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苏散记
飞抵莫斯科（1989年4月27日）
我们一行5人今天乘中国民航CA909国际航班的波音767飞机赴莫斯科，踏上了访苏的旅途。
下午4时，在首都国际机场登机，开始了长达8个半小时的航程。同机的乘客中，中国人居多，朝鲜人最易辨认，因为他们胸前都挂着金日成的纪念章。
飞机在1万米的高度飞行。从机上俯瞰，除蒙古与苏联远东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是森林，苏联国土的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确实是堪称绿色国度的国家。把绿色分割开的，是一条条在阳光下泛着银白色的河流：蜿蜒曲折的是天然江河，笔直带状的是运河。河流上还依稀看到水坝或船闸，可以想象在地面上一定是非常宏伟的工程。
北京与莫斯科有5个小时的时差，飞机降落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时，才是莫斯科时间傍晚7点30分。谢列梅捷沃是个繁忙的国际机场，各类大中型客机起降频繁，从机尾的标志上可以认出它们的国籍。机场大楼是座漂亮的新建筑，大片茶色玻璃幕墙在夕阳的余晖中熠熠闪光。一出通道，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部的代表，伏龙芝市副市长雷萨里耶夫和我驻苏使馆的同志已在出口候接我们了。
驶往莫斯科的沿路，空气清新且湿润，扑入眼帘的还是绿色。沿途那些挺拔的白桦树，均是天然林木。这里正值初春，绿茵茵的田野与森林一直伴着我们驶向莫斯科城郊。
代表团下榻在市中心的莫斯科饭店。因为明晨便飞往伏龙芝，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两个多小时。团长张位正当即向主人提出浏览莫斯科夜景的要求。尽管已近午夜，主人还是爽快地应允了，他们叫起已入梦乡的司机和翻译，驱车直驰红场。
晚风略带点凉意，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在黑黝黝的天幕衬托下，闪着暗红的光。站在红场中心，兴奋和激动使我们忘却了旅途带来的困乏和疲劳。
（原载于《银川晚报》1989年7月17日，作者时任银川市计委主任）
飞往伏龙芝（1989年4月28日）
今天，我们驱车机场，前往此次出访目的地——伏龙芝。
车疾驰在莫斯科街道上。莫斯科的街道宽阔，交通十分畅通，几乎每辆车的时速都在60公里左右，满街看不到一辆自行车，在车流里竟没看见一辆是进口车，差不多都是其国产的“伏尔加”“拉达”，这倒令人惊讶！马路上的行人却不多，虽说已近五一，却见不到国内城市里那种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只是满街的标语和彩旗以及在红场附近广场上正在进行节日彩排的中小学生，给该城增添不少节日气氛。
与北京相比，莫斯科的建筑一般显得陈旧、过时，尖顶的哥特式建筑较多，保护得也好，很少见到北京的那种现代化的高层楼宇和漂亮的立交桥。不过却显得干净、整洁，井井有条，加上群楼间的绿化带，倒也颇有风景。车窗外不时掠过一尊又一尊的广场雕像：捷尔任斯基、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库图佐夫……广场就以这些人的名字命名。也有些名为广场，实际上倒不如说是一个以雕像为中心的街心花园。
车近地铁“列宁站”，张市长提出想看看的念头，主人停车后我们顺台阶下去，吃了一惊，车站里人真多，摩肩接踵，行色匆匆，差点没把我们几个给挤散，这才悟出地面上人不多的原因，原来全都到了地下。莫斯科的地铁总里程有几百公里，分上下两层，是城市的主要交通线路。车站建筑颇为陈旧，列车也没有北京的漂亮，然而车次繁多，效率很高。人虽多，但秩序井然，偌大的车厅听不到一点嘈杂和喧哗，地面也洁净，莫斯科人的素质与修养可见一斑。
中午，我们乘图-154客机飞往伏龙芝。苏联的民航发达，到伏龙芝每天4个航班，4小时航程只需61个卢布，他们乘飞机就如我国国内坐长途汽车一样方便。
紧挨我坐的是位50多岁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苏联人，当知道我是中国人时，他说了许多，我只能听得懂“友谊”等几个单词。可以想见他一定是欢迎我们的。
一下飞机，迎接我们的是旗帜、鲜花、面包、盐以及身着民族服饰的吉尔吉斯少女，我们又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中。这里有许多人也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吉尔吉斯属苏联中亚地区。
这时，我们从欧洲又回到亚洲。
（原载于《银川晚报》1989年7月20日）
天山下的明珠（1989年4月29日）
伏龙芝位于天山北麓（是吉尔吉斯的首府），恰似镶嵌在天山脚下的一颗明珠。代表团下榻的伊赛克宾馆就紧挨山峦，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白雪皑皑、常年积雪的山峰。这里有80多个民族杂居，其中东干族约5万人。东干族源自我国的回族，参加接待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叫伊斯迪尔的年轻人，就是东干族。他自称祖上是100多年前从中国甘肃迁徙到此，父母都说汉话，他也会说，只是不懂中国的文字。吉尔吉斯与我国新疆接壤，从伏龙芝到霍尔果斯口岸才780公里，因此，我们是在邻居家里做客。
伏龙芝的城市显得年轻，到处是绿树草坪，市内交通以公共汽车、电车、小汽车为主，没有地铁。据主人介绍，约有30%的家庭拥有小汽车。新建筑较多，尤其是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都很讲究、气派，建筑设计也各有特色，几乎都用大块的大理石贴面。室内装修也很考究，足可使我们银川最漂亮的办公设施相映失色。所不同的是机关却没有大院，一进大楼有个门厅，放一张桌子。首长的办公室都兼会议室，办公、会客、开会都在一个大房间里，不带套间，让人一览无余。
参观市容当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瞻仰列宁博物馆。看来这是全城最漂亮的建筑物，门口塑有列宁的全身像，面对着中心广场——列宁广场。列宁博物馆馆内陈列着反映列宁一生从事革命活的各种实物复制品、图片，墙壁以至天花板都是整幅的描写十月革命的巨幅壁画。据说苏联的重要城市都有类似的列宁博物馆，看来主人很重视这项活动。据馆长介绍，该馆1984年开馆以来，参观的人次已达150万之多，几乎是全市人口的3倍，少先队员入队、共青团员宣誓、共产党员颁发党证，均在此举行仪式，就连新婚夫妇结婚都要到列宁雕像前敬献鲜花。
无论在莫斯科或伏龙芝，乘车外出都有警车开道，车窗上贴有我国国旗的标志，伏龙芝街上的交通民警看见车队即立正敬礼，使我们体会到苏联人民对中国的友好和尊重。
（原载于《银川晚报》1989年7月24日）
伏龙芝（1989年4月30日）
