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入关前宫廷文物概说
由于后金建国初年，尚属偏居一隅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各项宫廷礼制远未完备，汗王的御用物品及宫廷中各种器物也较为原始和稀少，通常只有努尔哈赤及其后妃的武器装备、衣服佩饰和生活用品等实用物，因而能够传世的也十分稀少。据目前所知，得以传世的努尔哈赤御用物品仅有其曾经使用的一套征战甲胄和一柄明朝赐封的“龙虎将军宝剑”等少数几件。
后金宫廷内御用物品及宫廷文物之匮乏，是由于当时女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又缺少积累所致。面对已有二三百年发展历史的“天朝大国”明王朝、以元代皇室后裔为首领的蒙古诸部和已有数百年建国史的朝鲜国来说，新兴而又落后的后金国家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战争，才能消除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朝、蒙古、朝鲜境内的土地、人口和各种生活物资，都成为后金征战和掠夺的对象。
恩格斯对处在“野蛮时代”对外发动进攻的落后部族曾经评价道：“进行掠夺在他们（野蛮人）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也为经常的职业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史书上看到后金军在对明朝实施征战时，对明辽东边墙内的抚顺、东州、马根单、抚安、三岔、白家冲、会安堡，特别是对清河、开原、铁岭等大城进攻时，均实施了大规模的野蛮攻打与抢劫，除将各城守卫者驱逐或屠杀外，还将各城及周边归降的人口连同牛马、财物悉数劫走。如后金天命四年（1620）六月八旗兵攻下辽北重镇开原城，在杀戮城内两卫一州的男人、妇女之后，又将城中财物、金银、牛马牲畜等尽皆掠去，其装运物品的牲驮车辆，运输三天尚未运完。当时身处后金的朝鲜人也曾记录说：“奴酋（指努尔哈赤）陷开原，屠害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连络五六日。”
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挥师突入辽沈地区，占据了沈阳城和明朝辽东重镇辽阳城，并一鼓作气攻下辽南金、复、海、盖等大小七十余城，基本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这样，明朝辽东各城众多官民的财产及各类生产生活用品，除已经转移和在战争中遭到损毁的，都落于后金统治者控制之下。可以想见，当时后金宫廷中使用的各类器物因为劫掠所得，会因此变得异常丰富起来，而且由于得到了明朝辽东地区的物产及众多工匠，后金汗、后妃的御用物品和后金宫廷各类器物的生产、制造，也由此开始起步。
后金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之后，因在辽西正面战场上受到明军的顽强抵抗，无法再向山海关内推进，便采取了“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的对明策略 。他曾亲率八旗大军于天聪三年（1629）绕道入关袭掠明朝京师腹地；八年，再次率军远掠明朝宣府、大同诸城；清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派八旗兵袭扰明京畿地区；三年，又派大军深入明朝冀、鲁各地攻城掠地；七年，派兵袭掠山西各地。在这些入明战争中，八旗官兵的主要目的就是杀戮和劫掠，一方面剪除所遇到的官民抵抗者，另一方面则将投降的人口尽数迁出关外，并随军带走牲畜、衣服、财物、珠宝等所有能迁移的物品。
后金至清初的这五次大规模入关纵掠，对中原地区遇袭的各府州县城官府、富绅之家与广大百姓都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给当地生产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破坏。如第四次入关征明战争，清军就先后攻破明冀、鲁各城70 余座，俘获人畜近47万口，掠得黄金4000余两、白银近98万两；第五次入关征明战争，清军又先后攻破府州县各城近90余座，俘获人口近37万及驼、马、牛等大小牲畜32万余头，获黄金12000余两、白银220万两、珍珠4400余两、缎52000余匹、缎衣34000余领、皮衣110领及貂、狐、豹等皮500余张 。
