里把他的医疗证拿去用了一回，事后他老大不愿意，当着儿子的面说他下回要掏腰包看病去。儿女们真不明白自己父亲何以对他们如此生分，连老伴也多次劝他说：“你这样对待孩子们，等走不动了看谁来伺候你。”
儿女们的确来得越来越少了，有时看病，就自己去。医生们讲究效益，对他们这类人开药总是毫不吝啬。药总吃不完，都放过期了，过期了也舍不得扔，继续吃……年龄也大了，就死了。
小城不大，转眼间大家便都议论纷纷说：怪人死了……
在他的骨灰里人们果然发现了黄豆大一个小弹片。一段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就这样从一个人的脑子里抹去了。也许他也是一个弹片，永远地要从小城人的记忆里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