上午参观国民经济展览，吉尔吉斯在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中经济实力不算很强，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重工业和畜牧业。它能源充沛，仅水电装机容量近200万千瓦，电价每度2戈比。有色金属冶炼、畜牧业、烟草、甜菜也位居全苏前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要高得多，从国民收入等综合性经济指标来看，一般是我们的3-6倍。陪同参观的有共和国经济部门的十几位部长，并与我们在展览大厅举行了探讨双方经济技术合作的会谈。
下午，与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会见，双方互赠了画册等礼品，代表团全体成员荣幸地被吸收为苏中友协的会员，胸前别上了协会的证章。
应我们的要求，主人安排参观了商店。苏联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周六和星期天商店也同时关门休息，唯有我们参观的全城最大的百货商店仍开门服务。总的来说，基本的日用工业品都不缺，但其商品的丰富、式样的新颖和品种的多样等方面还不及我们银川的新华商场，尤其是家用电器，如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等从功能和外观看都不如我国产的产品。我们银川产的箱、包、手套、毛毯、皮夹克等如果拿到那儿去，一定会大受欢迎。商店是半开架售货，柜台和货架都很矮，两者之间能容售货员一人通过。货架上的商品，顾客用手就能够着，便于挑选和查看价格。看来这里物价制度较严，大部分商品的出售价格出厂时就刻印在商品上了，不管在何处出售都是一个价。伏龙芝也有自由市场，但规模不大，商品以食品等自制产品为主，一个个摊位用横幅、台布、鲜花布置得鲜艳夺目，售货员穿得都很干净，食品买卖也很兴隆。
晚上应邀观看吉尔吉斯国家剧院的演出，节目全是民族歌舞，从服饰到乐器都和我国新疆接近。使人惊叹的是剧场的演出秩序非常好，无人迟到早退，除了掌声以外，全场无一点嘈杂的声音。遇到观众喜爱的演员，除了延长掌声欢迎加演以外，往往还有小孩由大人带领上前送上一束鲜花以示敬意，联想起国内看演出和电影时的场景，不禁使人感到脸红。虽然这是小事，但却反映了人们的教养和文明程度，值得我们好好思索。
（原载于《银川晚报》1989年7月31日）
伏龙芝—阿拉木图—霍尔果斯（1989年5月2日）
结束了对伏龙芝的友好访问，今天我们踏上回国的旅途，宾主依依惜别。副市长雷萨利耶夫和共和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陪同我们上路，一直把我们送往边境。
沿途是一派农村牧区风光。农村的住房基本上是平房，都较整洁，沿途看到的******坟墓多用钢筋做成的笼子罩起来，尖顶上焊一个新月形的图案，这一带虽与我国新疆山水相连，但植被情况要好得多，不时可以看到大型的喷灌设备在田间作业。路过集体农机站，里面排满了各式各样的农牧机械，这里的农牧业基本上以机械化作业为主了。
傍晚我们到达霍尔果斯，780公里的路程，带中午休息吃饭总共才用了10个小时。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已经64岁了，是一位参加过攻克柏林战役的老战士，车开得又快又稳，时速一直保持在100公里左右。公路的状况很好，路边不时出现写有政治口号的标语牌。除路标以外，多少距离内可供水、吃饭、住宿、修车都有标牌示意指明。
边境地区并觉不着什么紧张气氛，到达口岸前只过了一道岗哨，陪同人员下车交涉了一下，岗哨挥手就让通过了，既未查问也未检查。
苏方的霍尔果斯实际是个小村镇，这里能看到内地见不到的小驴车和马车，居民的穿着也不如内地的好，我们住的小宾馆就是最好的建筑物了。像我住过的苏联宾馆一样有两个不便：一是没有拖鞋，二是没有开水，不放置热水瓶。对于整天离不开茶水的中国人来说，太不习惯了。张市长发现宾馆里有电热水壶，借来烧开放上茶叶，饱饮了一顿。
这里的电视机能收到三个频道的中国电视节目，使人分外感到亲切。明天就可以踏上自己的国土了，大家兴奋得很迟才睡。
（原载于《银川晚报》1989年8月3日）
从霍尔果斯（苏）—霍尔果斯（中）（1989年5月3日）
岸的两边都称霍尔果斯，中间只隔了一条几百米布满砾石的河床，推开宾馆的窗户可以看到我国边防瞭望楼和河岸上的一片树林。每天过关上午、下午各一次，和我们一起等着过境的大部分是苏联中亚一带的人，样子与我国新疆人无异。他们大多数都是探亲归来，有相当一部分是1962年伊宁塔城事件时跑到苏联定居的。其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主动上来自我介绍，说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2年到苏联阿拉木图，现在回国去探亲。
由于苏方的关照，过关一切优先，行李等均未检查。当通过海关检查进入候车室，雷萨利耶夫副市长一行再也不能往前送了。共同的工作和生活，使我们建立起了感情，张市长和他的告别是采用苏联的方式——拥抱来进行的，此时两位刚强的汉子眼眶都红了。我们将把苏联人民、伏龙芝市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回中国，带回银川，让它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成果。
车行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国边境哨卡，见了我们的边防战士，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挥手欢呼起来，好像见了多年未见的亲人一样，岗楼上的战士也向我们挥手致意。中方的霍尔果斯要比苏方漂亮整齐，银行、海关、饭店、商店一应俱全，都是新盖的。伊犁哈萨克州外办的负责同志已专程在那儿迎候了。祖国人民的声音特别动听，饭菜分外可口。离开了短短的一个星期，竟好像觉得离开了几年一样。
（原载于《银川晚报》1989年8月7日）
大洋彼岸掠影——访美见闻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最了解中国，那就说明他根本不了解中国。”这是美国前总统布什告诫其同胞的一句名言，意思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认识和了解绝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和浅尝辄止。国人对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大洋彼岸的美国的认识又何尝不是如此。最近笔者有机会赴美考察，洽谈一个合资项目，短短十天，虽然身临其境，也只不过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已，现将所见所闻奉献于读者。
