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还要特别响应西北师范大学李瑾渝教授的发言，他所提出的农村教师的“义务与权利失衡”问题，在我看来，是当下中国农村教育更深层的、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很多地方，很多学校，我们的农村教师实际上是一个“被管理和被使用的对象”。李教授说，当下农村教育管理通常的思维是：对教师必须通过奖惩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才会好好干活。达到上级制定的考核目标是学校管理的最高任务，教师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考核目标，“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好”。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教育行政官员的训话：“饭碗你要想要，那就好好抱住，否则就丢开，滚蛋走人，没有别的出路！”而且还有相应的制度，如“末位淘汰制”、“后果自负制”等等。这都对农村教师形成巨大的压力，以至造成了心理恐惧。尚立富就听到这样的诉苦：“现在的老师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整天提心吊胆的，说不定就被下放或辞退了”，“如果学生的成绩达不到学校和教育局的要求，不但要扣工资，有时候末位淘汰制就把你淘汰了”，“尤其是现在实行聘用制以后，校长的权力更大了……他们都喜欢听话的老师，不喜欢有想法的老师。聘用制实行过程中，谁来监管校长的权力？老师有多大的个人发展和生活空间？”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与环境中，就出现了李瑾渝教授所说的农村教师的“四无”状态：或“无助”，想做事而无助；或“无奈”，想做的事没有办法去做；或“无望”，看不到自己的希望何在；或“无为”，无所作为，陷入孤独、孤立的困境。这正是提醒我们，中国农村教师首先面临的是物质贫困，在深层次上，又存在权利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
要改变西部农村教育的落后状态，当下首要的是要加大教育投入，从长远发展看，还需如李瑾渝教授所强调的那样，建立农村教师“赋权”和“增能”的长效机制。最重要的是，我们关注西部农村教育，要有“站在西部农村教师立场上的思维方式”，李瑾渝教授说得非常好：“没有从教师的实在困境当中去理解教师，也不会对教师有实质性的帮助。农村教师的需要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中的真实困难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有谁能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呢？”——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每一个关心西部农村教育的人，必须时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三、重新确立农村教育的定位、价值与目标
为什么会把农村教师当作是“被管理和使用的对象”？除了体制的问题，也有观念的误区，因此李瑾渝教授提出“必须重建‘农村教师’概念”，这是抓住了要害的。我由此而想到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重新确立农村教育的定位、价值与目标的问题。这应该是当下中国农村教育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农村教育落入了“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乡村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人们的议论也很多。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此，也会遮蔽一些或许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实教育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的一个更内在的表现，是整个教育设计中的“城市取向”。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以通过逐层考试，最后成为城里人（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或城市上层社会里的成员（对于城市孩子而言）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与最终指向的。通俗地说，我们的教育成了“升学的教育”，也就是说，既脱离了生活，也脱离了青少年的成长，唯一的目标，就是升学。因此，我们的乡村教育，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也就是说，农村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视野。
正是这样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乡村教育陷入了困境，而且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困境。极少数的农村孩子，承受着远远超出城市孩子的负担，以超常的努力，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上了大学，实现了“逃离农村”的梦，但也从此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这些年，又有些本科或大专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回到了农村，却完全不能融入农村社会，如我们在下面还要引述的韩少功先生的文章所说，他们因此“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因为他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要脱离土地，即使这样，他们的父母也不愿意他们回到土地上来，并且农村凋敝的现实也无法吸引他们扎根于土地。
而绝大多数高考竞争的失败者，无望通过逐层竞争上爬者，或者提早退出而辍学，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因为无望而失去学习的动力与兴趣，而学校的教育者——校长、老师们也将其视为负担而忽视对他们的教育，这样，这些农村的孩子尽管“混”到了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文化程度。
这样的低质量的教育使得他们在离开学校以后，即使有机会以打工者的身份来到城市，也会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再加上城市的排斥：生存的艰难、人格的不平等等等原因，这些年许多到城市寻梦的农村青年又回到了农村，这就是“打工者的回归”现象。
但这些回乡青年却又在农村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如前所说，是与农村生活无关的教育，他们既无从事沉重的农业劳动的体力与习惯，也没有从事多种经营，参与农村改造、建设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他们的心灵已经失去了农村的家园，即使身在农村，也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成了在城市与农村都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游民”。
记得前几年，我在报上读到居住在农村，因而对农村教育有近距离的观察的韩少功学生的一篇文章，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次来开会，我又把它翻了出来。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特别触目惊心：“我发现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痩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见韩少功：《山里少年》，原载于2003年8月29日《文汇报》）————这真是对我们的脱离农村生活，以逃离农村为指归的教育的最大嘲讽与报应。
要知道，我们的乡村教育从根本上是靠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来支撑的，而城市取向的乡村教育却培养出了这样的“游民”，我们实在是愧对农村的父老乡亲的。其实农民也有自己的对付办法：既然教育让孩子成为“无用之人”，那就干脆及早退学回家：在我看来，这就是农村辍学之风屡禁而不止的深层原因，这是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我们的教育发出的警告。
