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学良于1935年10月把东北军带到西安后，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就揭开了新的一章。东北军——这个中国最激烈的抗日军队，当时的调动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当时，使地方官员感到恐怖、南京政府感到恐慌、并引起华北日军参谋部为之哗然的，则是绣着黑色锤子和镰刀的鲜艳红旗在陕西西部边境的出现，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红军主力先头部队的向前挺进。正是为了应付这一挑战，张学良才被派往北方。
1935年热河的大溃败使中国失去了两倍于奥地利的领土，日本的太阳旗插在了雄伟的长城垛口上。在此之后，张学良灰溜溜地去了国外。早就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常常把这类事件的责任直接归咎于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如在18个月前的满洲事件），与其说他是个懦夫，也许还倒不如把他看成是受一种蛮横无理的错误政策摆布的工具。不过，他的确为此受尽了耻辱，因而在热河事件之后，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张学良痛下决心，彻底戒掉了鸦片瘾这个危急时刻他最可怕的敌人。这是他朝着关心政治的发展方向迈开的第一步。而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要在我们时代的两个极端的政治信念——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实现完全的过渡。
张学良带着包括其妻子、三个孩子，以及他当时的密友、意大利前驻上海总领事，现在则以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乘龙快婿和既定继承人而闻名于世的齐亚诺伯爵等一行人离开了上海。他们直接来到了意大利，在那里张学良逗留了好几个月。他会见了他所敬仰的墨索里尼，并驱车沿着新建的公路游览，沿途见到的“组合国”所取得的实质性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德国，他会见了希特勒和格林将军，他们给他留下的印象不那么太好。他访问了法国，并与李维诺夫偶然邂逅相遇。由于张学良当时在政治上还不是很成熟，因而非常渴望访问苏联。但他的这个想法似乎并未受到鼓励。对于李维诺夫与张学良的邂逅相遇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张学良曾要求在他访苏途中，他愿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一要求未得到允许，而他则反对对他的行踪附加任何其他条件限制。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更为接近事实的说法，说是苏联当局担心：如果邀请“满洲”的前统治者到其国内访问，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远东关系。不管怎么说，这位少帅终归还是没能去成苏联，有关他曾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
他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月是在英国度过的。这个国家——继意大利之后——似乎对像他这样的现代“国际公民”产生了最强烈的诱惑力。张学良在布赖顿租了套房子，把孩子放在那里上学。不久又来到伦敦，居住在多切斯特，并会见了一批著名人物，其中包括黑尔什姆爵士、阿斯特夫人，以及拉姆斯·麦克唐纳先生。在他的整个旅程中，少帅似乎又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要夺回他已逝去的青春。然而，他此行所得到的许多印象却只有在以后的岁月中，才能够搞清楚。从他归国后所拍的照片上看，他是一个身着苏格兰粗呢制服的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张爱好的运动项目是打高尔夫球），看上去至少要比满洲时代的那个蓄着长长八字胡，形容消瘦的张学良要年轻十来岁。
从欧洲回来的张学良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了吗？由于西安事变后有许多关于他在这方面的传闻，而他在归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显然倾向于支持在中国搞独裁统治，因而这个问题是饶有趣味的。毫无疑问，当时他曾对“元首号令”坚信不移。对他来说，中国的唯一领袖（他对此从未动摇过）就是蒋介石。但问题在于，更确切地说，就是蒋介石究竟会成为哪种类型的领袖。在少帅归国伊始发表声明中，有这么一段话，说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是拥护领袖”。这番话说在1934年初，适逢“福建叛乱”刚刚发生，领袖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指挥着大轰炸——用那些从未被用于抗击日本人的飞机扔下的炸弹，来轰炸“英雄的十九路军”的残余部队。这支部队两年前在闸北打仗异常英勇，但是勇而无谋。回国后不久，这位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便被任命在河南、湖北和安徽这三个“核心省份”担任剿匪司令职务。
