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为拍一部专题片，随宁夏大学李树江老师等人到了苏州，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苏州的八九天时间中，竟然无暇去一趟苏州西郊的灵岩山，一直抱憾至今。所以抱憾，就是灵岩山与一段历史太贴近了，似乎吸一口灵岩山被翠野染绿的空气，还能嗅到当年春秋晚期吴越之间戏剧性争战中兵器的铁腥。历史的陈迹总令人产生一种难以按捺的实地凭吊一番的冲动。
虽然没有去成灵岩山，但从苏州市文联的同志口中得知了一些情况，据说灵岩山山顶的灵岩寺，便是当年西施的居所所在，吴王夫差曾名之为“馆娃宫”，而这便成了吴国日渐衰落的征兆。
把一个女人与国家的败亡联系在一起，是否牵强附会，自不必去说，但当历史把过错都加在女人头上时，却实在说不过去。
从苏州回来之后，我有意识地找了一些据传与亡国有关的“红颜祸水”的史料，诸如关于赵飞燕姐妹、杨玉环、武则天等的记载来读，甚至把当代作家中苏童、北村等五人写的几部《武则天》都读完了。读后的认识是：我们的史学或文化视角总是把女性放在审视的客体地位来审判。于是结论的天平总是向主体一方倾倒。所以在一些史料或传说中，越国打败吴国后，在善后工作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把曾经在吴越争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西施投沉江中，以免她身上不祥之气给胜利的越国带来厄运。
这真是一曲凄艳的歌。
但与西施相较，另一些历史上的女人则幸运得多，虽然她们中的多数仍难以摆脱凄艳这一结局，但好在历史的说法总要公正一些。
昭君出塞的这段史实，尽人皆知，且不去说她。而与王昭君的故事相似但又鲜为人知是崇徽公主的故事。据说唐大历四年（769年），回纥要求与大唐联姻，要一个公主嫁给他。皇帝从后宫中挑选了一名宫女，封为崇徽公主，嫁到回纥去。在出嫁的车辇经过山西汾州，即将出关的时候，崇徽公主走下车辇，单薄的身体伏靠在关口的石壁上，依风而立，在暮色合拢之际，望着中原淡漠无边的大地，想着胡国风物，泪水凄迷……随嫁的人马终于等待不及了，催公主上车起程，公主向来路回首，已烟波一片，向去路望去，大雁声稀，闭闭眼，喘息一阵，崇徽公主尽力向石壁一推，把自己推向了那无边的塞外。车辇逶迤而去，铃铛阵阵，石壁上却留下了她手掌的痕迹，后来有人在那里立了一座崇徽公主手痕碑，记述公主出塞。
是史实还是传说，且不管它，但悲壮和凄凉却令读者的心久久难以平息。崇徽公主婚嫁之后在回纥的生活待遇究竟如何，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与崇徽既相似又截然相反的另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则显得更有意味。这个故事被郭沫若写进作品，流传甚广，这就是郭老的《孔雀胆》，记叙了元朝破灭之际，蒙古女子阿盖受命下嫁大理段氏诸侯，用孔雀胆毒杀异族丈夫，所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这也是个尽人皆知的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出名的女性总是与政治有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同时这些女性不管她的出身背景和性格状况，一旦与政治相纠缠，女性的性别特征便被历史注目，常常演奏着一曲曲凄艳之歌。
我记得有一部影视作品的题目很好，叫作《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惜的是，我没有看过，所以不敢妄下结论，但不能苟同的是战争在什么时候也不会让女人走开，从西施开始，不管是本来意义上的战争，还是引申了的战争，女人从来没有走开过，而且也无法走开。
因为，历史不允许女人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