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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梦想，为希望而活。不管何时何地，无论顺境逆境，只要有了希望，梦想虽遥不可及，但一切终将变得更美好。
我何时开始为做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保健医生作准备的呢？直到与河北省卫生厅的各位领导见面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自从1973年蒙博托总统首次访华，我就一直无形中为此作准备，那是一个遥远的梦，当命中注定的职责来临时，那梦想实际上早已悄悄打开希望之门……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访华回国后的翌年夏季，即1974年7月，我被石家庄地区卫生学校录取，成为一名医学院校的学生，跳出“农门”，步入医学殿堂。
当时一些院校在我的家乡河北省正定县招生，包括农机、机电、财贸商业、师范和医学类，专业繁多。那时我正在农村“学大寨”战“三夏”流大汗，十八岁的农村后生经过推荐考试后填报志愿时，不敢有过高的奢望，畏怯地依次填写“石家庄地区农机化学校”、“元氏师范学校”后，又顺手填上“石家庄地区卫生学校”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后来果真应验了那句“无意插柳柳成荫”的俗语，最终“石家庄地区卫生学校”录取了我，一个最不敢奢望的愿望变成现实，令我欣喜若狂。
各科目文化知识考试过了之后，填写完志愿，下一步就是等录取通知书。而那个年代录取新生时在发放录取通知书之前还有一次十分重要的面试程序。包括五官是否端正，肢体是否健全，大脑反应迟钝或灵敏，特别是政治表现如何，阶级立场如何，什么样的出身和家庭成分，等等。
等待的日子在心理上尤为煎熬。突然有一天上午在村大队部“三夏”值班的一位年轻人骑着一辆“哪儿都响就是铃铛不响”的破旧自行车，来到距村三里开外的田地里找到了正在为玉米锄草定苗的我，还没来得及下车子，老远就喊：“计留哥，好事儿，好事儿！”喊着喊着就骑到了我所在苗垄的地头，他有点儿激动且带点儿结巴地说：“计留哥，好、好事儿啊！刚才公社里来电话通知，让我找到你，告诉你：‘今天下午三点以前，到县城里县革委会第二招待所去，那里有人要“看看”你。’”他把“面试”说成要“看看”我，我一听就明白了。接着他又告诉我招待所具体地址，进大院后找哪个房间，等等注意事项。
回村后，我先到大队部找到村大队秘书开了一封证明我身份的介绍信，盖上村革命委员会印章，小心折叠好放入口袋，又捂了捂，生怕丢了。
回到家，一进院就碰到要出门抱柴草准备做午饭的母亲，我赶紧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母亲。母亲别提多高兴了，说要把刚分到手的麦子磨了面，全家吃一顿擀面条！那时要吃一顿纯白面的面条可不容易，无论做馒头、面条、包子几乎都要掺和些其他粗粮类混合着吃。因为分粮食是细粮三成，粗粮七成，一般情况下，细粮要照顾老弱病残或坐月子的妇女吃，还要考虑过年过节亲戚朋友串门吃，所以，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是如此吃法儿。
吃午饭时，下地干活回来的父亲和外出割猪草的妹妹们也都从我和母亲口中得知了这个好事儿，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乐成了一团。
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三伏天吃凉面、外加西红柿鸡蛋打卤，比得上过年过节，别提多爽了。一家人高高兴兴、说说笑笑地围坐在院中的树荫下，一碗一碗地盛着吃着，等到肚子有了撑的感觉了，细细一数，我已五碗面条下肚了，那可是农村人吃饭时常用的大海碗！老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为了面试，全家翻箱倒柜（翻腾的全是纸箱子，倒腾的是木头盖子水泥柜）竟然找不出一件新一点儿的衣服，只好穿一条洗得有点儿发黄、春节做的绿军裤和一件有点儿褪色的“海魂衫”，蹬一双刷洗干净的半旧绿胶鞋。试了一下，家里人都说效果还不错，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说当时还算有点儿时髦的装扮。
一切准备妥当，这时我不经意间望了一眼窗外，刚才还多云闷热的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阴沉下来，西北方向隐约还传来几声沉沉的雷声。恐怕雷阵雨要来了，只好找两块塑料布防雨，说是塑料布，其实就是两块化肥袋子拼成的，那时农村大多数家庭买不起雨伞等防雨工具，最常用的就是草帽和塑料布权作防雨之用。