除对明朝动武掠夺外，后金（清）还将朝鲜视为打击和征服的对象。为切断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天聪元年（1627）二月，皇太极继汗位不久，派遣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率兵入朝，大肆攻掠朝鲜各城，并迫使朝鲜国王李倧接受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当时即献上投诚之礼：“木棉（布）一万五千匹、绵紬布二百匹、白苎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一百”。其后结成所谓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又以朝鲜对清不真心归属，亲统大军攻朝，攻破包括朝鲜京城在内的大小城池，最后迫其完全脱离明朝，成为清朝附属国，每年必须向清纳贡一次，其品种及数目为：“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一百张、鹿皮一百张、茶叶一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鼠皮三百张、胡淑十斗、腰刀二十六把、顺刀二十把、苏木二百斤、大纸一千卷、小纸一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萱布二百匹、各色棉紬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一万一千四百匹、米一万包。”
限于后金至清初时期国内物质缺乏的实际状况，八旗官兵在历次对明朝、朝鲜的掳掠战争中，均将金银、衣物、绸缎、粮食、牛马牲畜以及妇幼人口视为纵掠对象。当时，到底会有多少实用物品和陈设器物流入宫廷当中已无法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时一定会有明朝甚至朝鲜官府和贵族之家的精美器物随同各类战利品流入宫内，成为清初皇宫中的特殊文物。
后金天聪八年（1634），代善、萨哈廉等统兵征明而归，皇太极亲自远迎，“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献银一千三百两、银碟钟六个、足杯三个、桃形杯二个、花杯二个、把杯一个、双层杯一个、银里木杯二十六个、琥珀杯一个、琥珀数珠一串、银笄一个、银冕花一个、银荷包一个、银首饰一个、银茶匙二十四个、水獭皮五十张、豹皮一张、胡图黑皮一张……”又清崇德四年（1639）四月，多尔衮、豪格等率远征大军由明境返回盛京，他们将所获马匹、骆驼、金银、器皿、东珠、珍珠、蟒缎、闪缎、各色缎疋、各类兽皮等“俱陈列于笃恭殿，按旗具册献上”，皇太极阅视后，“赐礼亲王代善雕鞍马一，多尔衮马五、银二万两，豪格马二、银万两”，对其他随征将领也都作了赏赐。
可见，后金至清初时期这些劫掠战争除为八旗官兵带来人口、牲畜和各种财物外，亦为后金（清）统治者提供了众多的宝物与财富，形成了后金至清初时期宫廷文物与收藏品的雏形，并为清入关后大量宫廷文物的产生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二节 史料所载的部分宫廷文物
后金至清初时期宫廷文物传世品虽然少之又少，但在当时的史料中确有一些相关记载，为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皇帝、后妃所用器物和宫廷用品提供了可能。
在后金至清初时期的史料中，所记载的宫廷文物除汗（皇帝）、后妃所用的刀枪、弓箭、甲胄、鞍辔等武备用品和衣服、布帛、首饰、餐具等实用物外，另外较多的则是一些标志汗（皇帝）身份和威严的卤簿、仪仗及乐器等特殊御前礼制用品。
如早在后金建国前的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因哈达部长布占泰背盟而率军前往攻打，“九月二十九日，三万兵抵乌拉国，沿乌拉河西岸而行……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即张黄盖，吹喇叭、唢呐，敲锣鼓而行，至乌拉河北岸下马而坐”。