第一印象——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机场是一个国家对外的窗口和门面。当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经长达十几小时的飞行，飞越浩瀚的太平洋降落在旧金山机场时，我们就为这个机场的规模和设施的现代化而惊叹了。这里飞机的起降频度几乎是半分钟一架，飞机一架跟着一架滑向跑道转弯处排队等候起飞，同一个空域起降的飞机在不同高度同时出现。由于空中指挥得精确，显得紧张却有序。按人员吞吐量计算，这个机场相当于一个大中型火车站，但候机楼规模之大使你感觉不到任何拥挤和不便。候机楼的形状尤如一枝梅花，停机口就有94个，楼内商店、邮局和银行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四通八达的航线和众多的航空公司，只为顾客不上门而发愁，特别方便的是机场之外还设有租车公司的大片停车场。公司总裁陪同我们去克利夫兰，下了飞机他去候机厅标有“AVIS”公司标记的柜台办好手续，即径直去停车场租上一辆面包车，自己开车把我们一行拉上，直接上了公路，一直到活动结束把车交还机场，我们再登机返回，就像国内租一辆自行车那么方便。
美国有30万公里的铁路（相当于我国的6倍）和630万公里公路，其公路承担了客流量的4／5。美国的高速公路南北向以单数编号，东西向以双数编号，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全封闭，全立交。除了小轿车以外见不到我们国内那种4-5吨的中小型卡车，大都是几十吨的集装箱大货车风驰电掣，既威风又神气。据说有的司机专跑从西海岸到东海岸运输，四五千公里路程几十个小时就跑到了。公路两侧每隔一定距离就有汽车旅馆、餐馆、加油站、停车场等各类服务设施，吃、住、修车、加油都很方便。
当我们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95号高速公路上驶向纽约时，随着夜幕的降临，公路上的车灯一起亮了起来，同向而驶的是车尾灯光组成的暗红色的车流，对面而来的是车前灯光组成白炽耀眼的车流。车流望不到头尾，这高速公路上的人流、车流像动脉一样贯穿了美国的东西南北，什么封闭、闭塞不复存在。穿过一个又一个壮观的立交桥时，我想以我们银川市目前的自有财力，恐怕想建这么一个立体交叉桥都可望而不可即，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我们与现代化之间的差距之巨大。
城市风情
纽约，美国第一大城市，是全美最大的海港及工业、金融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人口多达750万。由于我们的住处还偏离市中心，乍一看来似乎印象平平。大城市的通病，交通拥挤、经常塞车这里也常碰到，遇到周末堵车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也司空见惯。街头巷尾的卫生也不是都像想象中一尘不染，有的地段不比我们银川好多少，甚至大白天街上还能看到成堆的未来得及清运掉的大袋垃圾。
繁忙的公务告一段落，进到市中心曼哈顿一看，这是一大片高楼的森林，你才会惊叹，这才是真正的纽约！
曼哈顿南端是纽约的金融中心，举世闻名的华尔街就在此地。这条街好像是摩天大楼中的峡谷。道路用石头铺成，再加上路两侧都停了车，更显狭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正门也不起眼，门廊上面6根大理石的圆柱支撑着7块三角状的大型浮雕，门口飘扬着美国国旗，从外表看来在众多的高楼丛中并不特别突出，可是就在这大门里面，每年进行着数万亿美元的股票交易。道·琼斯平均指数影响着全球的股票行市，正所谓这里一打喷嚏，全球就得跟着感冒。
华盛顿，离纽约很近，高速公路半天多一点可达，是个美丽的花园城市，绿树掩映，碧水环绕，远没有纽约的喧闹和嘈杂。在这里，当局除了电子、印刷等工业以外不允许其他工业进入，一般政府雇员甚至不允许开车进城上班，在近郊设有大型停车场，汽车停在郊外，然后再坐城市专用铁道进城。华盛顿城里的白宫、独立纪念碑、造币厂等名胜古迹均可以免费参观。白宫在没有国务活动时也对外开放，有些报纸和漫画往往把白宫画成一个屋顶半球状的大建筑，其实那是美国国会大厦。真正的白宫正面看是一个平顶的建筑，气势远逊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从白色的铁栅栏望去可以看到绿草如茵的拉斐德公园，不远处耸立着直插云霄的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还有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里面埋葬的人中从士兵到总统都有。其中有一个雕塑很有名，即硫黄岛胜利纪念塑像，这个塑像是按二次大战美军攻占日本占领的硫磺岛时拍摄的照片原样塑成的，一群美国士兵将美国国旗插上山头，十分逼真，动人心魄。
商品·物价·小费
美国的市场是个开放的市场，可以说买全世界、卖全世界。各种档次的商品和购物场所适应各种档次的消费需求。高级的超级市场，如纽约百老汇的大商场，其装修之豪华、物品之精美、价格之昂贵都令人咂舌；廉价商品除跳蚤市场外还有一种叫99C商店，即商店的每份商品都是99美分，各种吃穿用品都有，非常适用低收入的家庭。美国的商店绝大多数是开架的，顾客和商品可充分接触，售货员很少，你在付款时才和他接触。
我们还特意留心了一个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可以说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标志随处可见。在我们住的旅馆房间里，有来自中国的床头带电子钟的小收音机和小毛巾；旅馆附近的食品超级市场内，有来自中国的速冻包子、水饺，甚至“雪里红”咸菜罐头，除了上海的凤尾鱼外，还有********出的葱烤鲤鱼罐头。我们知道呼市的水产事业远没有银川发达，可人家的水产品出口走到了我们前头。旅游鞋、服装、包袋、玩具等商品中国货的比例更高。当然目前还是中低档的商品居多，也有部分产品质量低劣。中国出的木柄榔头，把大都是松动的；餐馆用的竹筷，有许多是弯曲的，老板换了一双又一双，使人感到脸红。中美贸易中方已有了较大顺差，中国在美进口市场的占有份额已从1987年的1.5％上升到接近5％，令人喜悦和骄傲，但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宁夏产品，愿宁夏的出口产品早日出现在美国市场上。
美国的经营很灵活，反应在价格上随节令变动相差很大，商店随处可见降价20％、甚至50％的标签。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随淡旺季也有大幅变动。同是室内电话在旅馆打一次75美分，在无人电话亭打只要25美分。我们住的旅馆住够两天后住宿费可打30％的折扣，目的是为了鼓励你多住。商品的标价大都尾数为9，如1.99美元、12.99美元，不知是习惯还是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效果。还有使人不习惯的是商品的标价上不包括政府向消费者征收的消费税，这15％左右的税收由商店在收款时代扣。因此，你看好一件商品标价是50美元，最好准备60美元去买，以免付款出现钱不够的窘况。
