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名宏，肃宗刘炟玄孙。世封解渎亭侯，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以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
汉灵帝的一些不被人所理解的行为，其实可以从他的出身上找到原因。灵帝即位为君，可以说是被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砸在头上了。
因为桓帝死后无子，他才被窦武和窦太后父女二人选中。可能是他的年纪正符合窦家父女的要求，灵帝的出身用现代说法来讲，他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勉强可以写为富农，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下中农强不到多少。
汉代的亭侯，食邑不过百户，收入和一个二千石的官员相差无几。（关于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之事，后文详叙）有史料披露，汉初的二千石廉吏在死后身无余财。试想，这二千石的收入在东汉末年物价沸腾当然是缩水了不知几何之事。况且，亭侯和官员不同，一点的灰色收入也没有。没有办法巧取豪夺，灵帝幼时家中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很高。
侥幸做了皇帝的灵帝富有四海，是汉帝国排行第一的不差钱人。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终其一生灵帝都在卖官敛财搞创收。这并非是他有着“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超前经济意识，母子二人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穷怕了。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贵为天子的他也不能免俗。
至于他喜欢穿商贾的衣服，弄狗驾驴，不过是他圆了一个儿时的一个梦想罢了。
灵帝身周多是些贫困百姓，幼小的心灵中最羡慕的是衣食无忧的商人。一旦成为皇帝，潜意识中的小农意识、市井思想发生井喷。因为缺乏人在身边做正确引导，灵帝儿时的梦想成真后，才会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喜欢招来鸿都学生“陈方俗闾里小事”，更喜欢平民化的辞赋书画，而不喜欢呆板的经学也是符合逻辑的事情。
造化弄人，灵帝的理想本来不是做皇帝，而是像商人一样驾着驴车在市井穿梭。商人驾驴疾驰而过在他眼中看来帅呆、酷毙了！
灵帝是个好孩子，天真善良的好孩子。他不但听妈妈的话，更听老婆的话。在弄狗驾驴的时候，不但没有被狗咬到，而且没有被驴踢到脑袋。正是因为他身手敏捷的缘故，所以死后谥为“孝灵皇帝”
刘宏“既孝且灵”，谥为“孝灵”乃是名至实归！
自我感觉良好的灵帝，就像只落在了猪背上的黑老鸹，他看不到自己黑。得意于自己的文治，一次忍不住问侍中杨奇：“朕何如桓帝？”
虽然他贵为天子，每天可以听到如潮的谀词，但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再多的马屁也只恨其少，他仍希望得到大臣杨奇的赞誉。
灵帝有此一问无非是认为自己要比桓帝强多了，希望臣下知情识趣的奉承自己几句。被灵帝问到的杨奇左右为难，睁着眼说瞎话是昧良心的事，但让正在兴头上的灵帝失了颜面，也会引来不必要的烦恼。这杨奇也是机变百出的人，略一思忖回答道：“陛下之于恒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
灵帝听出了杨奇的言外之意，只好王顾左右的自我解嘲了。
杨奇话中有话：不要比了，先帝就够糟糕的了，陛下您更是黄鼠狼生了老鼠，一窝不如一窝。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的力量积极参与政治，到处游说，一些个中翘楚完成了出将入相纵横捭阖的人生理想。更多的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是“朝秦暮楚”，为求个人功名利禄，根本谈不上忠于哪个政权。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虽然儒学已经发展为显学，拥有了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始皇父子二人所重用的只是那些熟悉法律的官吏，阻挠了儒生仕途的通畅。所以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时候，一些儒生很快就加入了造反的阵营。
秀才遇到兵之后，实现了强强联合，一举颠覆了秦政权。
刘邦虽然是流氓出身，但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吸取了秦政权二世而亡的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了汉武帝时候，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由官方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让儒生们空欢喜一场的是，所谓的“独尊儒术”只是汉武帝丢给他们的一根干骨头而已。整个西汉时期，不过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罢了，老刘家并没有给儒生们完成洗脑。也未能成功地灌输忠于刘氏一家的忠君思想。
所以，当王莽化家为国的时候，主动给他歌功颂德，甚至劝他做皇帝的儒生争先恐后。王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篡汉，正是因为他做皇帝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东汉光武帝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政府舆论导向证明，这个社会最缺什么，时代就呼唤什么！至于举例说明就不在此画蛇添足了，大家自己见仁见智好了。）
东汉皇帝对不肯与王莽合作的儒生大加褒扬，或者赐以高官显职，这样做，正是要让天下臣民知道，想做官不一定要去投靠权贵，想巴结就直接巴结圣明天子好了。只要个人行为光明磊落，照样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
此消彼长，士大夫力量壮大势必会削弱宦官与外戚的势力。因为士大夫对宦官的公然蔑视和对宦官把持政局的公开批评，宦官自然要对士人进行打击、管制。双方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冤家。对待士人，宦官给了士大夫两个选择：是不想活了，还是想死？
因此，士人既肩负拯救国家危亡的神圣政治使命，同时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也只能与丫的宦官们死磕了。
灵帝之时，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的阵营中，士人群体除了社会上中下阶层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有许多是由士人出身已经做到了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官吏。这样，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的结合更加密切。太学生乐于与朝中官员来往，自然是为了找一个前途光明的工作。而朝臣也愿意把自己的政治诉求交由这些年轻气盛的学子来实现。外戚窦武干脆将两宫赏赐自己的财帛全部分赠给太学生。
对此，太学生也投桃报李，天下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三人，这时候的士人周围已经紧密的团结了学生群体。在东汉尚名节和激浊扬清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的言论，往往成为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为。使他们在舆论引导下向往并侧身其间，形成了更广阔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斗争。宦官与此针锋相对，很快形成了史称“党锢之祸”的恶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