我将两块塑料布一块披在身上防雨，一块用来将“海魂衫”上衣和胶鞋包好，将裤腿挽得高高的，像个制服大裤衩，然后赤着上身和脚，腋下夹着包着鞋和上衣的塑料包，向父母打了个招呼，就出了家门一路徒步向县城奔去。出村走了一半路程，雷阵雨来了，雷鸣电闪，雨越下越大，我越跑越快，花了约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才赶到位于正定县城中心的县革委会第二招待所。
招待所是老式建筑结构的，中间为尖顶的铺着灰瓦的瓦房，一排排的房间标志很清晰，很容易找到想要找的房间号。我看到要找的房间房牌号时刚想敲门进去，低头一看自己的狼狈相，莫可名状，小腿脚踝处全是泥水，挽起的裤腿也湿了半截，披着的塑料布还不停地向下滴答着雨水，这时进屋见老师会是什么样子呢？
于是，等裤子稍干，雨稍小后，我走到这排房子的尽头，找了个宽敞处，用淌下的房檐雨水冲洗了满是泥水的双脚和小腿，放下挽着的裤腿，穿上塑料包中的胶鞋和“海魂衫”，将自己整理妥当，看看还像那么回事儿了，才转身向面试老师所在的房间走去。
敲门后应声进屋，我立于屋子中央，环顾四周，见房间两侧各有一张常见的简易单人床，床上各有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青人面对面侧卧着在聊着什么，见我进来都麻利地起身相迎，其中一位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道：“坐下吧，小伙子。”我受宠若惊，先自报了家门：“我叫李计留，是来面试的，是不是二位老师要面试我？”说着顺势从裤口袋里取出那封介绍信交给对我说话的老师。另一位老师顺口答道：“没错！我们俩是石家庄地区卫校委派来的。”听了这句话，我才放心地将椅子放在屋子中央慢慢坐下。这个位置正好方便两位老师问话，我也便于回答问题。刚坐下还稍微有点儿紧张，紧紧攥着双手。这时，一位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突然发问：“嘿！小伙子，刚才下了好一阵子大雨，哗哗的，你从哪儿来的？衣服怎么是干的？没有淋湿哩？”
我一听问话好比聊天，挺和气亲切也就不感到紧张了，忙答道：“老师，我是从城西距这里三四里路的一个村子一路跑来的，衣服和鞋子是用塑料布包着夹在腋下带来的，刚才在屋外用房檐瓦口里淌的水洗了洗脚和上身后才换上的。”另一位老师问道：“你怎么不穿上，着凉得病怎么办？”我说如果穿上淋湿了没的换，到这儿就没法见你们了。再者就是农村干农活夏天没有穿上衣和鞋子的习惯，一条大制服裤衩穿一夏天，今天进县城是为了见你们我才找了这身衣服和鞋换上的。两位老师听了对视一眼，就没再接着问这个话题，而是转向了正题。
其中一位老师从自己床头上的一个大纸信封中取出几页纸（参加工作后我才知道那个大纸信封叫档案袋）。其中一张与我有关，老师读出我的名字后又让我拿钢笔在纸上写了一遍，又仔细地看了看我递上的介绍信，这才开始面试问话。
面试话题先从家庭出身成分开始，依次是个人简历、爱好、目前工作现状和学习愿望、志向等等，我一一向二位老师如实做了回答：
我叫李计留，1956年出生于河北宣化一个军人家庭。那年，父亲任当地驻军第65军193师579团上尉副连长。
我父亲1947年在解放石家庄战役前入伍，参加华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入伍后曾参加解放石家庄，攻打新保安，攻克太原、洛阳，进军大西北，攻占兰州、银川等著名战役。朝鲜战争爆发后于1951年2月随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参加了著名的五次战役。戎马从军十余年，光荣负伤十余次，荣获各种勋章十枚。因战斗受伤致残，父亲于1958年转业到驻军农场工作。后因张北坝上寒冷的气候不断侵袭，加重了父亲在朝鲜战争时期爬冰卧雪所造成的关节疾患，身体诸多关节因寒冷导致旧疾复发痛苦难耐，不得不于1962年一方面听从组织安排，另一方面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带领着一家妻儿老小回到了家乡——河北正定，回乡务农。此后，父亲一直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治保主任等，默默无闻地工作和劳动，和母亲一道拉扯我们兄妹四人长大。
说起父母的经历，我如数家珍，原因是我自记事儿起就爱听父亲讲打仗的故事，虽说断断续续、只言片语，但我都记下了，加上长大后我又看了不少近代史书和电影，就把我父亲的故事叙说得更加完整些了。
就这样，我说他们俩听，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小时，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一位老师说道：“又一位面试的同学到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今天下午约了好几位同学来面试，你先回去等候通知吧。我们以后见面再聊。”
