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阴寒刺骨的清晨，我和苗剑秋溜出了旅馆，向火车站直奔而去。我们在太原只不过逗留了十二个小时，现在却要鸣锣收兵了。
买票是苗剑秋的事，因为他现在变成了我的秘书，而我则不得不装作一点也不懂汉语。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这就可以使我们借故延捱一时。苗剑秋显得神情烦躁，心不在焉，显然是因为他为自己未能成功地策反阎锡山倒向“少帅”而感到内疚。
为免闲人打搅，我们坐上了头等车厢。我独处一隅，尽可能装得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我发现：我只消用眼光一扫，就足以镇住那些好奇的警察或卫兵。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各方面都相当优越。
在我的生涯中，这是我经过的一次最漫长的乘火车旅行。作为一段经历，它是有趣的，因为一个人并非每天都能和一位革命者旅行在一起。此外，我非常了解中国人所说的那种“恐怖”——尽管这种恐怖几乎从来未被公开过，然而与之相比，即便是“德奥”和“奥拉宁堡”这两个纳粹集中营的某些景象，也算得上是温和的——我认识到，如果我的朋友被抓住的话，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在一个把共产党称之为“匪”，并用对付“土匪”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的国家里，不说别的，光是沾上点“共产主义”的嫌疑就够你受了。要是我在这方面能帮他一把，我将努力不使他落入“蓝衣社”手中。
我们几乎不住嘴地谈着话，以消磨时间，我想要知道的还有许多的事情。我向他询问了关于西安，关于“少帅”，关于东北军方面的许多问题。他曾和张学良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最重要的是，他熟知张学良最近几年在西安的经历。
我曾想得到一个描述东北问题内幕背景的说明，这我从苗剑秋那里得到了，而且还知道了所有在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时的戏剧性细节内容。即使在中国，“满洲”那场悲剧的实质，也几乎完全不被人们所认识。就连“东北”——东北人这个词，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在含义。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东北人是一些在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住不习惯的少数野蛮流亡分子。这些人很难找到生活出路，他们常常为了一些不必要吵闹的事，和人争吵不休。对这些中国人来说，“东北”这个词就带有蔑视的意思；他们对现在仍滞留在那里的数百万中国人所能经受的那种骇人听闻的生活状况毫无同情之心。然而，那些处于流亡境地的东北人以及许许多多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满洲国”的“五条旗”下生活的人们，则怀着痛苦和日益强烈的愤恨情绪，念念不忘自己的东北家乡。他们算得上是国家统一主义者，是全中国最坚定的抗日分子；他们始终不渝地持续努力，就是要使他们自己的斗争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斗争。
苗剑秋如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一样，有个令人不愉快的习惯：谈话时要记笔记。就凭这一点，就使我相信他不是共产党。我焦虑不安地注视着他的笔在纸上滑来滑去，对他来说，这么做能够使他解脱烦恼，但在侦探随时都可能闯进来的情况下，则成了我的忧虑之源。每当他写满一张纸，我就凑过去把它撕下来，然后卷起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到我们抵达石家庄时，我简直成了一个会走动的废纸篓。
通过这次详细交谈，一个清晰的故事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对张学良已经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描述，但如果要想理解这个人，理解他在政治上的发展，以及他在西安兵变后对中国问题的新政策，就必须尽可能地像他自己身边的人那样看待他：既要看到他的长处，也要看到他的缺点。仅凭偶然的天生条件，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他就在中国舞台的前沿占据了一个显要位置。以下是他在过去那些年代里的一些故事，逐步将进入到目前距我们最近的这一阶段。
在昔日曾是皇家乐园的古老北平南湖边上的一座亭阁里，张学良在他28岁生日那天，开始醒悟了。他年轻，无忧无虑，没有任何责任——是一个性如烈火的军阀父亲的花花公子。老帅张作霖，依靠自己真刀实枪的非凡领导才能和阴谋家手腕，在整个东北完成了他的铁腕统治，然而这些手段在长城以南使用时，则几乎每次都遭到失败，此时因受到北伐的国民主义军队的威胁，于前一天去了沈阳。他再也未能回到家。
