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建：谈到资源，很多人想到的就是钱——教育投资，其实资源是很广的，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等。
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其范围应该是很广的，例如有专长的人，对村庄历史很了解的人，这些都是资源。
物力资源也不仅仅是用钱去买一些桌椅等，我想村庄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资源，上次跟一位印度学者聊天，他反复强调的是社区资源，我们要西北炙热的太阳，经常将庄稼晒死，很多孩子因此没有了上学的学费。干裂的土地，就像一个个伤疤在撞击着你的视觉，西部的土地是惨痛的、沉默的。
用一种大教育观，把社会看成一个大课堂大资源库。上课时候学到的！就可以从社会去找，这种资源很广阔。
尚立富：您对终身教育有很多研究，对于现在的农村来说，谈终身教育也许是一句空话，是否这样？
蓝建：终身学习对农村来说确实是个难题。
终身学习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而不能只靠教育部门改革来实现。
从学习供给看，在农村，往往只有小学或教学班，这些学校是很不完整的，这些小学完全是为学生升学服务的。从我到过的东西部的农村来看，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学校跟周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小学与村庄也没有互动，其目的主要是为孩子升学。
村庄也没有成人文化学校或活动学习资源中心，没有图书馆，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即使有学习需求，也不能得到满足。
传统学习方式被废弃了，新的学习方式还没有建起来。我们的教育供给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反思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访白银市教育局副局长吴明贤
有的人赞同农村应该多办职业技术教育，也有人反对把职业学校建在农村，主张建在城市，就这样，职业教育停留在人们无休止的争论中，不知耽误了多少孩子的青春，孩子们不需要争论，关键在于学到真本领，可现实不是这样的，谁为他们负责？
尚立富：您如何看待现今的农村职业教育
吴明贤：农业社会在开展实际的农业生产后才会知道自己真正需要哪方面的知识，教育也就应该开展哪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教育才能对口。农村一定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教育和科技要结合起来发展，不能单方面的发展教育，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帮助农村解决穷人的问题。
我从1990年来一直从事农村职业教育，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自己的切身体会，在农村，教育应该为当地的社会发展服务，如果农村职业教育仅仅停留在为农民提供一些技术服务层面上，我认为作用甚微，并没有真正发挥职业教育在农村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尚立富：您认为当前的职业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吴明贤：这中间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第一是职业教育与农村的现实不对口。职业教育中所使用的教材与现实脱离太大，书本上的东西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无法指导实践。应该多和农户建立关系，增强实践课程，一方面可以直接指导农户，另一方面使学员得到实际的锻炼。第二，农村有许多“单纯”的农村职业初中、高中，实际上其大多数还是以升学为目的的。因为农村学生在这样的学校就读，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一些高等院校，其实这还是一种升学的渠道学生所学的知识还是以考试的内容为主，理论学习多，实践、操作、实习机会少，而且许多农村孩子都想走出农村，很难做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村职业教育。
尚立富：农村的职业教育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困境，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吴明贤：目标不明晰，定位不清楚还没有深入到真正的农村、农业、农民，就盲目地搞培训，办学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认为农村职业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对“回乡后”的青年的教育身上，这个“回乡”是指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础的文化教育，大致的人生方向已定，致力于在农村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在基本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实用技术培训。有了这样明晰的定位后，更要注意教育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不能搞那种常年呆在学校的“学院式”的教育，而要应时应地多开展一些短期培训，我称为“短、平、快”的培训，在最关键时期培训，让他们及时掌握技术，用于实践。比如种植业、饲养家禽等，应该在清楚的定位后，再进行科学的培训，这样就会使职业教育因地制宜，拥有生命力。
