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清政府基本继承了明政府以东南亚诸国关系为主，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但却远不及明朝发展，这是由于明末清初国内战乱不断影响了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往来；西方殖民者在16世纪以来占据了东南亚诸国，阻碍了这些国家同中国的贸易；清初两次海禁，虽然只有短短的39年，但却使明末刚刚发展起来的民间海外贸易受到扼制。雍正即位之初，并没有立即取消海禁令，但朝中有很多人主张应放弃海禁。
1726年（雍正四年），福建由于去年闹春荒而爆发抢米事件，巡抚毛文铨提出开放海禁。同年，闽浙总督高其倬也上疏请求弛禁。在沿海官员的一再要求下，雍正帝终于同意了福建、广东、浙江三省船只可以出海贸易，但其行程日期都必须按规定来办：对于那些逗留于南洋各国而不能及时回国的作了“不准回籍”的规定，同时，雍正帝严令出洋船只必须按规定携带食品和其他物品，对回归的船只要加强对照以免有顶替而混进不法之徒。
雍正帝开放海禁是一项有利于国民生计的明智举动，它不仅解决了沿海各地缺粮的困难，也活跃了内地的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开放海禁，还加强了同东南亚诸国的友好关系。
雍正时期承袭前代，与越南保持着友好的臣属关系。1730年（雍正九年），安南国王黎维构死，十一年，雍正派使赐恤已故安南王，册立其世子黎维祜为安南国王。两国之间除保持三年一贡的朝贡贸易外，还在两国接壤地带开展了民间贸易。清初进入越南的南明人士也不断将内地文化带至越南，为推进越南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由于中越接壤地域宽阔，两国间也曾发生过边界领土纠纷。康熙年间就曾发生过云南开化府的牛羊、蝴蝶、普园三处纠纷。雍正年间曾发生过几次纠纷，雍正帝本着“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论，则怀德为上”的原则，自1725年（雍正三年）至1728年（雍正六年），先后割让给越南120里的领土。安南国王上表感激。
中泰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1652年（顺治九年），暹罗国王派使节到清请贡，自此暹罗贡船不断。康熙末年，暹罗国可以至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售卖大米。雍正六年，暹罗大米和谷物被“永远免税”。至此，中泰贸易迅速发展。中国商船不断由海南、广州、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前往暹罗。暹罗使节每次来华，清政府都给予热情接待，两国一直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往来关系。
同时，中国与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诸国虽自古以来就有友好往来，但由于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发现，西方殖民主义者先后占据了东南亚诸国。到了雍正年间，这些国家已基本上断绝了和中国的来往。只是雍正年间开放海禁后，中国同这些国家的民间贸易才逐渐活跃起来。
针对于泊来的基督教，清经历了一个由推行到禁教的过程，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播未受政府干预，因而发展很快，尤其是传教士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很符合中国社会的国情，因而信教人数日益增多。但到了康熙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罗马教皇多次派使来华，重申中国天主教徒不得祀天、尊孔、祭祖的禁令。康熙在晚年接到罗马教皇的禁约后，非常生气，决定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一禁令长达120年，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雍正即位后，继续推行了康熙的禁教政策。雍正登基伊始便文行各省督抚，对西方传教士和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限期搬离原地，皆移至广东省，尽送至澳门安插。由于广东省城是外国船泊集聚地，年老不愿回国和年青的自愿者可住于省城的天主教堂，但不允许其各处行走，传教诵经。其余各地方的天主教堂都改为公所，以往入教的教民都令其改易。但雍正帝对基督教虽十分明朗严禁，却尚不十分严厉。
根据清廷禁教的旨令，各地都先后将传教士解送广州，除了在北京钦天监或宫廷任职的20余名传教士留在北京外，被解送至广州的传教士大约有50余名。各地的天主教堂已改作他用。例如杭州的天主教堂就改作天后宫。浙江总督兼管巡抚事李卫还专门撰写了《天主教堂改天后宫碑记》，在文章中记载了天主教传人中国的经过，并从五个方面批判天主教宣扬天主创造万物的荒谬。