就在1928年6月6日的早晨10点左右，一封电报送到了。当“老帅”的这个儿子在读电文时，白鸽在湖面上展翅翱翔，鸽颈上缚着的小鸽哨发出的悲鸣声在空中荡漾。他那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四个小时前，就在“老帅”的专车通过接近沈阳的一座日本人的铁路桥时，有一枚炸弹在他的专列下面爆炸了。日本人对东北的征服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天下午，“少帅”便赶往东北，北平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去；张作霖死亡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甚至日本人也无法知道他们的阴谋是否真正得逞。直到张学良回到沈阳，把军队从华北调回来之后，才公布了“老帅”的死讯。一直都在伺机而动的日本外交使团，事情发生后曾期待着会发生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反对行动，然而很快便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他们不得不与之相较量的是个新对手——一个与他的前任比较远为缺乏经验，在相互友好交往中也不那么会耍手腕，连在自己家里也没管过事，有名的被称为“荒唐鬼”的年轻人——然而却是一个不怕威胁，不受利诱的统治者。
现在看来，这些事情都成了老掉牙的历史陈迹，但最近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唤起了人们对当时那些事件的回忆。对于到底是谁策划了对张作霖的谋杀，这在当时，许多人都不敢确定——可能是日本人，但也可能是“国民军”分子干的。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对此确信不疑：他猜测这事可能是他父亲的心腹干将、总参谋长杨宇庭干的。因为此人与日本人公开勾结，同时也是他本人的老冤家对头。尽管这位少帅总是西装革履，骑着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但他基本上还算是东北平原上的这一代人。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仇子报的基本责任感愈来愈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有声有色地详细描述张学良年轻时荒唐行径的材料并不少见。由于他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是“东方卡罗尔王子”，以致今天很少有人能把他想象成另外的样子。尽管如此，他早期的生涯还是颇为有趣的。
他一度曾有过想当学者的念头（他不是在学校受的教育，而是由私人教师教授的），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他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中心北平，开始到“民族大学”听课。然而“老帅”决不容许他这么干下去，硬把他曳回沈阳，送入军事学院。“老帅”的儿子必须成为一名将官。
“小张”以士官生的身份进入了军队。晋升——如所预料的那样——对他来说机会来得很容易，但要提升他也需要有点根据。他聪明、伶俐，而且天性爱交朋友。在沈阳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外国传教士中间交了一大批朋友，同时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分子。教会组织用尽全力想使他皈依“基督”，而对于接受了形形色色西方生活方式的张学良本人来说，对于接受一种西方宗教，倒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再细想一下这种改变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结果，也是蛮有意思的。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采用这种战术，一向是很成功的。
这位毕业于“沈阳陆军学校”的年轻少校，很快便在无休止的内战中获得了实战经验，这就是本世纪20年代在华北进行的那场破坏性极大的内战——张作霖不顾自身安危，趁火打劫，企图从中浑水摸鱼。张学良当时在部队里的亲密朋友，似乎是两个名声截然不同的东北军指挥官：一个叫郭松龄，一个叫韩麟春。郭显然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人，也是东北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负责东北军的重新整编工作。他比张学良年龄大，但他俩结成了密友，而且这种友谊很有点“贝尔德”式的骑士风度。有点不幸的是，在1925年后期“基督将军”冯玉祥为反对“老帅”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兵变中，郭松龄卷入了风云莫测的中国政治漩涡。尽管“小张”想尽办法为他辩解，他还是被逮捕并被处决了。