无处不在的小费，也是美国的一大特色。据说有相当一部分服务人员主要靠小费生活，老板只给少量的工资，甚至不给工资。在饭店吃饭要付饭钱的10％-15％的小费，搬运一次行李12美元，甚至旅馆房间每日一次的打扫也要给清洁工1-3美元小费。不过他们一般不主动来索取，此行碰到的主动索取小费的是旅游车的导游和司机。旅行结束之前，导游打趣地对全体乘客说现在我要说一些大家不太愿意听到的话，然后将小费的惯例、最低的数额一一说清，少不了加一句：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服务比较满意的话再多给一些那更感激不尽。租车的费用公司已经收取了，而导游和司机的主要收人多少则完全取决于游客对他们服务的满意程度，这样他们没有办法不尽心尽力。
对囊中羞涩的我们来说，小费也是一笔可观的开支。为了不丢国格、人格，我们照付不误。尽管如此，什么时候该付小费，什么时候不用，付多还是付少，直到我们离开美国，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美国是个移民人口数巨大的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互相融合、渗透才形成了美国今天的社会特色。在美国的城市经常可以碰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在繁华的百老汇大街一时迷了路，可以随便挡住一位亚洲模样的先生问一声“DoyouspeakChineseplease？”再问路十有八九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中国“吃的文化”随着各地无处不在的中餐馆深入美国社会，我们这次要去的工厂在美国北部城市克利夫兰远郊的一个小镇，已靠近加拿大边境，主人还是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叫“梅氏酒家”的中餐馆。餐馆规模不算上乘，主人梅老板是个瘦高个子的广东人，见了我们一行分外亲热，这么一个偏远的去处，来的中国人毕竟不多。梅老板拿出曾光顾过这个店的大陆客人的名片让我们看，又索要了我们的名片珍藏起来。为了说话方便，我们就餐时他索性搬了张椅子到我们身边攀谈了起来，问这问那，游子思乡的感情溢于言表。肖先生是美国公司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30多岁，临时充作翻译接待中国人。他生在北京，长在武汉，从广州来美。由于经济不景气，他所在的企业已经裁员1/3，他仍保留着职位已经不错了。作为一个已进入白领阶层的中国人，他的年收入有4万美金，但因为太太没有工作，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他认为生活仍不宽裕。余太太是坐落在我们下榻处附近的名叫“一品香”小餐馆的女老板，精明干练，因为常上那儿吃饭，熟悉了，她有时就主动给我们加菜，大家过意不去，送一些小礼品给她。临走时她还请我们全体吃了一顿饭。店里有两位打工的姑娘，均来自上海。一位才18岁，高中毕业；另一位20多岁，是伴读（即爱人是留学生）。店堂的面积才50-60平方米，是租来的（如果买下来要40万美金），丈夫主厨，请了一些帮手，倒也生意兴隆。告别时她颇有些依依不舍，言明回国一定要到银川来。
美国的各主要城市均有华人聚居区，我们到过的纽约中国城和法拉盛地区都是华人聚居的地方，规模都不小，商店招牌都是中文，吃、住、行、购物没有任何不便。中文的日报每份有几十版，厚厚一叠。电视频道也有中文台，其新闻很有意思，是本地新闻、大陆中央台新闻和台、港、澳新闻节目的大杂烩，似乎不偏不倚客观地介绍给观众。有人作过统计，在美的华人光就业的就有90万，其中自己开业的占12%，在政府机关当雇员的占14%，其余的在私人公司当雇员。据当地人说，在美国少数民族中，黑人对政治权益较关心，积极参加大选当上官员的也不少，但经济成功的相对较少，穷人中黑人最多；华人对政治感兴趣的少，但经济上成功的多，美国华人的国民所得每年为216亿美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大有大的难处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看来美国也不例外。这是一个收入差别悬殊的国家，有160万名百万富翁，大公司的经理、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年收入可达千万美元以上。而同时又有34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一个4口之家年收入不足1.4万美元），乞丐和流浪汉在纽约街头不难碰到，有冒着初春凛冽的寒风立在街角伸手乞讨的，也有演奏手风琴或萨克斯管在地铁站上向行人求助的，那娴熟的演奏手法，加上站台大厅的共鸣，动听的乐音如泣如诉，吸引人驻足倾听而油然生出同情之心。地铁车厢里的乞丐则较“豪放”，往往出现在车厢尽头，先大声演说一番（语言不通，听不懂他说什么），然后手拿帽子纵穿车厢而过，给钱固然好，不给也不停留强要。还见过一个更为高明，专在十字路口等候，红灯一亮大片小车停下，此君双手高举一块纸牌（上面大概写的是乞讨原因之类）在车辆中间穿行，专向坐车人乞讨，解囊相助的倒也不少。
社会治安问题也是美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我们下榻的旅馆地处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地区，一到达司机便告诫治安不好，晚上最好不要出去，尤其万万不可一个人上街。无论白天黑夜，警车长鸣声时时可以听到，即使在肯尼迪机场豪华的候机大厅里，也有工作人员过来好意告诫我们这些“老外”要看好随身的包以防抢劫。在美期间，报纸披露的雷克伍市8个中学生以强暴少女作比赛更令人发指，标题为“加州中学生，强暴当比赛，色狼集结成党，女生纷纷遭殃，荒唐‘马刺队’八人落警网”，这个犯罪团伙全是在校中学生，“这个团体有一种记分法，每人同一个女孩发生性关系就得一分……如果有人得了60分，其他人就希望赶上来”。如此使数十名少女遭殃，报道结尾引用一位居民的发问：“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会发生这种事？”在我们停留期间，旅馆所在地区发生了一件盗窃案，第二天报纸以“法拉盛一中医诊所被窃，业主遭利器攻击，财物损失逾两千”为题报道了案情经过，大意是窃贼正在诊所行窃，碰到主人回家并上前制止，反遭窃贼利器猛刺，幸而刺中皮夹克上的纽扣而未受伤，窃贼仍将价值2000美元的赃物席卷而去。有意思的是报道结尾：“警方呼吁附近居民高度提高警觉，如不幸遭遇类似事件，为了自身安全决不要与歹徒发生正面冲突，应先设法离开现场，尽速向警方报案。”在家遇到贼却要主人先逃，路见不平，见义勇为那就更谈不上了。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造成价值观念的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原载于《银川晚报》1993年6月5日，作者时任银川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
