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党中央设立了新疆分局，统一领导新疆的党、政工作。1952年10月，我调任分局办公厅副主任。当时，我觉得工作不合适，同时又不愿意转业，有些犹豫。经过思考，记起了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就接受了组织安排。从此，我就离开了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1954年11月，我任办公厅主任。办公厅还有两位副主任，一为德林（锡伯族），一为王一清。办公厅下设行政处、秘书处、机要处、档案室、机要交通局。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机关事务和处理分局常委和书记所作决定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工作。
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书记张邦英、赛福鼎（维吾尔族）。我作为办公厅负责人，经常向王恩茂同志和另外两位书记请示、汇报工作，按他们的指示办事。我觉得自己转业地方工作不久，又只有30来岁，所以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力求把工作搞得好些。
王恩茂同志原是二军政委是我的老领导。但那时不是经常在一起，直接昕取他的指示比较少。到了分局办公厅，情况不同了，能经常直接得到他的指示。从而向他学习的条件更好了。
1952年以后，新疆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领导全疆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我体会到王恩茂同志在领导这些工作时采取的是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在土改中，既满足了贫下中农的要求，摧毁了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又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严格制止乱打人、少捕人、少杀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步子较稳，给农民分的自留地较多，较好地解决了农民日常生活必需的粮菜等。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考虑到边疆地区经济落后，只在几个工商业较多的城市进行，范围较小。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正确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不信教也自由的政策，没有任何的强迫命令。对群众信赖的阿旬，采取团结的态度，引导他们学习国家法令，自觉进步。十分重视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尊重赛福鼎同志的意见，注意昕取少数民族干部的反映和看法。
王恩茂能够记住好多少数民族干部的姓名，带头学习维吾尔语言，可以和维吾尔人民简单地交谈，少数民族干部普遍对他有好感。
王恩茂同志的工作作风好。他经常下农村作调查，曾顶着烈日到吐鲁番农村，同农民一起劳动。每逢夏收，到农村帮助割麦子。他对人和蔼，循循善诱，绝少疾言厉色地训斥干部。就是对犯错误的干部，也以教育为主，处罚从宽。
王恩茂同志对党忠诚，政治立场坚定。对破坏新疆民族团结的外国势力坚决予以抵制，决不使之得逞。对少数人制造的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行，无情地予以打击。对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干部，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使之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后来在“文革”中，经常发生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他只是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汇报请示，而不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请示，因而处理比较妥当。有人要他去找林彪，他坚决拒绝。江青说他“有二心”，正说明他只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条心。我学习了王恩茂同志工作中的许多优长，只是还学得不好。现在王恩茂同志已经去世，但是他的形象仍长留在我的记忆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王恩茂同志在工作上也不可避免地有欠缺之处，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当前的工作，而不应当苛求于前人。1954年，有少数干部认为王恩茂不熟悉地方工作，反对他的领导和工作，但广大干部支持他，党中央支持他，那些反对他的人未能得逞。
1954年3月，分局党委调派干部下乡了解检查春耕生产。我到过伊犁、塔城的农村牧区，但不了解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地区农村的情况，我要求派我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阿克苏去体察民情。领导同意后我就带了两个干部下到阿克苏、阿瓦提等县的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看到经过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有了简单的农具，劳动积极性很高，对党对毛主席十分热爱。但是，他们生活还很艰苦，吃的是玉米面馍、玉米面糊糊，没有菜吃，油盐也少；喝的是夏秋雨水在洼地聚集的“涝坝水”，牛羊和人共用，很不卫生；犁地是二牛抬杠，耕得浅，不能深翻；冬季天气很冷，室内不生火。我回到乌鲁木齐后，向王恩茂同志反映了这些情况，提出要减少粮食征购、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建议。
和我一起了解情况的有阿克苏地委书记吴鉴群。他和我是四师的老战友。他参军前曾在咸阳农学院读书，有农业生产科学知识，指导农业生产十分内行。1966年，他担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因对“文革”不满，说了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话，一部分群众即认为他是现行反革命，把他抓捕起来，实行残酷批斗。吴鉴群同志因受到强烈剌激，神经错乱。但是还不准他住院治疗，最终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这是1971年的事。“四人帮”垮台后，他才得以平反，组织上为他开了追悼会，我以沉痛的心情致了悼词。1985年和1995年，我两次到新疆都看望了吴鉴群的老伴和子女，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况，表达了对吴鉴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敢于同邪恶力量斗争的不屈服精神的崇敬之情。
为了加强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间的感情，分局机关干部每周两次学习维吾尔族语言。书记们都积极带头学，尤其是张邦英同志更值得学习。一般人学说维吾尔话都小声学，张邦英同志却是大声说。他发音不准确，也不怕别人笑话，两遍三遍地学，直到发音正确为止。在学维吾尔、哈萨克语言中，也闹出点笑话。分局的一位处长昕不懂哈萨克语言，只会讲哈语的“加克思”（意为好）。有一次，他到牧区去了解情况，哈萨克族干部汇报说“今年牛羊下羔多。”他说“加克思。”干部接着汇报说“狼吃了许多羊。”他没有昕懂，还说“加克思。”又汇报说“小孩害病的多。”他仍听不懂，还说“加克思。”哈萨克族干部听了很不高兴，就对翻译说“我们的羊被狼吃了，小孩害病了，从乌鲁木齐来的干部还说好，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经翻译说明真实情况，哈萨克人知道这位处长是不大懂哈萨克话，不是不关心牧民的困难。哈萨克族干部这才转怒为喜。后来这位处长接受教训，刻苦学习，过了两年，既能听懂也能讲流利的哈萨克话了。这是真实的事，说明那时到新疆工作的干部，都能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决心在新疆安家扎根，为当地民族多做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也有同样的决心。不料30年后，我却不情愿地离开新疆，但还常常想念着新疆。在新疆汉族干部中流传着这样几句话：不到新疆怕新疆，到了新疆爱新疆，离开新疆想新疆。这几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汉族干部对新疆的感情。现在，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人互相团结，共创更加美好的新疆。这是党的好政策结成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