一听这话儿：“等通知，见面再聊。”这不明摆着事情成了吗！我格外兴奋，但还是稳稳地站起身向两位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老师了！”言罢，挥手告别，出门，满怀喜悦的心情迎着雷雨后老天又露出的阳光，一路小跑向家奔去……两个月后，我手持新生录取通知书到卫校报到，见到将要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也就是面试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河北省医院中医科的袁平老师，另一位是河北省医院神经内科的田文老师。后来彼此之间熟悉了，课余后闲聊时我曾问过他俩，当时二位老师对我面试的印象如何？
其中一位老师对我道出了他俩共同的心声：
一是你朴实。为了不弄脏衣服和鞋子竟然赤脚光着膀子在雨中跑了几里路按时来见我们，到后又不失礼貌地用雨水洗干净，才出现在我们面前，你的做法很诚实朴素、有礼貌。
二是你父亲的故事感动了我们。我俩都是张家口地区人，65军驻军所在地就在张家口宣化。我们俩比你只大六七岁，也是听着65军的战史故事长大的，对65军的英雄非常敬佩，驻军对我们家乡的人民非常友爱可亲。何况在这里又遇到了你这位65军的子弟，我们对你的印象也就如同敬重你的父辈那样非常地敬佩你，印象非常好。
再就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查看了你的档案，你文化基础课考得很好，远远高出了录取标准，这是硬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以后会见面的话语”。现在果真如此，“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见面将是长久的、永远的，小伙子，好好学吧！
两年后，我从卫校毕业被分配到河北省医院针灸按摩科工作。从此几乎是天天都能见到当年录取面试我的这两位老师了，而且每次见面师生间亲切地打个招呼，会意的一个微笑，那种真诚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空闲时，我还时常到二位老师所在的科室请教问题，尤其是在中医科工作的袁平老师对我的指教使我在中医针灸按摩业务方面受益匪浅。
多年来，我一直在内心特别诚挚地感谢这二位面试老师，正是他们在当年录取我时“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才使我的人生从梦想见到了希望之光……2
盼望已久的新生入学录取通知书终于送到了我手中，时间是1974年8月底，大红的印章“石家庄地区卫生学校”盖在通知书上的右下角，开学日期是1974年9月7号。
虽说是中专学校，但可转城市户口，吃商品粮，这足以让一个小村庄的同龄人羡慕不已。老一辈人见了我父母无一不夸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同龄的伙伴们见了我直竖大拇指“你的命运真好”。要知道那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村走出的第一个中专生，而且还是学医的。
卫校所在地在石家庄市新建的河北省医院（今河北省人民医院）院址，在那儿报到上课。具体地点在水源街北头与北马路（今和平西路）交会处西南角。
到了开课这天我才真正明白，原来这个班的学生是以石家庄地区卫生学校的名义招来的，共50名同学，女生37人，男生13人。学制两年，学历中专，毕业后全部留在河北省医院工作。河北省医院院址当时在正定路（今胜利北街）上（河北省胸科医院）。卫校上课在河北省医院新院址，正在建设中，已初步具备住宿、学习、日常生活和饮食等条件。所以我们这个班每天课程安排的基础课、专业课都是由河北省医院各科主治大夫、科主任们来授课，需见习时则由医院安排到相关科室见习学习。毕业证由石家庄地区卫生学校颁发。
那时上中专学习的机会非常来之不易，全班同学个个发奋努力，尤其是像我这样初次接触医学的毛头小伙子要比别人更得多付出十倍百倍的艰辛（全班数我年龄小，未满十八周岁）。实际上有几名同学入学前即是当地的“赤脚医生”，所以他们学起医学基础课程来并不感到有多吃力，相对较容易些。这样，等白天授课老师授完课走后，如遇到什么弄不明白的问题，这几位同学就成了我的临时辅导员和良师益友，随时可向他们询问请教，有了他们的帮助，我的学习进步很快，收获很大。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自入学以来几乎每天都在一种快乐的氛围中学习、生活着，无忧无虑。就这样到了1975年的夏季，一个距放暑假不远的一天上午，按照课程安排是心脏学课程。这个专业课程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由河北省医院心血管内科副教授赵树元大夫任主讲。因为讲了一段时间专业课的缘故，赵树元老师与班里同学相当熟悉，同学们也非常敬重赵老师。那天上午的两个学时课程由赵老师主讲，离中午下课还有十分钟时课也就基本讲完了。这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来到了教室，请大家静下来后向同学们宣布：“今天赵树元老师的课到此告一段落，剩余的课程由新的老师接着讲。赵老师要出国了，要去非洲的扎伊尔为那里的黑人朋友看病，赵老师参加的是中国医疗队，是国家派到非洲去工作的。”听到这里，坐在前排的我不由得“啊”了一声。赵老师和班主任闻声看了我一眼，赵老师接着班主任的话说：“是真的，同学们。是中国派出的医疗队，是由河北省承担这个重任，我们省医院选派了我一个。时间是两年，等我回来时你们就毕业了。我相信，会在医院的工作岗位上再次见到你们。”赵老师的话音刚落，全班即响起十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一是特别感谢赵老师为我们认真授课，兢兢业业，不辞辛苦；二是热烈欢送赵老师参加中国医疗队去非洲工作。