莫斯科：光荣与困难交织
俄罗斯，莫斯科，彼得堡，对我们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它灿烂的历史，辽阔的地域，聪明勤劳的民族和20世纪末发生的巨变都一再为世界瞩目。今天的俄罗斯是什么样的？银川市副市长******随中国市长代表团赴俄考察，以身之所历写下《俄罗斯纪行》，本报星期刊将分期刊出，以飨读者。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909次夜航班机载着中国市长代表团经过长达8小时的连续飞行，到达了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离开北京时晴空万里，一碧如洗，这儿却是连日雨雪霏霏，机场湿漉漉的，跑道灯倒映在积水中闪烁明灭。此行考察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大家怀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出色的规划蓝图和超前的城市基础设施
莫斯科多雪的冬天以其灰蒙蒙的色调把天地染得凝重和沉郁，加上经济转轨后的困难，莫斯科的新建筑又不多，在冬日显得有些色彩暗淡。莫斯科有800多年的历史，13世纪初是新兴的莫斯科公国的中心，15世纪末伊凡三世定为俄罗斯的首都。最古老的建筑群——克里姆林宫建于14-17世纪，气势宏伟。但整个城市真正形成如今的规模主要是十月革命后及二次大战后的建设。1935年制定了第一轮总体规划，在规划的指导下，建起了高尔基大街、加里宁样板街（现称伏尔加大街，足有两条长安街那么宽），以红场为中心，成片的建筑有章有法，高低错落有致，结合历史古迹布置绿化，游园和雕塑形成风格各异的街头广场。沿莫斯科河的建筑造型丰富、景观多样，莫斯科大学、乌克兰饭店、外交部等建筑都是尖塔形的，高高耸立，气势非凡，成为点缀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而古老的阿尔巴特街则保留其传统的风格。城市规划管理相当严格，法规健全。莫斯科规划展览馆设有比例为1/500的制作精细的市中心区域模型，制作相当精致逼真。凡在此范围建设，必须做出模型在此反复摆放、推敲，审定其体量、高度、造型，通过后方能实施。
近千万人口的莫斯科，城市交通运量的2/3主要由长达240公里之多的地铁来承担，地面道路以放射线状分布，再以两条环路（小环路15.8公里，大环路109公里）串联，四通八达。出境交通有11条电气化铁路，13条公路干线。有128公里的运河与伏尔加河连通，城内有两个内河港口。4个机场与70个国家通航，市内的9个火车站全是敞开式的，进出自由，不收站台票，上车厢才验票，去圣彼得堡电气火车每晚发4趟车，每趟相隔4分钟，非常便捷。
莫斯科共有3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考察的库里扬诺夫厂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为400万吨，占地达600公顷，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中科学院院士就有两位，1927年建厂，为城市的环境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
“绿城”是距莫斯科25公里的一个卫星城，有居民19万人，完全按科学的规划蓝图建设，人均居住面积18平方米，500多幢住宅几乎全是高层。绿化区、工业区、公建供应区功能完善、配套，到处是树木和绿地，环境十分幽雅，城市是林中之城，森林是城中之林。雪后初霁，城市沉浸在一片银白色的静谧之中。
俄罗斯目前经济比较困难，这是这次考察碰到的各城建单位领导人都提到的问题，但他们的原则是再困难也要保证基础设施资金。库里扬诺夫污水处理厂仅每月电费支出就要10亿卢布，政府要补贴莫斯科地铁89％的开支，这些始终是得到保证的。建设部的局长说钱少可以少干（莫斯科的地铁1994年由于资金紧缺只安排扩建2.4公里），但干一定要按规划，绝不马虎凑合。绿城的住宅建设虽然用地很宽，但不盖低层，留出大量绿地，配套设施不齐不叫居民搬进去。科学的严格的规划、超前的基础设施使人们受益匪浅，从斯大林时代直到苏联解体之前搞的大量基础设施，人们至今仍在受益，吃老本也还够吃多年的。
当然处于社会、经济剧烈变革之中的俄罗斯城市建设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新建项目缺少资金难以启动，城市道路建设和通信设施现代化都遇到资金困难。我们在红场附近遇到一次堵车，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堵车45分钟后民警才赶到，他们的交通警手中还没有大哥大之类的移动通信设备，互相联络只能靠岗亭的电话。城市住宅建设量逐年减少，建设科学院一位专家说，排队买出售给中低收入家庭的低价住房，排300年也等不到。城市建筑维修没有跟上，非中心地带道路、建筑的破损比较严重，可能也是维修资金缺乏之故。城市规划也有明显的败笔，克里姆林宫内建了一个现代风格的大会堂，红场附近建了一个大型的俄罗斯大饭店，建筑风格上完全不协调，这些都是长官意志的产物，城市规划专家竭力反对但无力回天。规划展览馆的老专家对我们说，每当外国客人问到这些他们都感到脸红。
供应充足而又物价高昂的莫斯科市场
我们所看到的莫斯科的商品市场已远不是以前货架空空的状况了，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但外国货要占80%以上。服装、鞋等日用品来自意大利、法国、北欧诸国的较多，家用电器则多数来自日本。同时，物价也高得惊人，我们到达之前正是卢布和美元比价暴跌风潮过后，从1美元比4000卢布回升到3200卢布，一双女鞋、一套西装几万甚至几十万卢布，原来听说较便宜的貂皮大衣则要上百万卢布，到商店看标牌是一件费力的事，价格后面的零着实够让人数一阵的。通货膨胀率1993年是900%，1994年有所下降，也达到了500%。听使馆同志讲，江****同志访俄给无名英雄墓献花篮和花圈就花了近170万卢布，1元人民币大约合380卢布左右。换了一些零钱之后，代表团成员都成了“富翁”了，每个人兜里起码都装了几十万。
基本食品和公共服务价格，国家还是调控的，如地铁车票250卢布（合人民币0.7元左右），看一场芭蕾舞和马戏表演要6000-7000卢布，一公斤牛奶700卢布，一公斤****、西红柿、黄瓜分别是1万、6000和4000卢布，人们的月工资平均在30万卢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800元左右），基本的温饱还是有保证的。只有10％的人（约1500万人）温饱受到威胁，主要是退休人员和停产工厂的工人，月收入只有5-6万卢布（相当于人民币130-156元）。同时另有10%的人则暴富起来，俄罗斯的总理坐国产车“海鸥”，部长级才坐“伏尔加”，莫斯科街头为数不多的高级轿车都是“大款”们坐的。