随着天使的离去，恶鬼便顶替了他的位置。韩麟春——另一位真正有才干的指挥官——则成了张学良的一个比郭更鲁莽的伙伴。1926年，他和张学良一起在河南率部打仗，未能打胜。仗刚一打完，张学良便立刻受到了以杨宇庭（后来涉嫌参与谋杀老帅的那位）为首一伙人的大肆攻击，当着他父亲的面羞辱了他这个当儿子的。“小张”差一点被弄掉了官——他当时是个旅长——有好几个月都不敢见他的父亲。
然而，河南战役更倒霉的后果，则是在与他的朋友韩麟春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开始学会了抽鸦片。没过多久，张学良便认识到染上这种恶习的危险性。可是，就在他按照一种无痛苦的治疗方法经过的一番努力，使他完全“痊愈”的时候，所采用的吗啡和其他镇静药品又使他上了瘾。“少帅”身体虚弱，喜怒无常的名声，正是在他染上麻醉品瘾这段时间里被牢牢树立起来的。倘若他不是成为隐君子而是成为基督徒，那么，东北的历史进程就可能变得与现在大不相同。
在张学良于父亲死后回到沈阳时，他自己的地位尚未确定。他当时任东北军第三军和第四军的总指挥，并被省议会授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一头衔。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财富，而且还继承了他父亲对日本做的某些模棱两可的承诺。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小组，由高级官员和顾问们组成，为首的是他的老冤家杨宇庭和一个叫常荫槐的，公开支持要东北“独立”，并与日本结盟。显而易见，他要在“南京和日本这两个方面作出挑选”。在这种选择面前，张学良没有丝毫犹豫。
他打心眼里厌倦了中国的内战，真诚相信东北各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应当与中央政府建立密切联系。南京授予他“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官衔，作为对他的鼓励。杨宇庭和他的那帮人支持在华北继续打内战，而冯玉祥、阎锡山和蒙受耻辱的汪精卫，此时则在华北建立了一个很不牢靠的“三人执政同盟”，仍然坚持反对“国家主义者”的统一要求。而张学良对此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宁愿国家统一，而不要内部争斗，并通过兵下北平和天津而为其指点迷津。在他的打击下，北方同盟的抵抗迅速土崩瓦解，对他感激不尽的政府使这位年轻的东北领袖当上了中华民国的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尽管有受到日本人大力支持的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此后成为“满洲国”标志的传统五条旗，正式在东北全境为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旗帜所代替。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全东北到处飘扬。
但在沈阳唯有一家的门上，还悬挂着早已不存在了的袁世凯帝国的五色旗。这面旗就悬挂在“亲日派”小组头目、杨宇庭将军的门上。这位“满洲第一人”，和老帅以前的顾问人员中目前最有影响力、最反动的人物总是按照自己的独特方法行事。这一行动表明，反对派还很活跃，还非常有力。
年迈的反动派人物总把张学良看作是个小娃娃，只知道一味沉溺在生活上的享受之中，而在政治上则可能会是软弱无力的。这是传统的宫廷阴谋的一小部分，在过去，这一类的阴谋曾经取得过圆满的成功。但这位年轻的统治者现在已轻相当老练，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对自己的政策有非常明确的概念。在与南京统一这个争论的焦点上，他从一开始就向反对派发出挑战。此时此刻，两派之间就在“满洲”的内部发展问题上展开了冲突。
张学良的计划事实上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因而立刻便招致反对。他鼓励移民进入东北各省，尤为重视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沈阳兵工厂得到了扩建，直至成为远东最好的兵工厂。按少帅的想法，他打算把这个兵工厂变成一个综合性工厂，即办成一个能生产汽车和飞机的工业中心。原来的军队重新整编了，成了一支在中国拥有最好装备，最为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发展运输业的宏伟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张学良认为，运输是整个东北经济的关键所在。而当时的情况是，除了“中东铁路”外（这条铁路自1924年以来，名义上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管理，各自分享一半权力），东北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铁路所有权掌握在日本手里。张学良决心在修建中国铁路上与日本人展开竞争，以此打破外国人控制中国铁路的垄断局面。日本人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要求禁止采取上述行动。双方在铁路问题上的争执引发了一系列麻烦事件。张学良不仅引起了与日本的纠纷，而且与日本的“满洲”盟友产生了矛盾。