张学良的这个新头衔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所谓的“匪”，自然指的是中国的“赤色军队”和“赤党分子”——迄今为止，“共匪”一直是称呼任何一个共产党或任何一支“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成员的通用名词。在1933-193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苏维埃”已经在江西南部和福建省内巩固起来，并将其首都设在瑞金。在其余六个省份里，也都存在着共产党的武装。而生活在“中国苏维埃区”内的人口总数，据估计则有六千万以上。既然“剿匪”是南京政府的国策，张学良的新岗位便非同寻常了。1934年春，他在武汉扎下了大营。以后，立即开始训诫其部下所有军官，以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为其天职。但过了没多久，他发现自己对许许多多的问题都还并不明白。
1934年，是对共产党发起大规模攻势的一年——这就是所谓的“第五次围剿”。在这次战役中，南京政府投入了它所能够征集到的最为庞大的陆空军力量。蒋介石决心要在这一年内彻底剿灭共产主义运动，从江西的“赤色”根据地开始。东北军也参加了这次战役，但他们的心思却不在这里。要他们去驱赶自己的同胞，而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因而也同他们那位逍遥自在型的司令一样，对执行任务一点也不热心。自从他们甚至连一枪都未放便撤出东北之后，不信任的种子便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萌发。只有一种战斗能激发他们的兴趣，这就是打回自己的老家去。
在中国，关于“第五次反共战役”的故事是人人皆知的，然而在国外，也许就不那么为人们所熟知。在此之前，漫长而损耗巨大的反共战役就曾进行过多次，每次均以失败告终。乡村地区特别适用于共产党的那套打法，他们能够以比任何进攻部队快三倍的速度迅速转移。而在所有地区都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民，则会和他们一道重新杀回去。南京当时的计划是把主要“苏区”割裂开来，实行全面封锁。并尽可能不断地调换进攻部队人员（因为与红军接触的南京部队时间一长，便会染上一个致命的习惯：反正投红军）。这次围剿规模极大，事实表明是无法抵御的。
蒋介石把他的司令部建在了南昌。它是江西省的省会，也是六年前朱德领导的那次轰动一时的起义的发源地。正是通过这次起义，中国的红军才得以创建。为了进行他的“第五次围剿”，委员长动员了近百万军队，其中至少有一半被直接投入战斗。南京政府所拥有的全部军事力量——这些军事力量在一年前日本入侵热河时极其可悲地未曾用于保卫国土，此时却被投入到反共战役中。德国军事专家制定作战计划：重炮、坦克、飞机在轮番轰炸，毒气也被用到了地面攻击中。与此同时，绕着“苏区”撒布下一条钢铁索链，随着新的公路和碉堡的兴建，它的范围愈来愈狭小，最终围住了“赤色”首都。这次战役所消耗的成本大得无法估量；而生命的损失，特别是农民和非战斗人员的损失，则更骇人听闻。至于红军，他们在过去曾顶住了无数次的围剿讨伐，此番却未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
然而，如果说“第五次战役”的目的旨在彻底消灭中国红军，那么，就不能说它是成功的。红军被赶出了他们占据并守卫了五年以上的根据地，但他们的军队并未遭到破坏。他们通过一次赢得各国军事专家一致赞美的大转移，逃出铁链，进入了湖南，并开始了那场现已载入史册的著名“长征”——总有一天，这次大进军的全部曲折经历将会被讲述，它是一次无与伦比的传奇经历。从福建边境到遥远的西北，途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肃诸省，这支总数不到十万人的军队整整挺进了七千多英里。他们不停地且战且走，并不曾真正停下来喘口气，而是突破了到处都有拦截他们的敌方军队的占领区。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够保持领导机能的完善，有严明的纪律（尽管他们失去了一半的人）。到1935年秋，他们的先遣部队才抵达陕西北部，并在那里与自1933年以来一直占据着这一带的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会师。
值得我们重视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次挺进西北所采用的政治战略。早在1932年，设在江西的苏维埃政府就公开对日本宣战。当她处在南方偏远的山区时，做出这一姿态看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一旦开始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征程，则这一姿态就有新的含义了。撤出江西，从他们苦心经营了多年，正在向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迈进的地区撤出来，无疑是一次退却，而且也不难证明这次退却是灾难性的。然而凭借其杰出的野战战术，这次撤退成为他们最有说服力的一次教学实例，证明了红军是有军事优势和战斗力的。