莫斯科的大商店不少，但装修水平比较低，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新华购物中心和老大楼搬过去都是高档次的。俄罗斯金融改革的步子似乎很快，银行商业化步子很大，现在总数已达到2400多家，其中有700家是由原来的国家专业银行改建而来的，因此银行的招牌和广告在街头随处可见。
莫斯科也在到处拆墙开店，行政事业单位也在纷纷搞“第三产业”，我们住的旅馆就是建设部所属的管理干部学院开办的，政府断了“奶”，他们只好利用自有的房产开旅馆、餐馆挣钱维持开支。全俄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因为断了拨款，院长告诉我们1200多科技人员流失得只剩下200人左右。国有大中型企业三角债情况十分严重，发展到欠职工薪金达数万亿卢布，煤矿和纺织行业的工人都进行过罢工或示威，酿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在圣彼得堡，一位自称还保留着苏共党证的陪同告诉我们，在该市有60％的大中型企业停产，现在的月工资收入要达到200万卢布才能与苏联时期相当，但他说的是否偏颇无从证实。俄罗斯的经济是否已经滑到了谷底（1994年又下降了19％)，什么时候开始恢复，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都是经济学家们尚在争论的问题。我们接触到的从企业负责人到政府官员对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大多比较茫然，多数说要等上面的精神和办法下来再说。看来，从上而下急转弯式的改革和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稳定中的改革和动荡中的改革，其效果至少在现阶段来看差别还是明显的。
（原载于《银川晚报》1995年3月15日，作者时任银川市副市长）
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
传统、文化和文明
俄罗斯人民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民族文化，其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和发达的教育科技事业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古都风貌都被完整地保护了下来，俄罗斯的历史公元十四五世纪就算是很久远的了。圣彼得堡早期巴洛克式的古老建筑沿着涅瓦河大街随处可见，一些华丽、雄伟的剧院、宫苑、别墅均有其独特的风格，城市雕塑是城市建筑的点睛之笔，体现着城市独特的个性和文化艺术品位。我们所到之处的街头和广场，这些雕塑均保护得很好。彼得大帝纵马奔驰的青铜雕像在白雪的衬托下分外壮观，成了圣彼得堡城市的标志。象征沙皇的冬宫和夏宫现在均被开辟为藏品丰富的博物馆，仅冬宫（现称艾尔宋塔奇博物馆）展览路线有30公里之长，如果在每件展品前停留一分钟，参观完全程需要30年时间；夏宫里沙皇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寝室保存完好，其卧室的壁纸是中国的织锦做的，上面织的图案是瓷器制作的全过程。据说西夏的典籍在圣彼得堡博物馆保存最丰富，当我问起陪同时，他们问我在哪一家博物馆保存，因为圣彼得堡的博物馆有60家之多，这一下反把我问住了。圣彼得堡500万人口，有79所大学、40万大学生、400家科研单位，科技、文化、教育之发达可见一斑。我们参观过的莫斯科绿城少年宫，其设施和规模要远远超过我们银川的少年宫，科技、文艺、生物、绘画、体育各个小组都在正常活动，大厅里坐着众多的家长在等待接孩子回家。无论参观哪家博物馆，碰到的观众最多的还是学生，起码占观众的百分之六七十，老师在认真地讲，那些学生仰起小脸在专心致志地听。俄罗斯在建设中十分注重文化教育设施的建设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展览馆、大学、图书馆、大剧院、文化宫等建筑都是城市中规模最大和最具特色的建筑，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俄罗斯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国家，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孤零零地泊在冰封的河面上，大概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吧，内部不对外开放，我们只能在岸上一睹它的雄姿并拍照留念。俄罗斯的主要城市均有无名烈士墓，纪念二战中牺牲的战士。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那长明的火炬终日不熄，我们参观过的圣彼得堡墓地就长眠着22万名死于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军民，在那次围城千日的惨烈的战争中全城死亡达60万人，几乎家家都有亲人去世。我们所到的手表厂、研究院、电子学院等单位都有专门宣传橱窗，陈列着本单位在战争和建设年代的英雄模范的照片和事迹，作为后来人的楷模，并成为整个单位的荣耀向人们显示。在莫斯科，恰逢列宁墓开放，我们有幸一睹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遗容。陵墓保护得很好，柔和的灯光透过透明的水晶棺照在列宁安详的面容上。他没有想到，墙外镰刀和斧头的旗帜已被原俄罗斯的三色旗所替代。每小时一次的庄严换岗仪式也已取消，我们可能是最后的参观者之一了，最近不断有要把列宁遗体挪到圣彼得堡安葬的消息传来。过去苏联到处存在的列宁塑像和列宁博物馆大多已被清除掉，但在访问中偶尔还遇见，一次是在一个研究单位的客厅还放着列宁的半身像，一次在一个电子工厂的车间外立着列宁的全身像，这种保留是否与单位领导的政治态度有关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共产党已成为在野党，红墙脚下的名人墓地导游除了介绍科学家和文学家之外再不向我们详细介绍什么，近现代的苏联政治人物都成了异端。在我们看来，通过考察反而增添了对斯大林的敬意（尽管他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人），因为看到的一些近现代建筑及重要设施（如地铁、污水处理厂）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的，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受益。如果没有当时奠定的物质基础，在二次大战中苏联怕也早已亡国，历史不知要倒退多少年了，因此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和片面化，全盘否定历史往往也否定了自己。