还有一个问题：农村职业初中、高中学校的学生毕业后，据农业部、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可以拿到毕业证或绿色证书，其办学模式对当地农业发展来说作用不大。因为这些学校和其他学校一样，教学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有时甚至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分数的优惠），农村的孩子大多想走出农村，以这样的目的和思路来办职业教育，怎能发挥它真正的效用呢？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这里。
尚立富：您所说的实用技术培训在当地农村的发展中，起到了哪些明显的效果呢？
吴明贤：实用技术培训重心在“实用”二字，我们也开展了许多技术培训。比如种植、养鸡、机器设备使用、多媒体的使用等，学校（包括普通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在农村发挥的作用是重大的，是传播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地，是农村的文化阵地，从这个角度讲，实用技术培训为农民带来的效益远远超过物质方面的收益。比如到每年各种农产品的销售旺季，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了解对比价格，进行网上交易，大大减少了以这仅有的浑浊的水，是村民们每天必须珍惜的在一些水资源极度缺少的农村，农民的用水程序是这样的：首先是洗土豆，接着用来洗脸和刷牙，然后是洗衣服！洒地，最后是喂牲畜往农民没有销售途径！卖不到好价钱或被骗的困境通过对电脑实用技术的培训使农民得到最实际的回报，而且通过培训，还能增强他们其他方面素质的提尚，比如协作精神，团结的意识，目息互享等，实用技术培训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达到了“为农服务”的目的。
尚立富：有些人认为农村不适合办职业教育，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吴明贤：的确，相对大城市的优越资源来说，农村办职业教育困难重重农村的教学资源相对来说很匮乏，也没有先进的设备，并且还有各种事先预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只要方法正确，在农村办职业教育可能更实际有效一方面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短！平！快”的培训模式，在实践中完成对所需知识技能的培训，接着马上用于实践，是最有效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是我近来一直强调的所谓“外向型”的培训模式，就是鼓励那些初！高中毕业生，或是在外读书毕业返乡的青年走出去，在大地方谋取职业，哪怕打工也好，这样他们总能取得一技之长等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再返回农村的时候，他们带来新的技术，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可以带动另一批人这也是一种农村职业教育的途径，照样可以帮助农村脱贫行知路上傻青年”
——访教育家杨瑞清
“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
——陶行知
杨瑞清，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现任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23年来他为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献身乡村教育，先后创办了行知实验班(行知小学（行知基地，开展了不留级实验（村级大教育以及赏识教育研究，取得优异成绩。先后被评为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十杰教师、全国师德标兵。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等媒体对其进行了宣传，杨瑞清本人曾受到李鹏、尉健行、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当年仅18岁的杨瑞清把一封洋洋数千字的“志愿书”呈递给校长，并立誓言要像陶行知先生那样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农村的教育事业时，平静的南京晓庄师范校园开始沸腾了。同学们都在为留在大城市而绞尽脑汁，一向沉默寡言的杨瑞清却作出了这样一个不符合“潮流”的选择。一场暴风雨随之而降。
面对朋友的疑惑、家人劝阻，固执的杨瑞清一意孤行，他心中自勉道：陶先生是留洋博士、学者，他能够做这种傻瓜之事，我杨瑞清又为何不可？他横下一条心：这辈子只要国家给我发工资，有口饭吃，我就当定了乡村教师。从此，“傻瓜”这两个字就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但谁又能想到“弃城回乡”这“傻举”只是拉开了杨瑞清未来之路的一场小小的序幕，对年轻的他来讲，一切才刚开始……
捧一颗心踏行知路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差距的。1981年秋天，当杨瑞清怀着满腔的热情和理想，来到了江浦县五里村小学时，现实的严峻超出了他之前的意料。当时的五里村小学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只有几间破旧的教室，一些缺胳膊少腿的桌凳。学校总共5个班级100多个学生，七八个教师。破旧的校舍和村庄挨在一起，村民们的小猪、小鸡常跑进正在上课的教室里。由于教育质量低下，合格率低，留级率高，一些孩子失学在家，教师则走马灯似的更换，村干部灰心了，村民们寒心了，有门路的家长只好把孩子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学校去读书，没有门路的只能眼睁睁地叹气。
杨瑞清的到来，好像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村民们看到来了一个满脸稚气的学生仔，露出了失望的神情。一切鲜亮的火花被冰冷的现实霎时扑灭，杨瑞清的热情受到了打击，对学校的艰苦条件他已有思想准备’而村民们的冷漠却使他委屈地流泪了。
