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教群众是建设者的思想观念。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这是我们党首次把信教群众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但真正能够树立这样的观念，还需要作出不懈的努力。在宗教工作实践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以“无神”和“有神”作为分水岭，把广大信教群众当作异己力量，把信仰差别上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些人把信教群众当作落后、愚昧和需要改造的对象加以歧视，或者把信教群众当作不稳定因素加以防范；有些人虽然承认信教群众是自己人，但却冠以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管理、特殊引导的自己人。似乎越这样去看待信教群众，就越能表现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信教群众的任何贴近和对信教群众的任何同情，似乎都要伤及自己的共产党员形象和共产主义信念，热衷于宁“左”勿右，越“左”越好。这些观念，就如同曾经在我国社会出现过的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现象一样，是非常有害的。真正树立信教群众是建设者的观念，不仅是宗教工作的需要，而且还是推进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冲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摒弃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带头树立信教群众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观念，对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在思想上、观念上、行为上都要做到平等对待，一视同仁，这必将有利于党对宗教的工作，有利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
2.执政为民的思想观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民”包括广大不信教群众，也包括广大的信教群众。在执政为民的实践中，从宗教工作的角度讲，既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信教群众正当的特殊利益。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了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我国一亿多信教群众还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执政为民，同样要照顾到他们的特殊利益。要充分照顾信教群众的特殊利益，就要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体现在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胡锦涛同志指出方针政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起指导和推动作用。抓住这个环节，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政策，就能在全局上把握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对我们做好宗教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决策和工作的重要依据。比如在制定宗教政策的时候，要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要多听取信教群众的意见，尽量照顾到具体利益，争取使我们制定的政策让大多数信教群众满意。
3.为信教群众服务的思想观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体现在宗教工作上，就是要认识到信教群众利益无小事。宗教工作部门要适应社会转型，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型为服务型，把为信教群众服务、为宗教界人士服务、为宗教团体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能。既要依法管理，又要强化服务；既要维护宗教方面的正常秩序，又要服务于宗教的正常发展。要坚决摒弃官僚主义、衙门作风、高人一等、老大风气，真心实意为信教群众服务，接受信教群众的监督，为信教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只有这样，才能让信教群众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提高党和政府在信教群众中的威望，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4.依法行政的思想观念。传统上，我们对社会事务包括宗教事务的管理，从管理理念上讲，主要体现为人治而不完全是法治，从管理方式上讲主要是领导决策、红头文件，从管理目标上看，主要是管死而不是管活。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不改变传统的人治观念、人治方式，也就不可能实现宗教工作的顺利转型。在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我们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不仅在行动上要依法行政，关键是在观念上要树立这样的思想，尽快实现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二）建立科学的宗教工作评估体系。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的各项工作都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这是规范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宗教工作一直缺乏科学的评估体系，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有的人喜欢简单地用信教人口的多少、宗教活动场所的增减来评估宗教工作的好坏。又比如：有的人喜欢简单地用寺庙金碧辉煌、香烟缭绕而学校破破烂烂、冷冷清清来评估宗教工作。这都是不可取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了衡量宗教工作的4条标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4条标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缺乏可操作性。可否设想，把这4条标准逐步量化，并增加一些新的标准，形成指标体系或计量模型。这种评估方式，可以是单项的，也可以是综合的，还可以设计为百分制等。以评估党委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领导问题为例，就可以确定若干评估指标，如：宗教工作是否纳入党委、政府的目标责任以内，是否建立了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是否定期研究宗教工作，宗教工作机构是否建立健全，工作经费是否得到保障，宗教政策法规的教育是否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内容，等等，每项指标可以量化为若干分值。确立评估体系，可以规范宗教工作制度，明确宗教工作目标和任务，评判宗教工作成效，调动宗教工作部门积极性，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宗教工作水平。
(三）规范政府的依法管理。要适应体制转换、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进一步规范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
1.加快立法进程。社会转型时期，法律是整合社会事务的主要手段，国家对社会事务的规范和管理，除了必要的政策指导外，主要的依据必然是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既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又与国际惯例接轨，是转型时期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重大转变。现在的问题是，在宗教工作中红头文件仍然很多（这也是必要的），但法律法规仍然较少，政府整合和规范宗教事务的功能仍然较弱，法律真空较大。有人认为，宗教立法是双刃剑，所以不主张立法或少立法。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要看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应以此为借口而延缓宗教立法的进程。从当前情况看，经过多年的宗教工作实践，很多政策巳具备了向法律法规转换的条件，宗教立法可以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国务院应出台较多的行政法规特别是单行条例，必要时尽快由国务院发布宗教事务管理的综合性条例；二是鼓励各省、市、自治区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三是各级宗教部门尽量减少红头文件，多制定出台部门规章。在宗教工作中多出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部门规章，一方面可以在宗教事务的管理中争取主动地位，有利于尽快顺利实现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也留有较大的转圜余地，有利于尽量减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风险，做到进退自如。