这是因为，杨宇庭掌管着沈阳兵工厂，而他的同伙常荫槐则是交通部长。
除此而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造成摩擦的原因。在鼓励大兴教育方面，“少帅”是个坚定的信徒——即使那些诽谤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对的。提出兴办教育永远是一个保险的政治游戏，但张学良却动真格的。他从他父亲的财产中抽出了一大笔钱，在沈阳建立了东北大学，并在全地区建立了很多中小学。他无疑喜欢为自己塑造一个贤明的启迪教化者的形象。然而，当他得知一笔原打算作为教育辅助金的五百万美元经费，其中有三百万元落入了狡猾的杨宇庭的腰包，被他用去作开矿投资时，他真的动怒了。这是中国官场里最典型的传统惯例，然而此时此刻，杨宇庭所玩弄的真是一出危险的把戏。有时候“小张”也可能不愧是“老帅”的儿子。
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当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以一种非常显赫的东方排场，在沈阳为自己做寿时，在所有的客人中，张学良这位年轻的东北统治者，是其中最有礼貌、最恭敬的一位。两天之后，杨宇庭和常荫槐双双接到邀请到“少帅”家去赴宴。席间他的主人巧妙地摆弄了一下手绢，然后借故离开。卫兵们一下冲进屋内，将他俩就地处决了。
当蒋介石在西安为张学良所俘获时，人们会想起那次引人注目的事件。很多人都坚信，蒋也受到了同样殷勤的款待。
关于那晚在沈阳举行宴会之前，广泛流传着一则很有说服力的故事，说是张学良曾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他的敌人会不会被杀死。所用的硬币是袁世凯的银元，它有一面刻着这位一心想成为“恺撒”般的独裁政治家的头像。“少帅”念着：“要是正面”（袁世凯的头）“他们就得死”。袁世凯仰面朝天。他还不放心，又抛了一次，落到地下的银元还是袁世凯的头朝上。
“你在忙些什么呢？”他的妻子从屋子的另一端向他发问。
“我用抛硬币来决定杨宇庭和常荫槐会不会被杀”，张学良答道。“已经有两次出现头朝上的情况了”。
她对此感到有点不放心，坚持要他至少抛三次，才能做出最后决定。这一次头朝下才算赢。
张学良又抛了一次，袁世凯的脸翻了过去。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这枚孤零零的银元被当作纪念品，体体面面地放进了张学良私宅里的一个大钱柜中。在1931年9月18日之后，沈阳城受到日本人的洗劫时，“少帅”的家自然被认为肯定留有大量财宝。张学良家秘密财宝之多，是无法估量的。
士兵们满怀希望，兴高采烈地发现了那个钱柜。打开之后，不难想象，他们对里面那微不足道的一块银元战利品会感到多么意外。
日本人究竟怎样处置那块银元，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五年之后在西安的张学良手头还拥有那块银元的话，他大概不会再用抛银元的办法来决定蒋介石的生死了吧，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关于“少帅”治理东北那个短暂时期的情况，还有更多人们所熟悉的基本事例。他坚持实行他所制定的关于内部和平、与南京政府联合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总把对日交涉交给政府来办），并继续执行“排挤”日本的经济方针，不顾一切地修铁路。对此，日本扩张主义者，尤其是关东军的本庄繁将军，终于忍耐不住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突然袭击。对日本人的抵抗只是一场受到世人嘲弄的悲剧。
东北军的失败——一支在数量和来源上占有无法估量优势的军队面对一支虽小却决意发动进攻的军队的失败——通常总是被说成是它的最高指挥官——张学良的失败。沈阳事变发生时，他正在北平，而他的大部分部队则驻扎在长城以南。当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华北再度举起反叛的大旗时，他赶去救援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占领了北平以后，张学良随之再次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策，这就是维护中国的统一和阻止内战的延续。毫无疑问，在当时他是忠于蒋介石的。也正是这种忠心，不仅害了他——也害了中国——东北。