农村的孩子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难在学校学到一些实用技术，连最基本的简单的务农都忘记了，甚至看不起务农。这个孩子一直辍学在家，整整学了三年才掌握了务农的技术。
农村女孩子懂事较早，农忙时节，女孩子放学后就会忙着帮家里干活。图中的这个女孩正在准备拿晒干的驴粪去生火！
自己能改变学校的面貌吗？杨瑞清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问着自己。信念让他从痛苦中清醒一~%走行知之路，到农村去办学”。杨瑞清通过思考，不仅没有气馁，更感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正如他在教育日记中写道：“这里真正需要我们，即使目前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我要用青春播撒理想的种子，用爱点燃农家子弟的希望之火。”
限于当时条件，行知小学办不起来，但可以办行知实验班。杨瑞清向学校领导申请教一年级，把这个起始班办成行知实验班，按照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对儿童实行六大解放，爱满天下”的倡导进行实践。杨瑞清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遵照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教导尽到一名教师的职责。他针对班上“差生”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与他们交朋友，几乎每天晚上都深入学生家中，与家长一起探讨如何教育孩子，并对学生进行辅导。但生源依旧是让杨瑞清头痛的首要问题。
有一天，杨瑞清到一个村民家去动员小女孩徐玲上学，开始她父亲坚决不答应，经杨瑞清再三劝说，小女孩徐玲终于来到了学校为了让失学的孩子复返学校，杨瑞清不知道跑了多少路，遭遇了多少冷眼，才使全村20多个孩子避免了失学。从1981年起，五里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和毕业率一直都是100%。巧的是，当地电视台偶然拍下了这个过程。在媒体的呼吁下，杨瑞清的生源总算解决了。并把这个班取名为“行知实验班”。
杨瑞清只有一个信念：决不流失一个孩子！他努力寻求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杨瑞清迈出教学实践的第二步是：提出了“弘扬主体，扬长补短，耐心等待，促进迁移”的教学思路，进行不留级实验。当时，留级是个普遍现象。对学校来说，学生升留级是追求升学率、考核老师的工作成绩、评定奖惩的量化手段；而对家长们来说，谁也不愿自己的孩子留级遭人白眼。杨瑞清的不留级实验，将影响学校的升学率，需承受巨大的压力。
朱仁洲是个生性贪玩，学习不用心的学生，成绩时好时坏，但他喜欢绘画。杨瑞清发现了这一点，觉得他还是有潜力的，他想诱导他发挥潜力，促进学习。于是专门送纸笔给朱仁洲，让他每周画幅画出来，使朱仁洲增强了学习信心。在杨瑞清的帮助下，朱仁汧I从行知小学毕业后，顺利地上了中学，后来凭着美术特长考上西安轻工学院工业设计系。
朱仁洲的例子，使村民们看到了希望，更使杨瑞清信心大增。终于，学校的变化在乡亲们的心中引起强烈的震动。1982年，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村里集资7万多元，新建了五里小学。杨瑞清也由县里任命为五里小学校长。
联合办校：探索中的乡村大教育
1983年4月，组织上调杨瑞清担任共青团江浦县委副书记。这是一个让许多年轻人羡慕的机会，但他舍不得离开学校的孩子们，又一次留下来，这一留就是23年。
当问到他这23年来坚守农村阵地，用行知思想指导教育实践的最大的收获时，杨瑞清提到了联合办校的体会。他说，办农村教育要学会联合。学会联合，回答的是农村学校怎么办的问题，解决的是办学模式问题。其次教农村孩子要学会赏识。学会赏识，回答的是如何教育农民子弟的问题，解决的是育人模式问题。
投身乡村教育23年，杨瑞清对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感受尤为深刻。全部的课程就是全部的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启发杨瑞清大胆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他将“课外”引入“课内”，引进了乡土教材，将活动课列入课表；他又将“课内”延伸到“课外”，组织开展“寻找春天”、“记大自然日记”、“好孩子小家务竞赛”，从小培养学生热爱农村、为农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荣誉纷至沓来，杨瑞清的烦恼也与日倶增：为何苦苦干了10年，行知小学与苏南城镇学校的差距反而拉大的呢？那段时间，一些骨干教师相继调走，加上自己胃病缠身，杨瑞清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苦闷和迷茫中。农村小学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经过深入实践和深刻反思，杨瑞清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找到答案——联合、开放。不能关门办学，只有走联合、开放的办学之路，才能获得主动发展的机遇。就这样，办大教育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
1991年，杨瑞清提出创办“乡村大教育”的办学思想，他们以小学教育为中心环节，以幼儿教育为基础环节，以成人教育为延伸环节，以产业建设为中介环节，以基地建设为开放环节，以文化建设为相关环节，以队伍建设为保障环节，扎扎实实地开始了乡村大教育的实践。他们依托与南京晓庄师范的联合关系，让行知小学成为晓庄师范第二附小，建立了教师培训基地，开展了“幼儿园一小学教育教学一体化”实验，开办了五里村农民文化技术业余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