雍正帝后来对天主教态度越来越严厉，起因是其在皇位争夺中最具实力的皇儿子允禩在他即位后遭到排挤、罢黜和毒杀，雍正为斩草除根，大肆搜捕允禩党羽。其中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曾孙、辅国公苏努之子勒什亭、乌尔陈发往西宁。二人在西宁遇到传教士穆敬远，经穆介绍，二人加人基督教会。此事被时任川陕总督管理抚远大将军事的年羹尧得知，密报给雍正帝。雍正闻报大怒，将穆敬远押回北京，将苏努及其诸子（除二人已在西宁外）全部发往右卫（今山西右玉县）。并依据此事多次发表谕旨，历数苏努父子诸罪。后右卫将军申穆德向雍正奏报苏努及诸子加入天主教之事，这进一步加深了雍正对天主教的憎恶，在派人劝其诸子放弃天主教无效后，决定长期监禁苏努及诸子。
1721年（康熙六十年），康熙帝为了加强对在华传教士的管理和废除教廷颁布的禁止中国教徒祀天、尊孔、祭祖禁约二事，派葡萄牙籍传教士张安多到意大利会晤罗马教皇。1723年（雍正元年），张安多同罗马教皇的两位使节携带教皇的两封信来华，葡萄牙政府派麦德乐为使节一起来华。教皇使节呈上教皇的书信，雍正以礼款待，复信不卑不亢，很见分寸，意在强调西洋教也须遵循中国法度和文化。
1727年（雍正五年）四月，麦德乐到北京，在雍正帝接见时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雍正帝听后非常反感，当即作了否定性答复，并发表上谕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努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
后来，雍正帝在对北京的传教士讲话中说“历史有鉴，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任用西藏喇嘛，有损于圣誉，朕作为满洲人曾竭力反对先皇让你们在各地建教堂，朕认为你们天主教和中国众多的教派一样，都有荒唐可笑之处，就像你们所说的天主、地狱、天堂等等，有谁见过，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罢了，再如我们满洲人祭祀中所立的杆子（即萨满教的索罗杆子）不也像你们十字架一样荒唐吗？……”
尽管清廷多次重申禁教令，但各地仍有天主教教士活动，尤其在广州，天主教堂有15处之多，传教士反以中国人居多。在北京的传教士虽不能到各地从事传教活动，但他们编印了如《德行谱》、《济美篇》、《主经体味》、《训慰神编》、《忠言逆耳》等传教书籍，天主教徒由于在康熙一朝发展迅速，因而虽屡禁而未止，加之天主教徒没有发生武装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事件发生，因而清廷禁教也是表严内松。
中国与沙俄自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后，中俄关系总的来说处于一个平稳的和平发展时期。这里主要是因为沙俄正集中力量向西进行扩张战争；而中国正集中力量解决准噶尔蒙古问题，因而边疆相对平和，但这一时期中俄双方仍在边界、通商等问题上还存在争抗。
康熙在沙俄最初不愿进一步商量边界问题而下令禁商。1719年，俄派特使入京，以欺骗的手段骗得通商，康熙末年再次禁商。
雍正继位后，继续拒绝俄商队入境。沙俄遂派出郎克与清一等公、都统鄂岱商谈边界及逃叛人员问题。1725年（雍正三年），沙俄再派萨瓦来中国商谈边界。长达两年之久的谈判分别在北京和布拉河进行。最后于1728年在恰克图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自额尔古纳河至沙华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之间，北部归俄国，南部归中国；中俄通商，三年一次，每次不得超过200人；俄可在北京建东正教堂；乌第河等处，暂留待议等等。
《中俄恰克图条约》签定后，中俄贸易激增恰克图遂成为漠北最繁荣的地区。清朝对来京贸易的俄国商人也保护体恤，当然其中也有防备之意。其中郎克两次率俄商队来京，均受到保护和隆重接待。同时，根据《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四名留学生来华学习满文和汉文。清政府供给银米，学成后归国。
自康熙年间起，清政府就十分重视北部边疆建设，《中俄恰克图条约》虽然划定了北部中段边界，但清廷并没有放松对北部边疆的管理。雍正帝派查弼纳、特古忒和图理琛三人亲自前往测定界标，并在边境线上设立哨所（卡伦）59座，每哨所派设章京1人，率兵驻守，按日巡查，总卡官每月巡视一次，建立一套比较严密的管理制度，因此在雍正一朝未发生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乾隆帝继位之后，一改雍正帝“让步”的作法，为阻止沙俄借贸易之手扩张势力，在《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的北京、尼布楚、恰克图和祖鲁海图四个贸易点上，逐步取消其他三个，使中俄贸易移至恰克图，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沙俄的扩张活动。
沙俄政府为了弥补在俄土战争中的损失，达到侵略的目的，在双方贸易中违反规定，私增货物价值，甚至越境抢劫。对沙俄的行为，乾隆多次采取“停止贸易”的措施，以迫使其“就范”。而且乾隆深知恰克图贸易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所以密切关注边界动向。1785年，俄卡伦士兵持械进人中国卡伦抢夺，沙俄拒绝交出肇事者，妄图改变边界，乾隆下令停止恰克图贸易，针锋相对，沙俄在给肇事者治罪和“再三恳求”后，乾隆才准许重开贸市。