有关苏联的光荣革命传统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已经淡漠了，我们熟悉并会唱的一些卫国战争中的苏联歌曲，他们有的反而不会唱了。莫斯科绿城市政府所在地处在一个高岗上，二次大战的莫斯科保卫战中英雄的莫斯科人用机枪、迫击炮、“喀秋莎”把从西北方向来犯的德军挡在此地，没有让其越雷池一步，大家对此肃然起敬。而市政府在正式介绍这个城市时，对此事竟未提起一句。航天事业是俄罗斯的骄傲，莫斯科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宇航展览中心，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个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全部改成了各种商品的展览馆，仅在露天处矗立了几个火箭和飞机的实体模型，已经完全名不副实。
治安情况每况愈下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在我们去圣彼得堡最大的百货商场参观时，正好碰上当地的警车呼啸而至，手持微型冲锋枪的警察把偌大的商场包围起来，把顾客（包括我们这些“老外”）全部清理走，气氛着实紧张。通过翻译打听到原来有人勒索5万美元，扬言如不付就引爆安放在百货大楼的炸弹，于是就有了前面的一幕。莫斯科偷小轿车成风，我国驻俄大使馆一年多时间包括奔驰车在内已经丢了5辆，这些情况都是苏联所不多见的。
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
过去我们是“老大哥”，现在你们成了“老大哥”了。
——一位莫斯科大学的教师说
古语说“智慧产生于东方”，我们要寻找智慧必须去东方。
——圣彼得堡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
我们这儿官僚主义太严重了，让我们请中国同志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吧！
——圣彼得堡一位大企业的经理说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中国，这也是我们的信心之所在。——圣彼得堡一位工学院副院长说
我对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你们的自行车那么多，在汽车中间穿行居然互相碰不上，北京的司机驾驶水平都是一流的。还有你们的警察都在马路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我们的警察平时难看到，只有罚款的时候才突然出现。
——一位到过北京的莫斯科人说
以上这些言谈都是我们在俄交往中亲耳听到的，中俄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时时刻刻可以体会到，代表团每到一个单位考察、交流都引起了关注和重视，到会的各方面领导和专家不厌其烦地向中国同行介绍情况，每个人都要求发言，往往超过了访问的时间。绿城市少年宫的孩子们还为中国代表团组织了专场演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确实在俄罗斯人民心中引起了震动和钦佩。
但是，在近些年中我国去俄人员和商品之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部分低素质的“倒爷”和低质量的商品极大地损坏了中国的美好形象，代表团一位成员在购物时问一件商品是不是正宗的时候，一位售货员竟说：“当然是真的，只有中国货才有假。”这是我们碰到的唯一的一次不友好的举动。据大使馆同志说，曾有一段时间从中国运过去的假冒伪劣商品猖獗，有的商店竟打出“此店无中国货”的牌子来标榜自己的货真价实，真是让人痛心。以前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在苏联声誉很好，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国留学生勤奋、吃苦，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以至于我们接触到的许多老科技人员在业务交流发言之前总要先从夸奖他们大学里同班的中国留学生开始。一个国家的产品质量反映了其民族的素质，从中国出去的人也好、产品也好都代表了国家的整体形象，此言极是。
代表团中的“明星”级人物
中国市长代表团除了建设部的官员外，共有11位市长，其中4位女市长，原先互相并不相识，在异国旅行之中都是普通成员，行李装卸、琐碎杂事都自己动手、互帮互助，相互结下了友谊。代表团中虽然不乏一些重要城市的市长，但知名度高的，够得上“明星级”的只有两位，一位是陶斯亮，一位是武和平。
陶斯亮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是中国市长协会的副秘书长。她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陶铸同志的女儿，穿着入时得体，年龄已经50出头了，可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要小，谦虚、随和，白皙的脸上老挂着微笑，没有一点高干子女和团长的架子，相处的十几天里从未听她提起过她和她父母坎坷的经历。她原先是学医的，六年制军医大学毕业，在部队干了多年又到******工作，后又调到建设部、市长协会。她曾发表过不少文章和作品，已是一个有点知名度的作家了。在我国驻俄大使馆会见代表团时，使馆年轻的秘书郗朝晖说：“陶大姐，我中学里念过你写的课文《我的父亲——陶铸》，今天才见到你本人。”我说：“真巧得很，我中学里念过陶斯亮父亲陶铸同志写的课文《松树的风格》。两个时代的人分别念过你们父女写的课文，你应该让你的孩子再写一些什么让再下一代人念才好。”这句开玩笑的话还有些真的说中了，斯亮同志的儿子也爱好这一行，也有一些文章陆续发表了。陶斯亮同志告诉我，她在出访之前代表市长协会出席了在广西北海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首府城市市长联席会议，结识了我们银川的韩有为市长，她答应有机会一定来银川一趟。