鼓掌时，我尤其带劲，双手拍麻了也不知道，这是我人生道路上首次近距离地接触能去非洲工作的人，是我熟悉的敬爱师长，况且又是我心中珍藏的那梦想的扎伊尔。我所敬重的老师能到扎伊尔工作，让我觉得他好伟大，让人尊重得不得了。
下课后，同学们都去食堂吃饭了。我和班主任陪着赵老师向大院外面的公共汽车站走去。赵老师边走边问我，你知道非洲的扎伊尔吗？知道蒙博托总统吗？
我很干脆地回答：“知道！我了解那里。”
这回该轮到赵老师和班主任同时“啊”了一声，他俩感到很吃惊，便放慢脚步，一同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三言两语把以前蒙博托总统首次访华，卫校入学后蒙博托总统第二次访华（1974年12月份）的情况报道和在世界地图上查到的有关扎伊尔的人文地理知识简单向两位老师谈了一下，他俩听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真行！”赵老师接着说：“你这么小的年龄，这么年轻就关注非洲扎伊尔，关注扎伊尔总统，将来工作了一定会大有作为的。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努力工作，争取去一次你梦想的非洲，圆了你的梦！”
后来我才知道，赵树元老师去的是扎伊尔赤道省省会城市——姆班达卡，一个十分艰苦的地方，那里距首都金沙萨约700余公里。
两年后的1977年，赵树元老师回国后邀请我去他家作客。在赵老师家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扎伊尔，关于蒙博托的事情……从那时算起，十一年后我被河北省卫生厅选拔为援非医疗队员，参加了中国医疗队，奔向非洲，去了扎伊尔，成为蒙博托总统的保健医生。
终于实现了向往已久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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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一个事情的结果是非常难熬的，尤其是你所期盼的这件事是一件很重要，在你心中占据着主要位置，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是等啊盼啊，成了你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仲秋的9月，一直等到严冬的12月下旬——临近1989年的一天，河北省卫生厅人事处给省人民医院人事处打来电话通知：“你院针灸按摩科李计留大夫、内科周海生大夫被河北省卫生厅选定为第九批援扎伊尔医疗队员，赴非洲执行援外任务。赴非洲前将于1989年1月4日到省卫生厅人事处报到，参加为期六个月的法语学习班，培训法语。望及时告知本人，办理工作交接，按时参加培训学习。”
一搁下电话，我院人事处处长立刻将电话打到了针灸按摩科主任办公室，交代和说明有关情况。科主任听完放下电话立马来到我们诊室，将这个我们都期望已久的好消息告诉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能想象到我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激动，窗外虽说是寒风呼啸的严冬季节，但在温暖如春的诊室里，我额头一下子冒出了汗水，激动得有点儿燥热。科主任见状开玩笑说：“高兴但别激动，还有病人在你手下做着按摩哩！沉住点儿气，这两天安排一下工作，与其他大夫交接一下没做完疗程的病人，并顺便安排休息几天，按时报到培训去吧。”
忙忙碌碌地迎来了1989年元旦新年。元月4日，是河北省援外医疗队法语培训班开学的日子，报到地点在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大院东墙边的河北省直机关第一门诊部四楼教室。
参加培训的学员基本都到齐时，墙上挂钟的指针刚好指向上班时间8点。
这一批来参加培训的医疗队队员基本上都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各大医院即河北医科大系统附属二、三、四院和河北省卫生厅直属的省医院，彼此之间虽不太熟悉，但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坐到一起，在明亮干净、温暖如春的教室里等候河北省卫生厅领导来主持这次培训班开课仪式。