不仅如此，通过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这次北上运动又变成了一次奔赴抗日前线的坚决行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个宣言，建议创立一支抗日同盟军，建立“国防政府”。本来是一次混乱不堪的大溃败，就这样一变，成了一次胜利大进军。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对日本的政策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自从满洲和热河为其所征服之后，日本军事渗透的方向一直是在朝着向内蒙古方向发展。它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想通过外蒙或新疆在西北和与苏联有任何可能的联系的地区之间，插进一个楔子。将西北置于其控制之下，就能够确保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并在与苏联一旦发生战事的情况下，有效地维护其交通运输线路的安全。对此只消看一下地图，便会一目了然；由所谓蒙古“游击队”在1936年对绥远所发动的入侵（这次入侵提出“蒙古独立”的口号，受到了居住在“满洲国”被强拉入伍的中国农民伪军的支持），则只不过是这种总战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对历史学家来说，日本政策的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的一贯性。尽管日本国内政府的更迭会对其既定政策的实施速度产生某种影响，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大陆政策”的基本要求则是一成不变的。在完成了对满洲的占领之后，对华北和蒙古的有效占领便是其下一步骤。1936年夏，有一份非常耐人寻味的文件在中国广为流传，这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松村谦三报告”。该报告详细讨论了上述所有问题。如同著名的“田中奏折”传出后的情况一样，这份报告的真实性无法证实，然而它是那样地接近于日本政策的现实，以至看上去几乎完全出自真人实事。该报告提出，要采用间接手法继续执行“满蒙政策”，例如在蒙古人中间搞“独立运动”，要在中国的军阀中鼓励搞强权政治。该报告有一特点尤其值得重视，这就是它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来到陕北的红军上，给其冠以“帝国的主要敌人”这一显赫的头衔。当中国的所有官方舆论工具都在竭尽全力大肆贬低共产党在陕西、甘肃和宁夏所建立的新基地之重要性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因此而上当受骗。要想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继续维持“睦邻关系”，剿灭共产党已成了一个基本条件。
这一形势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早在他们向陕北的目的地挺进的时候，就为红军所预见到了。飞越四川河流，穿过西康山隘，他们一路北去，且走且战，一直来到汉族的发源地、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为止。他们坚信：一旦他们来到能够打击日本的范围之内，他们就能够在民族抵抗的统一战争中，依靠全国人民作他们的后盾。看到这一危险的也不仅只是日本人，而且南京政府中的那些昔日曾十分成功地避免了与日本发生战争的人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阻止红军与日本人或日本人在内蒙豢养的伪军发生战斗接触，南京政府采用了除与日本联合采用军事行动外的一切手段。闪耀在西北的红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935年红军进行的“长征”，对张学良来说也是决定性的。他呆在设在武汉，深处内地的舒适的司令部里，似乎仍能听见日本侵略者所掀起的浪涛。他也和全国人民一道感受到了日本侵略渗透所激起的接连不断的震动。六月份私下签订的“何梅协定”是个奇耻大辱；张学良掌握了有关这一协定的十分精确的情报，很快便将这个臭名昭著的协议的全部条款，刊登在了西安的报纸上。对他过去曾公开表示坚信不疑的英明政策的怀疑情绪，开始困扰着他。当时，他在汉口曾说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劝我接受不抵抗政策。然而，我希望上级将会改变我的职责，从执行剿匪任务，变为积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们在目前这种剿匪战役中做的任何牺牲，都不如在抗日战场上所做的牺牲那么值得。”此后接踵而来的是“察哈尔危机”，当时宋哲元在日本人压力下，辞去了职务。张学良对此又一次感到异常愤慨，并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九一八（沈阳事变当天）之后，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相信哀求‘国联’和祈求别的一些和平协议，希望他们能够解救我们。当我们在事变发生之后撤出来的时候，我们曾寄希望于外来的帮助，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已经消失了。事实很清楚，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我们只能在死亡中求得再生。政府现在就应该调集全国的所有军队去抵抗日本。”