崇德元年（1636）大清建国后，随着宫中各项礼仪之制初步建立，宫廷内对皇帝御用卤簿、仪仗、乐器乃至服饰、佩饰等等，都作出了明文规定，这就使宫中的各类御用物品越来越丰富，所用器物的材质和规格越来越高档，器物制造也越来越精致。如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接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行祭告天地之礼时，其“大驾卤簿”所用的器物数量已相当多，计有“玉玺四颗、黄伞五柄、团伞二柄、纛十杆、旗十杆、大刀三对、戟三对、立瓜一对、卧瓜一对、星一对、吾杖三对、马十匹、金交椅、金杌、香盒、香炉、金水盆、金唾盒、金瓶，乐器全设……”
后金至清初时期，皇帝、后妃等御用器物和宫中实用器物的产生，除上一节所述通过战争掠夺而得到外，后金（清）国家自己生产制造的物品也不在少数。远在后金建国前，女真人的各类手工艺生产和制造就已经相当发达，努尔哈赤非常宽待从明朝和朝鲜国掳来的各类工匠，“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并派遣本族人员充当甲匠、箭匠、弓匠、冶匠等从其学习制作弓箭、甲仗等物，后金国内甚至已开设起专门的铁矿、金矿、银矿。在后金国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境内），“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铁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其他银匠、革匠、木匠尽皆有之，“而惟铁匠极巧”，仅北门外专造铠甲的铁工，其居住房屋就“延袤数里”。
此外，当时宫廷中的珍贵文物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即是由归顺的蒙古首领、投降的汉族官将奉献而得。后金至清初建国阶段，随着国家政治、军事实力逐渐强盛，归附投诚的蒙古人、汉族人也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身份高贵、地位特殊的蒙、汉贵族、将领也加入到归顺后金（清）的行列。他们在归顺之时，往往会为后金（清）朝宫廷奉献一些精美的艺术品或国宝。
后金天聪六年（1632）春，皇太极率诸贝勒统兵远征察哈尔蒙古，该部首领林丹汗自知不敌后金，率众仓皇西奔，不久病死于青海大草滩，其部众在群龙无首情况下陆续归顺后金。天聪八年八月，一批察哈尔蒙古小首领来降，“十五日，叟赫都喇尔献珊瑚一块，拜户都喇尔献金杯盘一对，……特哲胡伊物克尔图献珊瑚数珠一串，弼木巴丰英献珊瑚数珠一串，星古尔献珊瑚数珠一串，和硕献银酒海一个，……海萨塔布囊侍卫献琥珀数珠一串，扎木苏杜棱献金碗一个、菩提数珠一串、马一匹……”天聪九年二月，为招抚和收降林丹汗之子及其残部，皇太极又派多尔衮、萨哈廉、豪格为统兵大将，率精骑一万专程到黄河以西寻找该部余众。四月，后金大军先后收降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和林丹汗之子额哲，并得到其奉献的刻有汉篆“制诰之宝”的元代传国宝玺。
这件重要的历代皇帝传国宝玺出现于后金宫廷当中，不仅使皇太极成为蒙古诸部的合法统治者，同时也使其坚信天命已归于后金，促使他在不久之后将国名由大金改称大清，将族名由女真改称满洲，将纪年由天聪改元崇德，自己则由金国汗改称宽温仁圣皇帝尊号，至此，大清帝国乃正式诞生。
第三节 沈阳故宫现藏重要清初文物
后金至清初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三代帝王执政、生活于沈阳故宫的时间虽然仅历时20年，但其在清朝创业、开国、奠基历史上的意义却非同寻常，这三位开国皇帝所遗留的一些御用遗物，不仅被清王朝统治者奉为举国尊崇的圣物，为爱新觉罗家族和宫廷内府所恭藏。在数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清初遗物也成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特殊文物。