2.转换角色。要顺应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潮流，各级宗教工作部门要转换角色。一是转变职能。要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传统观念，从单纯管理型逐步向服务型过渡，把为信教群众服务作为重要职能，既对上级负责，又对群众服务，实现管理与服务的统一。二是变换工作方式。要从相对封闭型向开放型转换，坚持依法行政，实行政务公开，增加政策和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办事效率，为信教群众办事提供方便；要从被动性向主动型转换，经常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服呆在办公室里等待处理问题、出了事情被动应付等现象，克服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三是由权力型向责任型转换。在宗教工作中，我们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要求很多，但对自己的要求相对较少，比如申请批准宗教活动场所，对信教群众有种种要求，但对宗教部门批准的时限等没有规定。要通过这种转换，做到权责明确，权责对等，树立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四是从“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换。目前，一些宗教事务部门包揽了许多不该包揽的事情，比如过多地干涉或者介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内部事务，有的把宗教团体作为下属单位进行管理，包办一切事务。这种状况，一方面把自己置于“裁判员”和“运动员”为一体的矛盾焦点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我管理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极易出现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宗教部门必须转换角色，摆正位置，抓大放小，减轻负担，提高宏观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3.推进社会化管理进程。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某些社会事务交由社会组织管理，但就目前而言，宗教事务的管理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逐级、逐块分解宗教工作的任务，形成横向网络、条块结合和纵横交错的管理网络。一是要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宗教事务管理网络和乡、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制。在县一级，主要是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建立宗教工作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在乡、村两级，主要是提高基层干部贯彻政策、加强管理的自觉性，工作任务重的乡、村，应当有领导分管宗教工作，并有专、兼职干部负责宗教工作。特别是随着城市宗教工作的压力增大，有宗教工作任务的街道、居委会以及社区都应当承担宗教工作的任务。二是高等院校、厂矿企业、科研院所的宗教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目前，在这些单位有很多宗教信仰者，其中有的还是信仰者中的精英分子。做好这些单位的宗教工作，一方面有利于自身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另一方面也分担和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三是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加强工作联系，通过建立宗教工作联席会议等方式，定期研究宗教工作，共享宗教工作信息，互相配合，步调一致，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共同做好宗教工作。特别是要把宗教方面的某些事务分解给有关部门。比如：发生在信教群众内部因宗教因素引发的械斗事件，主要由司法部门牵头解决；
党员信教问题由组织部门、纪检部门牵头处理；信教群众聚居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由宣传部门牵头进行，等等。不能一涉及宗教问题就全推给统战、宗教部门，而有些涉及宗教的问题又不与统战、宗教部门通气就擅自决策。四是探索用社会工作的方式开展宗教工作的有效途径。比如：宗教工作部门的职能以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化为趋向；以协调、服务等为主要的管理方式；以向宗教界人士、信教群众和宗教团体提供社会服务为载体，等等。通过探索社会化管理的新途径，逐步扩大社会化管理的范围，增强社会化管理的功能，减少宗教部门的行政压力。
(四）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要有新思路。在社会转型中，人的因素决定着其他很多因素。特别是在宗教中，教职人员以其在群众中的神圣性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教工作要顺利转型，必须有宗教教职人员的积极参与，但目前我国教职人员的整体素质与其承担的任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新时期，必须把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予以高度重视。
据《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白皮书披露，我国各宗教的教职人员约有30余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比这支队伍更庞大的是他们所代表的1亿多信教群众。作为各宗教的领袖人物和精英分子，他们掌握着宗教的领导权，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这支队伍的建设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宗教工作现在和未来的面貌。建设好这支队伍，既是宗教界自身的任务，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责任。在教职人员队伍建设问题上应当有以下新思路。
1.对教职人员队伍的定位上要有新思路。笔者曾撰文指出，我国各宗教的教职人员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做出过四点重要贡献，发生了四个巨大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评价社会阶级和集团的标准来评价我国的教职人员，可以认为，“他们既是统战对象，又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依靠力量”。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党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涉及社会转型期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等重大问题，应当有明确的定位，而不应当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对这个问题的定位应当用发展的眼光重新思考，而不能静止地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再用落后、封建、愚昧、剥削阶级、对立阶层等老眼光去评价和定位。
2.培训工作要有新思路。一是明确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教职人员队伍的建设，是党和政府与宗教界共同的职责；在培养重点上，要本着“团结巩固老一辈，培养教育新一代”的原则，把重点转移到中青年教职人员的培养方面；在任务目标的制定上，要立足于巩固现有人数，建立骨干队伍，形成旗帜性人物。二是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要明确培训的主体，确定培训内容，编纂培训教材，建立培训基地，落实培训经费。三是调整宗教院校的办学方向。我国的宗教院校数量少，规模小，一些院校在教职人员的培养上发挥不了主渠道作用，只能起到补充作用。这种宗教院校特别是省一级的宗教院校的办学方向应作适当调整，实现从长期培养为主到长期培养与中短期培训相结合的转变，既适当搞些“学历”教育，又主要从事政治培训，办成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宗教界的政治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