我们由此而得出这样的警示：乡村教育必须改变以升学为唯一取向与目标的定位，要面对全体学生，着眼于他们自身生命的健全成长，为他们以后多方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无论是留守农村，还是走出农村，到城市发展，都能打开局面，即“走得出，守得住”。同时要加强教育与农村生活的联系，注重对乡村改造与建设人才的培养。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教育应该有三重使命，三个培养目标一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这既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也是农村青少年的权利农民的后代完全有权利和城市人的子弟一样，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广阔空间寻求自己的发展，这理应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与社会平等的重要方面。在这一点上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它的合理性，是不能轻易全盘否定的。第二是向城市建设输送人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建设都需要从农村吸收劳动力，农村自身也有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培养有文化的城市劳动者必然是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第三，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地理情况复杂，人口众多，因此，即使中国城市化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仍然会有广大的农村，有为数不少的人口留在农村，于是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的提出。农村教育理所当然地要担负起培养农村建设和改造人才的重任，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村建设人才主要还是仰赖本地学校的培养。
为适应与落实农村教育的以上三大使命与目标，必须建立农村教育的新的结构。我和社会学家王春光先生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一致认为首先应当在农村发展与完善九年制义务教育，使每一个农村的孩子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基本的高质量的现代教育，这是教育和社会平等的基础。鉴于目前农村存在的普遍辍学现象，以及办学条件的恶劣，因此，在西部农村真正地，而不只是在统计数字上普及义务教育，并保证教育质量，还要下很大的工夫，做很大的努力，无疑应成为西部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应是国家教育投入的重点。记得我在2000年和《甘肃日报》的记者的谈话中，谈到一个观点，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我说：“发展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以发展大学和作为大学生源的高中普通教育为中心，着重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另一个是以小学、初中的基础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为重点，主要着眼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从国家的全局来说。这两种教育是应该兼顾的。但在我看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主要差距是劳动者素质低，这是长期制约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考虑城市孩子要求上大学的社会压力，把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投资，忽略了更广大城乡九年制义务。
教育这一决，就会把本已存在的东西部教育以及劳动者素质的距离越拉越大。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主张不要发展大学与高中教育，而是强调西部地区发展教育的战略选择，应该是重点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适度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这确实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应该看到，目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决定了大多数的农村青少年在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就要走向社会，因此，在初中阶段，就应该有适当的实用技术教育的内容，以适应以后走向社会的需要。当然，这是有限度的。因此，在初中教育以后，应该同时发展两种教育，一是职业教育，以培养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需要的技术人才，或做基本的技术技能培训另一个是高中教育，为高校输送人才，但同时也应有一定的技术教育的内容。这两类义务教育以后的教育，除国家要有投入外，应向社会开放，更广泛地吸收社会教育资源，特别是职业教育要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设想，如果形成这样的结构与布局，农村教育就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发展。
四、重新认识农村教育的特点
这里，还有个问题（如何理解“农村教育”？它有没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
在前面提到的2000年和记者的谈话中，我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西部地区农村进行素质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在我的教学中，有过这样的体会，许多来自农村的孩子比城市里的孩子拥有更多的想象力与艺术天分，这是由于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多地接触大自然的缘故。如何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独有的自然资源与地域文化资源，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教育新课题。在这方面有许多文章可做”。但我的这一意见，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这样的忽视大概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观念里，乡村教育是绝对落后于城市教育的，这背后有一个“城市-乡村”、“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这样，城市化就是乡村教育的唯一出路，也就是说，乡村教育城市化了，就是教育的现代化。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这样，乡村教育的独特性及其独有优势，就完全被忽视了。
在座的大都是在农村长大的，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你们从小是怎样接受教育的其实在接受书本的教育以通向一个超越本土的世界之外，还有农村本土的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熏陶，比如乡村有许多民间节日，你们西北地区有社火，演戏等等活动，小孩子活跃于其间，在享受童年的欢乐的同时，也接受了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融入生命的教育，影响是更为深远的老师们不妨从教育的角度去重读鲁迅的《社戏)，还有他的《无常女吊》，就可以知道，这样的童年时期农村文化’地方、民间文化的教育，对一个人的终生发展，对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的培育的作用，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而这样的地方民间文化教育熏陶的缺失，在我看来，正是城市教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两个重点中学上课，讲鲁迅的《无常》《女吊》，我本以为学生会很喜欢这两篇散文，结果没想到学生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两篇，因为他们毫无这样的童年记忆，他们完全陌生于甚至抵制这样的地方民间文化，他们问我：鲁迅为什么对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如此念念不忘？坦白地说，他们把我问呆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我看来，一个人从小就对本民族的地方与民间想象持排斥态度，他的精神发展就是畸形的。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教育与所谓的“唯物主义教育”所结出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