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7500余人，城墙坚固，未能达到克城歼敌的目标。独四旅奉令到忻口、部乐等村镇，以战备姿态休整，伺机打击敌人。
忻口离生我养我的故乡一一定襄县东霍村约25里路。家有70岁的老母，8年未见。由于战争情况通讯中断，也没有写信问候。我请示旅首长同意后，带一名通信员回家探视老母。我们骑马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家中。当我见老母头发花白，形体瘦弱的样子，心理非常难受。
老母对我说“你离家8年，在哪里？干什么？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我说我在贺龙领导的部队里，打了8年的小日本。因为日本鬼子占领了铁路线，写信也寄不到家里，不是我不想写，这时，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嫂来了，侄儿们也站了一房间。我问了家中的情况。才知道大哥李永兴原在赤峰当店员，日本人打进来后，他徒步从小路回到家中，现已害了心脏病，只能做些轻微的农活。另一个哥哥李永森在家务农，抗战初期做抗日宣传工作，汉奸发现后，要把他抓起来，他便逃到内蒙古农村当长工，两年多后才回到家中。两个嫂子和6个侄儿全在干农活。全家10口人，种了10亩地，打下的粮食不够吃，有时还被日伪军抢去。全家人衣服破旧，住房残破，景况凄苦。我对他们说：日本鬼子被打败了，等共产党和解放军占了太原，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我的父亲李秀庭在我13岁时去世，我哥陪我到他的坟上向他默默致哀。我们站立了10来分钟，谁也没有说话。
村里和周围二三里村子的年轻人听说我回家了，都跑来看我，他们问这问那，很是稀罕、好奇。有20多个青年，包括我上中学时熟识的女友郑梓英都对阎锡山的统治很不满意，要求参军打仗。我派通信员回部队请示后，将这20多个青年带回，都补充进了我们十三团。
在家住了两天，依依不舍地告别老母归队。她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好好干吧！打完仗了，回来看我。我老了，一定要等你。”她老人家把我一直送到村外。我几步一回头，请她回去。可是，她站在路边的士坡上，背后站着我哥和侄儿们，一直望着我渐渐远去的身影。故乡的山水，秋季的田园景色，固然使我十分喜爱，但老母那最朴实、最恳切的“好好干”的教诲，是深刻在我脑海中的箴言。苦难的亲人，苦难的乡亲，我一定要更勇敢地战斗！
在归队的路上，不由得想起了我在这个小村度过的少年生活。1921年3月12日，我呱呱坠地。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深受全家人喜爱。1927年，我在本村上了小学。老师们认为我应当深造，劝说我父母允许我上中学。1933年我考人定襄中学。每月伙食费一元。平时住在学校，每到月终，回家取钱。放暑假时，常和小朋友们相伴到山坡草地放牛。有时碰上邻村牛群，就要斗牛，看哪村的牛最强壮有力。我们对斗牛很喜欢，但不敢告诉长辈。因为父母怕牛受伤，不许斗牛。这种游戏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1936年，我考上太原师范学校后才离开这个小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