当日本人对沈阳发动突然袭击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洛克菲勒医院里，正在从一次几乎将他置于死地的伤寒病侵袭中恢复过来。（他的这次害病一直为人们所怀疑，被看成是为了延长他的戒毒时间而制造的借口；但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从医院的病历记录上可以得到证实，这些记录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张学良便从医院回到家里。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是决定东北数省命运的灾难深重的几个月，他的病还未得到恢复。此后，他一直为他在这段时间里的优柔寡断而痛心疾首，自责不已。
东北人一直把9月18日称之为“卖国日”；他们并不像憎恨其他某些人那样憎恨他们的年轻统帅。他们断定，张学良只不过是服从了他从南京接到的指令——避免抵抗，以免危机变得更为突出，然后像乞求《凯洛格条约》和《九国公约》那样等着“各国列强”的最后仲裁。这正是蒋介石所倡导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的动机比张学良的问题更令人生疑。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张学良本人起初只是把九月份的事变当成是另一次偶然事件，如同1916年日本对济南的占领。而且也像那次一样，轻而易举地便通过仲裁的办法解决了。正是他对南京政府的这种支持，才使他陷入了南京政府投降政策的罗网之中。
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对日本侵略所进行的唯一一次有效的抵抗，是在不顾最高统帅部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在日本入侵东北后的次年一月，十九路军在闸北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军人也是一个顶一个的，至少堪与日本人相匹敌。然而在四个月之后，继东北的失陷，十九路军被以“避免导致一次危机”的同样命令，调离上海。而一年之后，热河的失陷甚至更清楚地展示了它的悲剧色彩。
在“东三省”失陷之后，保卫热河就成了一个与民族尊严荣辱相关的问题。保卫热河的领导权，被委派给了那位臭名昭著的唐玉麟，他用军用卡车装载着他的成包鸦片所创造的撤退纪录，已成了中国的讽刺家们嘲讽的主题，整个热河防线的总崩溃是“南京政策”的彻底大暴露。“不抵抗”或用“外交手段抵抗”被正式放弃了；蒋介石也宣布说，他已做好了“誓死”保卫华北的准备。据国防部长何应钦说，当时有近50万政府军忙着在中国内地打“共匪”；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头面人物却一再表示要求停战，以加强抵抗日本的实力。但是，并不曾有过一支援军被派到北方。而当日本人于1933年2月发起进攻时，中国的军队防线顷刻便可悲地土崩瓦解了，到5月4日，侵略者便踏进了热河城。
张学良当时对此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他当时在北平，热河境内有4万名拨归唐玉麟指挥的东北军官兵，其余部队则在北平以北运动，沿着铁路开往山海关。如果说他一度对“国际联盟式”反对强权政策的正义力量还曾抱有信心的话，那么，现在这种信心早已消失殆尽。据他手下的人说，自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就想着率领全部军队，进军热河，参加战斗。
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秘密访问了保定，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位“委员长”利用一艘象征国家的船触礁的常见寓言故事，描述了中国当时的情况。他说：“这艘船严重超载，必须将一些货物抛入海中，否则船就会沉没。”看来，张学良就是这些抛弃的货物。于是，他在保定“委员长”的私车里，草拟了一份颇为伤感的辞职信：“……在请教了蒋介石将军之后，现在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使我真诚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辞去职务，将被视为对‘中央政府’的贡献，从而加强政府的力量……在我离任之际，我希望我的同胞们相信：我的这种做法完全出自诚心诚意，并清楚地认识到，不管我有什么过错或失误，我总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委员长”，立即被派往南部，调到河南，张学良被送到国外疗养身体。从强权政治观点看，蒋介石处理东北问题的手腕是十分高明的。从那时起一直到西安事变的爆发，他的声望一直在稳步增长，从未间断。张学良的名誉似乎永远地被他搞臭了。
1935年我们告别了“少帅”，他的形象对各国报刊的远东专栏读者来说是那样的熟悉——在“双十二”以后的日子里，人们从许多报纸的头版上又见到了他病怏怏的黄面孔，隐君子特有的那种黯然失神的双目忧郁凝视的肖像。他的传奇故事依然在流传，甚至在中国也未能被完全消除。这位失去了北方一大块国土的汉子，会发现要想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重新出名，是相当困难的。