张学良的上述言论是很有意义的。它表明：即使在去西安之前，尽管对蒋介石还保持着个人的忠诚，然而此时的张学良正在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批评者。同年十月，命令下达了，要他率军赴西北，迎击新近抵达那里的共产党部队。当时他似乎听信了南京政府的劝告，认为“剿匪”是走向抗日的首要步骤。
刚到西安，张学良特别急于在反共战役中取得战果，因为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他已被指控为玩忽职守。他下令立刻发动进攻。然而，他的军队在连续两次的交战中均遭到惨败，这时他才从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的两个最优秀的师，101师和109师被输给了红军；两个师的师长也在战斗中分别阵亡。
这就是张学良领导的对红军的最后一场激烈的战斗。到1935年底，事实已使他清楚地认识到：靠正面进攻是无法战胜红军的，并将他的这一看法如实地反映给了南京。东北军虽然还驻扎在西北，但针对红军的挑衅行动则逐月递减。在东北军和红军的普通士兵之间，一种类似停战的局面业已形成：稍后不久，这种局面也开始从“剿匪司令部”那里得到了默认。共产党所使用的口号中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成效最大，这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士兵逐渐认识到，红军和他们一样主张抗日；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给他们一个赴华北迎击日本的机会，而东北军正在奉命阻止他们实现这一要求。因此，对东北军来说，这句口号具有无法抵御的影响。
对少帅来说，有几件事情变得愈来愈清楚了。首先，他开始怀疑蒋介石把东北军派到西北和红军打仗的部分动机，是想要达到最终彻底瓦解东北军队伍这个目的。起先他所率领的这支15万余人的东北军，现在已被割裂了开来；它的炮兵被分散在各地；部分军队还留在河北，由万福麟指挥。在1935年最后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发生之后，张学良得不到任何兵源补充；他的军队饷金不稳定，而且在南方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从五千万美金的美国“麦棉贷款”中，他们也没有得到那么多超额的后勤供应。即便张学良当时还不觉悟，他的幕僚和青年军官也会立刻向他指出：南京一再所玩弄的，是它在过去使用过程中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战术手腕，这就是：分化、瓦解甚至彻底消灭潜在对手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很难转化为“中央政府”的亲信嫡系。
张学良也逐渐加深了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全部问题的理解。他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过去的历史；他从那些曾被红军俘虏，然后又释放回来的部下口中，了解到“苏维埃”区域内部的真情实况。同年6月，他会晤了红军的主要政治领导人之一——周恩来，这位后来在西安舞台上光芒四射，在促成问题解决方面也许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的杰出人物。最主要的，张学良大概是听信了他的一位叫高福源的团级指挥官。他在年初为红军所俘虏，在“苏区”逗留了几个月，然后自告奋勇积极地回去把红军的组织训练，以及他们要求建立全国抗日人民阵线的新政策报告给了张学良（以后，在这次兵变被粉碎之后，这个高福源成了南京军队进驻西安时的首批牺牲者之一），张学良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促使中国青年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士兵们跨入共产党行列的主要因素，正是出于对南京的对日政策的强烈不满。
在共产党方面，自从公布了实行民族团结阵线的新政策以来，一直潜伏着在静待时机。1936年初，约三万红军武装人员曾进入山西西部，而且几乎抵达太原。然而，这次行动充其量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征讨，而并无别的目的；同时也是红军为宣传其新政策而发起的一次武装示威活动。在这次行动中，昔日的反国民党标语已为支持民族防御的标语所取代；如同其早在1935年就曾做过的那样，共产党的宣言完全集中在民族抵抗问题上。红军在撤出山西时，带走了大批缴获的军火；这次战役中他们基本上没有没收私人财产。1936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了一项声明，对团结阵线问题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与此同时，东北军和红军业已达成了一项友好的合作协定，而张学良也成了后者所倡导之政策的热情支持者。我们可以看到，在双方协定中有两个核心内容，与张学良自从在满洲继承父位后便一直倡导的政策完全相符合——这就停止一切内战，统一国家以抵抗日本侵略。