8点刚过，河北省卫生厅副厅长赵银海等一行来到了培训教室，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河北省卫生厅外事负责人胡春堂主持开班仪式，并开始点名。除了几名翻译和几名厨师以及有几位已在扎伊尔工作的，实际参加培训人员为二十四名。
援扎伊尔医疗队员总人数实为三十四名，到达该国后将分驻三个医疗点执行医疗任务。这三个医疗点分别为驻首都金沙萨，驻赤道省省会城市——姆班达卡，驻蒙博托总统家乡即总统的母亲安葬地——格梅纳。三个医疗点人员和专业分配分别为：
格梅纳的医疗点：妇产科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一名，麻醉科一名，针灸科一名，翻译一名，厨师一名。
姆班达卡医疗点：妇产科一名，外科两名，麻醉一名，内科一名，针灸一名，儿科一名，翻译一名，厨师一名。
首都金沙萨医疗点：总统保健医生一名，翻译两名，内科两名，外科三名，针灸一名，儿科一名，药房一名，超声一名，化验一名，护士长一名，厨师一名，财务会计一名，麻醉一名（以上三个医疗点人员和专业配置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因扎伊尔内战中国医疗队撤回前。等到2006年复派时则只剩下首都金沙萨一个医疗点，人员缩减为十八人）。
培训班的首讲是由河北省卫生厅副厅长赵银海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简要阐述中国为什么要向非洲派遣医疗队，河北省为什么要向扎伊尔派遣医疗队的经历：
20世纪60年代初，非洲各国反对殖民统治、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非洲的历史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欧洲殖民地列强的离开，许多新生国家在世人的欢呼与掌声中相继诞生，民族独立时代伴随着一段经济繁荣期翩翩而至，非洲大陆的一切似乎都充满了希望。而短暂经济繁荣的背后，同时伴随着一切都在百废待兴的阶段，这其中包括非洲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状况极为恶劣。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独立不久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求救，请求中国医疗援助（阿尔及利亚为法属殖民地，1962年7月5日宣布独立）。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1963年1月，中国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派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开创了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同年4月6日，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一支由二十四人组成的医疗队，该医疗队由湖北省负责派出，从此开创了中国援外医疗队跨出国门实行国际人道主义的伟大、崇高的历程。
多年来中国共向四十五个亚非国家和地区派遣过援外医疗队。
医疗队的派遣，是以中国政府和受援国政府之间签署协议的形式来明确的。根据各个受援国的具体国情，绝大多数国家除了提供住房以外，医疗队的费用全部由中国政府来承担，卫生部始终肩负组派和管理医疗队的重任（1990年代中期以前多是这种援助模式，今已改进了不少，大多采取“合作共赢”模式）。
全国除西藏外，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承担过或者正在承担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般采取对口支援的方式，一个省（市、自治区）负责承担一个国家的医疗队的派遣。如内蒙古自治区对口卢旺达，天津市对口刚果（布），黑龙江省对口毛里塔尼亚，等等。河北省对口的国家是扎伊尔（1990年代中期又增加了亚洲的尼泊尔）。
几十年来，中国援非医疗队的精湛技术和良好的医德医风赢得了受援国人民的广泛赞誉，而中国对非洲的无私援助，也同时赢得了非洲的慷慨回报，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正义立场总能得到非洲国家兄弟般的友情和有力支持。
1971年10月25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七十六票多数赞成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其中有二十六票来自非洲。
