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我和几个干部在南疆勘察国防工厂厂址。看不到报纸，从收音机里，昕到批判吴晗、邓拓的广播。当时认为是小题大做，未加重视。回到乌鲁木齐，得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被批判了，并被撤职，开始感到来头不小，形势严重。当年8月，我到玉门参加西北局召开的工业办副业现场会。18日下午，玉门的一批红卫兵闯到我们住的招待所，砸毁了床铺，取走了地毯，指责我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呼喊打倒刘少奇。会议匆匆结束。我们返回乌鲁木齐后看到这里的学生的行动和玉门的一样。
党中央“五一六”通知发来后，我已领会到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不知怎样做。通知中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少数。而且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我的思想还不紧张。但北京和其他省市大学生来新疆串联，大字报上了街，批斗文化界、学术界知名人士，破四旧，毁文物后，我就感到不对头。特别是乌鲁木齐一中的学生贴的《炮轰区党委，打到王恩茂》的大字报里说，从中央到西北局再到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看了这些内容，我非常反感，更无法接受。以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我看过之后，心绪纷乱，很不同意。在对待王恩茂同志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意见。大部分人是“保”，认为他十几年中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同意这种看法。少部分人要把他打倒。他们说王恩茂17年来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两种意见，互相对立，激烈辩论。工人、农民也起来了，分别持不同观点。我被认为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在自治区建委、计委、地质局一部分人的强制下，挂着一块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并要我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我闭口不说话。
1967年1月，自治区经委、建委的部分群众夺了我的权，并声称他们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我很不服气。心想我们这些人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打日本，打蒋介石，忍饥挨冻，流血流汗，为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日夜劳碌，不但无功，反成罪人。夺我权的人对人民的贡献不大，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派。左思右想总是想不通。接着是接连不断的批斗会。经委联系的工交单位很多，一个单位批了，又一个单位接着批。发言的内容空洞无物，但个个上纲上线，调门很高。有的单位勒令我站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半个小时，我便浑身大汗淋漓，有的人还趁机拳打脚踢。我内心万分烦恼。听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志被打倒了，贺龙、陈毅元帅被批斗了，心情格外紧张，非常气愤。但是，我总相信毛主席会正确对待干部，不可能打倒一切。在挨批斗中，也有好多干部群众表现良好，能正确对待挨批斗的人。当一部分人押着我到自治区建委档案室找所谓黑材料时，管理档案的杨一青同志的夫人申杰拿出中央不准冲击档案室的通告，严加拒绝，并把那些人责骂了一顿。又一次是外单位的一部分人要把我拉到乌鲁木齐南梁上软禁审问时，经委的谢廷喜等同志勇敢地走到汽车前面，不准开动，并走上车厢把我救下来，还对那些人说：你们不是经委的人，我们经委的领导不许到外单位去，我们要他交代。那些人灰溜溜地走了。我非常感谢他们。1967年2月，我在南山沟里的一个军工厂接受批斗，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任晨带着一辆卡车来到这个厂，找到了我。他对这个厂的工人说“军区首长指示，要李悻和马上回乌鲁木齐，有要紧事。”我才回到家。原来，新疆军区奉令执行支左、支工、支农的任务，要我到军区生产办公室工作。
眼看春耕时节就到了，可是各级党委、政府没人主持工作，原来的领导人被夺权靠边站了。上下乱哄哄的，谁还来过问工农业生产。就在这时，也就是1967年4月，新疆军区奉命成立生产办公室，负责全区的生产安排和督促检查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军区后勤部长张英明担任，副主任由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任晨、后勤部副部长唐漠和地方干部铁木尔·达瓦买提、田仲和我担任。办公室下设几个业务组。组长都是军队干部，副组长和工作人员则抽调了一些熟悉业务的地方干部担任，如杨一青、刘子漠、王德明等同志。我们就陆续到任开始工作。
张英明主任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开宗明义地说“我们这个办公室只管生产，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方面的事要管，而且要管好。‘文革’的事我们不管，群众组织的事也不管。”办公室就是按照张主任的话办的。
那时，乌鲁木齐好多工厂的工人，大部分都在厂里坚持生产，只有少部分工人脱岗离厂。坚持生产的负责人常来生产办公室反映生产情况，要求解决问题，相互接触较多。离厂的工人不生产，也就同生产办公室没什么联系。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军区生产办公室只管一部分工人，不管另一部分工人。不公道，一碗水没端平。”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张英明主任明确地对大家说“不要理这类胡说，我们还是按原来的规定办。”我分管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1967年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但是必须从农村拉运小麦来供应乌鲁木齐80多万人的食粮，解决好吃饭问题。这时，有人反映说：有些惟恐天下不乱的极少数人想要派人控制西大桥，堵住运粮运面的汽车。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如果面粉厂没有小麦，各粮店没有面粉，居民就会十分不满，甚至发生混乱。有一个局的办公楼靠近西大桥，我就对这个局的局长说，你们局要设法维护好西大桥的交通，使拉运粮食的汽车顺利通行。当时他同意办，还组织了一些人在大桥附近值班，结果很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到了1980年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这位局长却用上面所说的事，批判我挑动武斗。当时我就认为他是投机讨好，品质不佳。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容我反驳。
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邀我去参加。我到乌鲁木齐后，那位局长竟然来看我。本来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只需寒喧一些家常事。可是久结在我心中的郁闷之气无法控制，突然喷涌而出，便问他你说我在1967年挑动武斗有什么依据？他说指的就是维护西大桥交通那件事。我说那怎么是挑动武斗，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嘛。他说那是无限上纲，不上纲上线，人家说不行。我便奉劝他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再不要害人了。
在军区生产办公室工作期间，我没有回过经委机关，也没有和经委机关的干部保持联系。有人要求我向社会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我的妻子郑梓英坚决反对。我经过反复考虑，自己虽持保王恩茂的观点，但始终未在社会上公开亮明自己在自治区打倒谁的观点口1968年9月，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军区生产办公室撤销，我回到经委机关继续接受批斗。
我被勒令住在机关，回家要请假。打倒我的一部分人选出一位司机，每天到我住的房子来，一是让写交代材料，二是给我训话，讲造反有理，讲我犯的修正主义错误。我实在烦得要命，便请假去看病。医生同情我，在处方上写明需要休息。在家住了几天，那位司机又找到家里，要我回机关参加批斗会。会上先批一位处长苏青，说她是特务，把她的头使劲往低压。我看到她倔强不服，硬把头往起抬，但又被压下去，如此数次。后来确证苏青不是特务。接着批我，上纲上线老一套，我一言未发，他们便勒令我每天写一份材料。从此，我再没有被拉到其他单位去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