第一次败于红军手下以后的几个月里，张学良所扮演的仅仅是个消极的角色。但是现在他开始变了，他开始积极投身于组织各党派结成联合阵线的工作中，积极开展救国运动。西安成了抗日宣传中心，而对于这种抗日宣传，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均要受到南京政府的严厉镇压。东北军想抗日想得发狂，于是张学良在距西安不远的王曲，设立了一个“特别军官军事训练营”，开有政治和军事战略等课程。一大批受过训的激进东北青年军官和文职官员，牢牢掌握了这支军队的中下层统治权。过了不久，从沈阳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的一部分，迁到了西安，又形成了一个爱国宣传中心。除此而外，“少帅”还从北平邀请了约二百名学生来到西安，组成了“特务团”和“政治训练学校”，由孙铭久领导。到了1936年秋，在西北的首府，一个影响极大的可以充分表达抗日愿望、组织抗日活动的基地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逃不脱委员长那双警惕的眼睛。他开始感到必须严密监视西安的动静。国民党在西安的首席代表，是陕西省省长邵力子。邵是个“忠诚”的官员，完全可以信任；但他没有军事实力，仅掌握着为数不多的“特务”和“宪兵”——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秘密机构“蓝衣社”的一个动听的别名。该组织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接受命令，对全中国所有左翼团体采取残酷镇压行动。此外，该省“绥靖专员”杨虎城拥有四万人的地方部队，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战斗力量。邵省长惊恐地注视着杨虎城和张学良的日益接近；张学良的军队已经和红军宣布停火。警报沿着电信线路从陕西首府传到了南京。
以上是十月下旬的形势概况。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飞抵西安来调查问题。“少帅”再次与他的上司当面争论他过去曾一再重复的那个问题：他的军队不愿打红军；他们叫嚷着要求命令他们开去打日本。特别是蒙古“游击队”对绥远的入侵，使南京政府有了一个实施防御反击，挺进热河的良好时机。张学良争辩道：既然他们也是爱国的中国人，并愿意调转枪口，抗击民族的侵略者，为什么不可以和红军达成协议呢？甚至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似乎还是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在他对军队指挥官和王曲军校学员所做的几次演讲中，仍旧坚持他关于打日本是疯子行动的论点，认为近在眼前的敌人，东北军必须予以打击的敌对分子，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
正当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透过南京政府的外交皮影戏，欢欣鼓舞地沉浸于“保卫绥远”和对日本实行“强硬化政策”的爱国热潮之中时，蒋介石却从容自得地为在西北发动一场新的反共战役而加紧做着准备。鉴于东北军显然已经不那么可靠，他开始将他们撇到一边，调进他所信赖的“中央军”。蒋介石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第一军的胡宗南将军，奉命向北挺进，开始向红军发动东北军延搁日久的武装进攻。11月初，胡宗南开始逐渐进入甘肃。
然而，即使是这些嫡系部队，在此民族危亡关头，也很不乐于执行剿杀共产党的任务。他们起先被带到北边，还当是被派去作为开赴绥远的援军。当他们明白了他们是要向西开拔而不再向北去的时候，他们的长官答应给他们发双饷。胡将军极其小心地进入到“苏维埃”区域80里的地方，却不曾见到过一个红军士兵。这时他便开始忘乎所以，从而陷入了在他之前许多和红军交战过的指挥官所陷入的同样圈套中。当军队开入一条无水狭窄山谷之中时，他最精锐的第十师的两个旅，于11月18日被红军切割包围。三天之后，红军开始发起总攻，胡将军灰溜溜地败了回去。这次新战役造成了一场不幸的开始。
对于想要在其控制区内的野外战场上战胜红军的困难性，张学良是有教训的。11月27日，他重新又开始恳求委员长：适逢绥远危机处于高潮之即，除非把他的军队哪怕是一部分调至抗日前线，否则他将无法控制自己的军队。蒋把这位纠缠不休的“剿匪者”请到了洛阳，但对他所提的所有问题一概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蒋对他说，由于会招致阎锡山的反对，要派往抗日前线的军队不能通过山西。飞机也不能派往绥远，因为气候太冷。但是张学良说，甘肃的天气还要更冷，但这却并没有阻止对那里的共产党实施空袭。然而，蒋介石再次坚持认为，共产党是国家的首要敌人（一种与日本人的意见完全一致的观点），绝对不能阻止消灭“赤匪”的步伐。张学良在洛阳商定的唯一事情，似乎就是委员长答应很快将再次来西安一趟，接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官。
张学良回到了一个群情激昂的城市。就在绥远急切需要援军的时刻，在全国都相信援军正在被派往绥远去的时候，中国最抗日的军队却接到命令，要他们为另一个对付自己同胞的战役做好准备。西北军队的全体军官，一致双手赞同参加抗日战斗。形势日趋紧张起来。
就在这种风云莫测，抗命情绪几乎难于掩饰的情况下，蒋介石和他的随员于12月4日早晨从洛阳来到了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