毛泽东主席闻讯后曾经满怀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别忘了，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
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在国外履行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多年来已有几十位医疗队员牺牲在那里，长眠于受援国的土地上……这其中就包括1979年在扎伊尔以身殉职的河北省援外医疗队翻译康登楷同志。
说到这里，赵银海同志神情庄重地告诉参加培训的医疗工作者：为了做好援外医疗队的派遣工作，中国外交部、卫生部和其他有关部委以及驻外使馆一起协同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史已经证明，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加强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最成功的项目之一。你们大家能成为一名援外医疗队员，是无尚光荣的，能承担这一神圣使命，是无比自豪的！
当天的第二个学时，我们这批二十四名援非医疗队员就开始了世界上公认的优美动听的语言——法语学习。
在法语培训班学习的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半年过去了，又一个炎热的夏季来到了，平日的辛苦得到了回报，从一开始简单字母单独读起，到几个月后简易的日常对话熟记，应付工作已基本没有问题了，至于那些复杂些的生活和医疗词语需到实际工作中再边干边学，效果更好。
为期半年的援非医疗队法语培训班圆满结束。1989年8月26日，河北省第九批援非医疗队走出国门，奔赴非洲扎伊尔共和国执行援外任务。当晚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机出发——飞往万里之遥的非洲中部扎伊尔共和国。
援非医疗队一行二十多人8月24日上午乘火车由石家庄到北京。
26日晚20点，医疗队员与到机场送行的家属好友同乘卫生部援外司提供的一辆大轿车驶向首都机场。21点30分左右进入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大厅。
这时，即将远赴非洲。我兴奋而紧张的心情，夹杂着对亲人友人的眷恋，颇为复杂。
记得临从宾馆出发前，河北省卫生厅工作人员为这批援扎医疗队员预支了每人30美元作为路途上的零用钱，面额为10元（与人民币比值为1∶8）。当时我在河北省人民医院的基本工资是70元人民币，这30美元可顶我三个月的基本工资。而我在到达扎伊尔医疗队工作的月工资为105美元，按当时的国内生活水准已经是不低了。在机场大厅等待办手续的过程中我想把30美金交给来送行的妻儿，让她兑换成人民币补贴家用，抚养好五岁的儿子。妻子看透了我的心思，忙说：“路途遥远，中间还要停留转机，好几天才能到扎伊尔，你留作路上以备急需之时再用吧。”这30美元，我一路上没舍得用。直到抵达扎伊尔，与蒙博托总统见面，紧接着又陪伴他出访美国并出席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逗留期间，才用这仅有的30美元为五岁的儿子买了一套当时在国内最时髦的“变形金钢”玩具，托人捎回国内，这可让天性活泼可爱的儿子高兴了好一阵子。
再见，中国！接近深夜零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腾空而起，飞离了北京首都机场，在茫茫夜空中向地球的西半端飞去——目的地是素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途停留沙迦国际机场加油补给。
由于时差的关系，越向西飞与北京时间相差越大，半夜零时起飞后我们就一直在夜空中不停地飞翔。按北京时间计算到沙迦国际机场停留加油时，天早已应该是大亮了，可与北京时差四个小时的沙迦还是漆黑一片，只有机场辖区灯火通明。
重新登机起飞后，飞机照例是在夜空之中飞行，舷窗外只有繁星点点，远处和云层下什么也看不见，只好调整座椅，伴随着颤悠的飞行状态，静下几小时前兴奋的心情，微闭双目，似睡非睡，尽情遐想，断断续续地又做起了梦……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道绚丽的霞光透过飞机的施绝妙之术 展御医风采舷窗晃进了我的双眼，啊！天亮了！飞机在云上平稳地飞行着，脚下是变幻莫测的滚滚云海，而云海折射出道道霞光映入机舱内人们的眼帘。我找出随身携带的遮光墨镜戴在眼上，扭头紧贴舷窗，远近张望着满天绚丽多彩的太阳之光，这是生命之光，希望之光，它将照亮我未来无法预测的前程，把我带到盼望已久的非洲大地……
§§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