在出国之前，张学良费时两月，在上海进行了强制性的戒毒治疗。在这方面他得力于许多外国朋友，特别是他的前顾问W·H·端纳，此人在后来的西安谈判中再次充当了友好的角色。这次的治疗取得了成功，此后在国外的几个月则彻底根治了病。当张学良从流亡之中归来时，他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关于东北的故事，从来没有人完全讲出来过。唯有在东北事变发生之后的岁月里，世人才开始认识到了“九月”的那些日子究竟损失有多大。阿比西尼亚撬开了许多人的双眼；从各国使馆人员的惊慌失措中，从竞相签字支持扩充军备的浪涛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对此的认识程度。“集体安全”在1931年还是一个美妙的词语。今天，它可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了。
从李顿报告书这份精确的外交文件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还将编辑另外一份报告，它讲述了那些贸然当着“李顿委员会”的面作证的中国人以后的个人命运）。把那场悲剧归咎于因没机会实施抵抗而撤出家乡的东北军是毫无道理的。然而，面对“东——北”那复杂的背景——白山黑水的故乡——像东北人所喜欢称呼的那样——这出戏还不算完。因为，在这些灾难深重的年月里，至少东北已经有了自己的英雄。
也许，那位倔强的矮个子骑兵马占山将军，便是东北大地要出现英雄人物的先兆。他在冰天雪地的齐齐哈尔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已激起了世人的许多遐想。但他也从此成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现代作品讴歌的主题。你可在任何一个现代美术展览会上，或那些曾受到过鲁迅称赞的年轻上海艺术家们所制作的木刻作品上，见到他戴着皮帽，乌黑的步枪与白雪相映的形象。他还不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卫士”，他属于那支“东北义勇军”。
我们抵达石家庄时，天又黑了下来。我们似乎每天都在晚上抵达一个警戒森严的终点站。满怀着失望的心情，我们又回到了那家熟悉的旅馆。西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距我们遥远。
走进一楼我们的那套房间，我们便听到整齐的前进脚步声。苗剑秋跟着我走到窗前，只见有一队穿灰军服的士兵，在夜色朦胧中的灯光映衬下，正在列队返回营房。当他们经过时，突然唱起了一首爱国歌曲——音调清彻而不连贯，但含有一点陌生的思乡情绪。
“这是我们的东北军”，苗在我身后说。我明白他在想什么。
当晚，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行动计划。要是我们在太原能和西北方面取得联系，我们就还有乘飞机的可能。可是，这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得到西安的答复。
当天夜里，有个男子在我们房间里逗留到很晚。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是个东北人，有着宽阔的额头和北方人特有的那种宽大的颊骨。他写下了一首新的东北之歌。
在昏暗的屋子里，他轻柔地为我们唱了起来。这是一首在此后的日子里我经常要听到的歌曲，歌曲的开头是：
我的家在那遥远的黑龙江
在那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熟悉的小屋、土地，
玉米、大豆和高粱……
然后，歌曲唱到了被称之为卖国日的“九一八”；唱到了在日本统治下的农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这些流浪者渴望返回家园的心情：
爸爸，妈妈，
小弟弟，小妹妹，
何时我们才能重相聚？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
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小屋里重新相聚。
中国人的感受力较之英国人要更为细腻优雅一些。但苗完全被这首歌迷住了。为了学会这首歌，他俩凑在一起唱了一遍又一遍，一连唱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终于能把这首歌的词、曲都背得下来——这是一首忧伤、细腻，曲词优美的歌曲。那个人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消失在夜色之中。
苗剑秋转向我，他的眼睛湿润了。“我们到西安后，我要对蒋介石将军唱这首歌——他也非流泪不可。然后，我想，他的心也将会由此而改变的。”
我不知道是否真会如其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