武和平是开封市分管城建和公安的副市长，在临行前建设部召开的预备会上，武和平身披大衣，夹着皮包，风尘仆仆，从开封驰车来京，一跨入会议室着实使大家吃了一惊，原来这位开封“9·18”大案纪实电视剧中的主角（当时的公安局长）也是代表团中的一员。名人自有名人的烦恼，当时电视剧引起轰动的余波尚未过去，他利用出访前在京逗留的一天多时间和秘书两人“流水作业”，光给热心人回信就达120封之多。他去琉璃厂逛商店，去百货店购出国用品都被人认出来而几乎脱身不得，连出关时认出他的武警关员都询问：“武局长，是否出国办案去？”在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上，人们纷纷来和他合影留念，闪光灯不断。武市长告诉我，这一次出国是他市长生涯中的最后一段了。出国回来他将调到公安部宣传局，担任常务副局长，所有的手续已经办妥，他当法医的妻子也随调，全家赴京。“为什么要调你搞宣传？看来公安部不缺破案专家。”我大惑不解，在人们印象中他应该首先是一个破案能手，“9·18”大案的侦破就是一个证明。他还说起过开封市一起反动标语案，他带领侦破人员从一张旧《参考消息》的印刷特有标记入手，从印刷厂查到邮局，从邮局查到投递段，逻辑推理，丝丝入扣，硬是缩小范围把案破了。但从后来的接触中我才发现他实际是一员儒将，文化人的气质要重得多，他今年43岁，曾当过知青，下乡务农好几年，回城后从户籍警干起到刑警、警校教员……公安系统的岗位几乎干遍了。超乎寻常的勤奋和自学使他拿到了大学本科的文凭，并且发表一部长篇小说，若干部中短篇小说，成为了河南作家协会的一员，他当时的最大志向是当一名推理小说作家。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他雷厉风行，勇于开拓，当局长如此，走上副市长岗位后他利用分管城建、公安工作的有利条件，使两个系统互相配合打了一场治理城市“脏、乱、差”的大仗，最多时有2000名干警上街整顿秩序，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他大刀阔斧地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出售公有住房一次回收了两亿元资金。生活中的武和平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在莫斯科近郊绿城的招待宴会上，他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到《三套车》，打动了宴会的主人，绿城市长说：“我没有想到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的人民，除了掌握自己的文化外，还能对别国的文化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太使我感动了。”
就像到达时那样，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我们的返程班机滑行出跑道飞向浩瀚的夜空，飞向东方的祖国。访问结束时正是车臣形势紧张的时候，俄罗斯领导人又得放下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来对付这些有关社会稳定的大事了。俄罗斯的冬天是“多事之冬”，但十月革命的第一声炮响是在冬天，侵犯俄罗斯的拿破仑丢盔卸甲大败而归也是在冬天，陷入雪坑和泥沼的希特勒百万大军在莫斯科城下几乎全军覆没也是在严寒而多雪的冬天，历史上的冬天曾厚待了俄罗斯。“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愿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度过冬天早日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
（原载于《银川晚报》1995年3月26日）
绿色的挪威桑弗郡
大约八九年以前去过中欧、南欧，觉得那儿的生态环境好得令人赞叹。
今年国庆节前到宁夏的友好省郡——北欧挪威的桑弗郡访问，我还是被那里的“绿”色所深深震撼。
桑弗郡为挪威的19个郡（省）级单位之一，发展水平在该国中等偏上。面积不到2万平方公里，为宁夏的1/3，而人口却只有10万多，还不到宁夏人口数620万的零头。谈起人口，该郡的官员往往面露敬畏之色：你们宁夏的人口比挪威全国人口（480多万）还多。
桑弗郡基本上没什么平川地，不是山区就是峡湾，该郡的四个民航小机场就是我们见到的仅有的几块平地。然而一走下飞机，扑面而来的便是铺天盖地的“绿”：白桦、柳杉、云杉、松柏……浅绿、翠绿、黛绿、墨绿，仿佛泼翻了各种绿色的油画颜料。在这绿色的基调上是蓝色和白色。亮蓝色的是天空，深蓝色的是峡湾的海水，白色的是天上倏忽来去的云团，山上飞挂如练的瀑布和山顶的冰川。柔和的风夹带着湿润的空气从北海吹来，涤荡着人们的心胸。桑弗郡的环境是绿色的。
桑弗郡几乎没有火力发电，能源几乎全靠水力发电来解决。他们有少量风电，也在搞太阳能发电。我问郡长（省长）考不考虑发展核电。他连连摇头，说整个挪威都不搞核电，因为核电虽然也是清洁能源，但如果发生意外就不得了。
桑弗郡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挪威全国平均水平。它的农、林、牧、渔业等第一产业及加工业占据了经济的大头。这里到处是绵延的绿草地，牛羊的饲养量严格控制，品种一流，出栏率很高。桑弗郡的三文鱼，产量和品质世界著名。为了解决修水电站而影响鱼类上溯产卵的问题，他们花巨资修建了许多专门的鱼道。桑弗郡的松恩峡湾是北海深入内陆达200多公里而形成的，碧水悠长，山林环绕，冰川、瀑布、峡谷点缀其间，可探幽，可漂流，可攀登，可荡舟，尤其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大小瀑布随处可见。如果把这些资源拿到我们这儿来，任何一个都可以圈起来当景点开发。桑弗郡把整个松恩峡湾的自然景色，加上冰川博物馆、三文鱼保护博物馆、中世纪木质教堂博物馆等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吸引北欧乃至世界的绿色旅游。桑弗郡不但环境是绿色的，它的经济也是绿色的。
挪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第一。其社会保障、教育水平、人口寿命这些人文发展指数，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排行榜超过了澳大利亚、冰岛和加拿大，排名也列世界第一。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挪威几乎没有怎么受到冲击，桑弗郡的失业率只有1.2%，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低。
经济学家西克斯滕·科尔克蒙说：“激进的盎克鲁·撒克逊的经济模式不再吃香，北欧模式则肯定不是输家。”因为成功地缓解了危机的影响，北欧的经济模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访问结束时，桑弗郡的官员问我有什么观感，我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绿’字，你们桑弗郡的绿，一半应该说是上天给的（充沛的降雨，良好的气候地理环境），一半是你们不但自己维护、保持了绿色，而且创造、开拓了更多的绿色，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我们看到了差距，我们自当发奋努力，迎头追赶。
（作于2009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