但沙俄并不甘心，他们炮制了一份所谓《备忘录》，肆意歪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性质，硬说是“被迫签定的”、“违反国际法”等，而现在是“揭露已犯的错误，赶紧补救的时候了”。他们欲以“葡萄牙借澳门”方式来蚕食我国领土。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沙俄大臣勃拉季谢夫谎称其东北沿海居民贫困并处于极端饥饿之中，要求清朝准予“假道”黑龙江航行运载粮食。乾隆对此是深有警惕的，他对于“假道”黑龙江以《恰克图条约》中无此项为理由，断然拒绝沙俄请求。同时，谕令黑龙江地方军政首卡，务必加倍防守哨卡，不许（俄人）私过，如其不听劝阻，恃强前行，即派兵擒拿，按私越边界处理，从而挫败了沙俄利用“假道”中国内河黑龙江而蚕食中国领土的野心。同时，乾隆在康熙朝勘定边界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查边制度，从而起到了防止沙俄越边入侵，维护清朝北疆的领土和社会更加安定的作用。
1755年（乾隆二十年），阿睦尔撒纳叛乱，被清廷所平，其逃往俄国。清廷理藩院再三坚持，终于将阿睦尔撒纳尸体索回（时阿已患天花而死）。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蒙古自沙俄回归祖国，俄无理要求清归送土尔扈特部，乾隆令理藩院以他的名义回复，对沙俄理由一一驳斥，义正词严地回击，表示了乾隆帝为维护国家主权针锋相对，大义凛然的决心。沙俄见多次蚕食均无效果，虽还在偷偷地使用惯有伎俩蚕食，但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大的举措，清朝北部边疆大体上趋于安静。
对于相接壤的安南问题，乾隆即位之初就十分重视领土问题，一改雍正帝宽让的做法。乾隆命广西巡抚舒辂加强边境管辖，在与安南相接壤的地方载插筋竹，以杜绝私自越境，针对于安南与中国的互市，乾隆本着“宽严得中相安无事”之宗旨，加强边贸管理，主动提出在边境设立互市，但被安南王拒绝。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阮惠乘后黎王朝的辅政靖王郑栋去世之机，发动兵变，攻取黎王朝京城，取得了中央王朝的军政大权。阮惠虽然依靠政治和经济实力，成为安南政治舞台上的铁腕人物。然而后黎王朝在安南统治数百年，拥有传统的政治影响，而且黎氏王朝是获得大清皇帝册封，是名正言顺的安南国王。阮惠兵变后，黎维祁及宗族二百余人逃入广西，吁请乾隆出兵援救。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乾隆接到奏报，命军机大臣，两广总督孙士毅进一步查清问题，提出对策。
孙士毅囿于“宗藩之道”，对统治已腐朽不堪，不得人心的黎氏集团仍然袒护，向清廷报告，乾隆决心帮助黎维祁“复国”。
就当时而言，以阮惠、阮岳为首的新兴势力在取得胜利后，本已“遣官叩关进贡”要求清朝予以承认。然而乾隆却坚持帮助黎维祁“复国”。
年底，乾隆命西广总督孙士毅为主帅，统率两广军队万余人，取道镇南关，进入安南境内。孙军入境后进捣升东（今越南河内），以2000人驻谅山。又命云南提督乌大经出白马关（今马关）与驻谅山兵形成“犄角之势”，配合作战。由于清军大造讨阮扶黎的舆论，在当地忠于黎朝的民兵配合下，未用1个月即驱逐了阮惠，占领黎城，阮惠鉴于清军强大军势压力，遁走广南地区，孙士毅按乾隆旨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乾隆见广南距黎城有2000多里，而且沿途多有瘴气，而且官兵水土不服。再有，清军未用一个月即克黎城，乾隆料阮惠虽有余力但却未必敢轻举妄动，于是决定撤兵，催孙士毅班师入关，但孙士毅攻占黎城后，既不严密设防，也不班师回关，企图擒获阮惠报功。给阮惠造成了可趁之机，阮惠在休整后，声言“率师来降”，实则“分兵围袭”，时值年夜，清军置酒作乐，酣饮疏防，阮军突至，清军大营惨遭重创，阮惠重新占领黎城。当乾隆得知黎维祁被赶下台而准备再出兵时，黎维祁却偷偷地躲了起来。后来乾隆得知黎维祁在知道乾隆欲帮助他后曾到山南一带招兵，但稍遇挫折便又躲藏起来。后来孙士毅提出派兵进安南围剿阮惠，黎维祁在清军入关后没有给予多少资助，直到清军攻下黎城，黎维祁才出来，乾隆在上谕中告诫他“慎修纲纪，戢和人民，保守疆土，勿怠荒而废事，勿怀安以败名”。但黎维祁实在不争气，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正月，阮惠偷袭清军时，竞率先逃亡。乾隆以黎维祁的再次下台，认识到扶植“其运已尽”的后黎王朝是多此一举，于是决定停战议和。
阮惠在偷袭清军大营后，先后四次派遣使臣赴镇南关表示“情愿投诚纳贡”，同时放还六百被俘清军，阮惠改名阮光平，以减少清政府的敌对态度。阮光平还遣其亲侄呈表“乞降”求贡，表示推翻黎朝是“蛮触相争，非抗中国”。乾隆遂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承认安南黎灭阮兴的事实，将阮光平（阮惠）册封为安南国王。
乾隆由对安南内部王朝更迭拒不承认到顺天而行，有废有兴，公开承认阮光平独立执掌安南政权，实质上是对明清传统宗藩体制的变革。
在中国同东南西诸国发生联系的同时，中国和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发生了联系。自清初以来，英贸易商船便往来于英吉利和广州之间。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英国商人洪任辉控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打着官买的幌子克扣英商货物，而且不给酬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