沈阳故宫内所保存的清初帝王御用文物虽然不多，但每一件均可称为绝世孤品，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在国内外清史、满族史和清代宫廷史、爱新觉罗家族历史研究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划时代地位。它们既承载着后金至清初时期统治者奠基创业、称汗封帝的辉煌，也浸透着两代帝王栉风沐雨、挥汗洒血的艰难岁月；每一件珍贵的传世品上，都铭记着一段又一段壮怀激烈的故事，雕刻上主人公超越众生的大智慧、大毅力、大勇猛，每一件文物也都可以说是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努尔哈赤御用宝剑。剑刃为钢制。全长80.5厘米，刃长58.3厘米，刃宽3.1厘米，柄长19厘米，格长3.2厘米，格宽9.9厘米，柄首宽8.3厘米。柄首为铜质海棠形，开光内錾刻天官、鹿、鹤图案，柄身包以牛角。剑镡为铜制，中间开光内錾刻玉兔、祥云图案，两端为龙首、鱼身纹饰。从剑柄、剑镡纹饰图案看有“加官进禄”、“玉兔呈祥”的寓意。剑鞘分节包铜皮和鲨鱼皮面，有横箍7道，鞘表面另镶有铜质镀金螭虎纹和菱形花卉纹饰。清乾隆年间曾为此剑佩以皮条，其上用汉、满两体文字书写：“太祖高皇帝御用剑一把，原在盛京尊藏”等字样。该剑做工精良，纹饰图案丰富多彩，具有极浓的汉民族文化气息。根据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朝廷曾敕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一事，有关专家学者推断该剑即为明朝所授“龙虎将军剑”。此剑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皇太极御用腰刀。刀刃为钢制。全长94.5厘米，刀长75厘米，刀宽4厘米，刀厚0.6厘米，刀形似朴刀，刃口锋利，钢质极优，刀身铸有两道血库；镡呈椭圆形，长9厘米，宽8.5厘米；柄长15厘米，柄部用皮条缠绕，柄首铜质累丝镂空鎏金龙纹；鞘为木制，长77.8厘米，宽5.4厘米，厚1.3厘米，外包鲨鱼皮，有固定铜系环两个，镂空龙纹鎏金铜箍四道。乾隆年间附制长形皮条，上书满、汉两体文字：“太宗文皇帝御用腰刀一把，原在盛京尊藏”各两行。此件腰刀为实战器械，应是清太宗皇太极在开国战争中的御用之物。乾隆中期曾移存北京，后又送回盛京皇宫（沈阳故宫）收藏。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皇太极御用鹿角椅。制作于后金天聪至清崇德年间（1627—1643）。质地为角、木结构。椅上部以鹿角制成靠背形状，鹿角共12支叉，4叉作为与椅交合的支柱，8叉以靠背为中心分开，左右各4叉，8叉鹿角匀称地向四下张开；椅下部为木制，椅面呈长方形，椅心以棕绳编织；椅下四腿外加护板并浮雕花卉，涂以金红色漆面，椅腿下部为四足托泥式；椅前下部有木制脚踏。全椅通高119.2厘米，靠背长63.2厘米，鹿角围长184.5厘米，左角长93.5厘米，右角长91厘米；椅座高57厘米，椅面长82.8厘米、宽52.7厘米。椅背正中刻有乾隆十九年（1754）清高宗弘历御制诗一首：“弯弓曾逐鹿，制器拟乘龙。七宝何须羡，八叉良足供。库藏常古质，山养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俭恭。”后题“敬咏太宗文皇帝所制鹿角椅一律。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款下方有“乾、隆”连珠印。该椅为清太宗皇太极御制，后又为清高宗乾隆帝修饰并雕以御制诗文，更增添了此椅的帝王气象。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皇太极御用弓、箭。弓为牛角、木复合制成。弓体木质，长131厘米，背宽3.8厘米，一侧为角质包面，另一侧贴云形桃皮“卍”字及蝴蝶图案等。弓弣中部为软木，两侧包绿色鲨鱼皮，刻有“日”、“月”图案。弓两端弓弭处刻有凹槽，用以挂弦。弓两侧有骨质弓码，以垫弦。此弓附有清乾隆年间所书“原在盛京尊藏”等字样满、汉两体文字皮条。
箭为哨箭，全长101.8厘米。镞为铁制，呈菱形，镞长5厘米，镞薄而阔，中脊明显，镞翼夹角较大，镞锋微呈弧形。骹微扁，高4厘米，角制中空，有四穿孔，依其形外包铜质，上部另以错金银工艺制花纹。箭杆笔直而修长。羽部微有彩绘。
此套弓箭属于沈阳故宫原藏，均为清初时期皇太极御用之物，应是清王朝“国语骑射”重要国策的最早实证之物。
皇太极御用常服袍。此袍为满族传统袍服样式，身长130厘米，袖长83厘米，腰围62厘米，下摆102厘米。袍为捻襟（大襟）、圆领、箭袖（马蹄袖），袍料主体为黄色织锦缎，缎面有暗卍字锦地、团龙纹、云纹等图案；袍里为月白色暗花丝绫，面、里中间夹以少量薄棉缝制而成；袍领、袖、襟部为宽沿石青色地织金云龙纹，袖部以素蓝缎熨褶“赫特郝”；大襟裙两开气，领、襟处钉有4枚小圆铜扣。此袍为清太宗皇太极生前御用常服袍，是清初时期宫廷中少有的珍贵传世品。1952年重新入藏沈阳故宫，后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除了以上数件清初皇帝御用之物外，在沈阳故宫院藏品中有一项数量庞大的珍贵文物藏品，这就是后金至清初阶段重要的历史文物。它们不仅制作生产于后金至清初时期，也大量使用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为后金、清初历史留下不可或缺的珍贵一页，是国内外清史、满族史、清宫史界研究中最为可信、最为真实的实物佐证。
大金天命年铸云板。此块云板铸造于后金天命八年（1623，癸亥年），为当时八旗官兵驻守各城报警、传令之用，清宫廷里也有使用云板的明确记载。云板全高55.5厘米，上部宽36厘米，下部宽44.5厘米，厚1.2厘米，重12.5千克。板身由生铁一次浇铸而成，上、下部分均呈云朵形状，板身为长条形；上部中间铸有一圆孔，为穿系挂绳所用；板面一面铸纹较少，仅在下部云头内铸有少量花卉纹饰；另一面铸有明显的文字和花卉图案，上、下云朵表面均铸卷草花纹，云头内各铸有一朵凸起花卉；板下部两面中心位置均铸有圆形凸起点，用以敲击之用，凸点周围饰有花瓣纹；板身中部一面铸有两行汉文，右侧为楷书双勾体“大金天命癸”，左侧为楷书阳文“亥年铸牛庄”，两行文字底下另有楷书阳文“城”字。该云板1955年发现于辽宁省海城市公园并入藏沈阳故宫，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后金天命铜钱。制造并流通于努尔哈赤执政的后金天命时期（1616~1626）。范铜铸造，内方外圆，做工粗糙，大小略有不同。面径约2.8厘米，厚0.1厘米。分为满文、汉文两类币种，一类在币面铸有汉文“天命通宝”4字，另一类在币面铸有满文“天命通宝”4字，币面另一侧均为无纹饰素面。后金天命铜钱铸造较多，在东北地区使用较广，后世考古发现也较多，反映了后金时期东北地方经济的兴盛、发达与金属铸造工艺的进步。沈阳故宫博物院现在收藏有数十枚此类铜钱。
后金蒙文信牌。后金时期官兵出行印信之牌。蒙文信牌是后金官兵奉差出使蒙古各部时，索取役马和食宿的凭信物。木质。圆径长21.4厘米，高31.5厘米，厚2.7厘。信牌主体为圆形，上方有绿荷叶卷边及红圆头，圆中有孔。信牌一面阴刻描金蒙文，译为“天聪汗之诏”。另一面刻以圆凹槽，内贴圆形高丽纸，墨书蒙文（自左至右）十二行。信牌中央盖有无圈点满文印一方，长宽均为12厘米，印边宽1厘米。自左至右六行文字，汉译为“汗诏曰：为方便行政官员，凡入甲喇，可乘该甲喇之役马，该甲喇可供其肉食和住宿。……不持信牌者，可不供马匹及肉食；……为国家办事持信牌的官吏，无论行至何处，该地均应供给役马及肉食。天聪汗再次行文，春正月”。此信牌属于故宫原藏，1993年被确定为沈阳故宫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后金皇帝之宝信牌。后金时期官兵出行印信之牌。汉满蒙文皇帝之宝信牌是后金统治者发布命令、行使后金最高统治者职权的凭信物。木质。圆径长22.1厘米，高29.3厘米，厚1.7厘米。信牌主体为圆形红色，圆牌上方饰以绿荷叶边纹，荷叶中间有一红圆头，圆头中有孔以贯皮条。信牌一面是方形凹槽内阳刻描金“皇帝之宝”满、汉、蒙三体文字，圆牌另一面中央方形凹槽内贴阳文无圈点满篆文，高丽纸印模，自左至右四行六字，译为“金国汗之宝”。此信牌制作粗糙，边缘有明显的斧凿痕迹，是沈阳故宫原藏，1993年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清龙纹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后金至清初时期官兵出行印信之牌。清汉满蒙文龙纹信牌是清入关前崇德时期清朝官员出入、行使职权的凭信物。木质。圆径长21.8厘米，高30.8厘米，厚2.2厘米。信牌主体为圆形，绿色凸起缘边，朱红地，中央圆凹槽填金，阳刻“宽温仁圣皇帝信牌”满（加圈点满文）、汉、蒙三体文字各二行。信牌上方是红云纹边，蓝色地，中刻金龙，下衬绿色海水。云纹上部有红圆头，中有一孔。另附有皮套，绿边黄地，中彩绘海水云龙戏珠。套里衬月蓝布中夹软衬纸（衬纸是明代官方文书，即现藏辽宁省档案馆的枟信牌档枠）。龙纹信牌雕刻精致，色彩艳丽，1993年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