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纲乾独揽的雍正帝已处于弥留之际，已到了决定后事的时刻，由张廷玉指示太监在圆明园一秘处取出雍正于十三年前写的遗诏，由张廷玉在灯下宣读，遗诏立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十三年秘储以此揭开。二十三日子刻（深夜12点），雍正驾崩。
已成为皇帝的宝亲王弘历与果亲王允礼（胤礼），诚亲王允秘、和亲王弘昼、大学士张廷玉等共扶雍正（大行皇帝）由圆明园还宫，安放于乾清宫弘历此前在正大光明（乾清宫）匾额下跪读所藏遗诏，与藏于圆明园的一般无二。由此，弘历正式承继大统。
乾隆登基时，大清帝国是既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而又矛盾丛生、危机四伏。乃祖康熙晚年为政过宽，但到乃父雍正一朝，雷厉风行整饬吏治，大开杀戒，铲除政敌，而且大行文字之狱打击“科甲朋党”。农业的开垦存在虚报现象，西北准部问题和西南苗疆问题还未最后解决等等，这都落在了年仅25岁的弘历身上，他既要守成也要巩固和发展。
1735年（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弘历正式即帝位，改明年为乾隆元年。登基伊始，乾隆帝便毅然改弦易辙，转变大政方针。
针对施政康熙施政过宽、雍正朝施政过严的弊端，乾隆实施去严以宽、宽严相济施政方针。为了缓和雍正一朝的皇族内部矛盾，乾隆大翻其案，先后将被雍正幽禁的允禩集团成员放出，将原十四皇子允禔进封恂郡王；给康熙晚年因请复立允礽为太子而遭痛责、子王奕清被流放的内阁大学士王掞平反；给雍正年间因贪冒军功、营私作弊的年羹尧一案被牵扯的人员平反；给因文字之狱而造成的查嗣庭一案被牵扯人员平反等等。亁隆还起用了大批被革职降罪的八旗将领，如明亮等人，这些政策对于提高乾隆的威望，为清王朝继续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础。
乾隆也像其他前辈一样，在政治上缓解矛盾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大刀阔斧地调整政策，以改善经济。主要措施是禁止虚报，停止丈量土地，亲自派人调查开垦一事，将借开垦土地的虚名而造成人民灾害的河南总督王士俊撤职，开了个好头。同时，乾隆反对雍正朝留下的捐派，裁革冗税，免除民欠，宽私盐，减轻了诸多百姓的不合理负担，以至于登基之初“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当时江浙沿海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谣，乾隆政权的根基得到了巩固。
同时，乾隆新政有意优待士人。乾隆承继前朝传统，重举博学鸿词，并于1736年（乾隆元年）亲自在保和殿主持考试。同时开乡会试恩科和御讲经书，表明乾隆帝尊重儒家文化和掌握知识的士人。
乾隆登基伊始，在调整政策、蠲免赈济、优待士人的同时，针对吏治之弊大加整饬。主要是在选官制度上下手，身体力行，做勤政表率，强调督抚选拔官员应有德又有才，德居首位，同时，以督抚一级官为整饬重点，严惩贪官。
1736年（乾隆元年）刑部尚书傅鼐向商人王慎德借银二千两，尚书乃朝中一品大员，俸禄优厚，分明是索贿，王慎德屈于其势力，不敢不给。案发后傅鼐被乾隆处以革职纳赎。三年，工部尚书赵宏恩接受许登瀛馈赠银两，事发后大学士九卿按惯例议处革职，岂料乾隆反认为过轻，将赵革职后，还令其自名行李路费，前往西北军营效力，并告诫众大臣，“当各自儆省以赵宏恩为戒”。五年，川陕总督鄂尔达被查出在广东任职期间听任家人勾结琼州知府袁安煜合伙贪污银万余两，乾隆将鄂尔达革职，命其赔银一倍。朝中一品大员尚且如此，其余京内外贪官污吏自然更不能逃脱。
乾隆在惩治贪官污吏的同时，对朋党也大加打击。
雍正朝曾对朋党大加打击，为此曾屡兴大狱，如允禩、允禟案、隆科多案、年羹尧案等。乾隆针对以辅政大臣庄亲王允禄为首的宗室小集团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四年五月，乾隆以“结党营私罪”革去允禄的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务。弘皙（废太子允礽之子）、弘昌（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普等革去亲王、贝勒、贝子封号，查实弘皙企图复辟，在景山永远圈禁。对于朝中大臣中的朋党，乾隆也毫不姑息，就是对其师、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也没有放松警惕。
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因推行“改土归流”而功勋卓著，为首辅大学士。其家族多为高官，其弟鄂尔奇在雍正朝就已是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子侄多为督府，鄂安为两江总督，鄂实为参赞大臣，鄂弼四川总督，鄂宁云贵总督，鄂昌为甘肃巡抚等，满门显宦，鄂尔泰以地方满人督抚和京中汉官组成小集团。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雍正建军机处时，其制度多由张廷玉规划完备，被雍正视为肱股之臣。其子弟也多为达官显贵，势力主要在内阁六部和科举出身的汉九卿及汉人督抚。
乾隆对二人植党营私早有察觉，但因登基之初，政权未稳，二人是满汉中领袖人物，乾隆还要靠他们稳定大局，所以乾隆还在很多场合对二臣优礼有加，以示用人不疑。
到乾隆五年时，经过一番内修外整，国家安定，乾隆开始警告二人应悬崖勒马。并在打击朋党中，穷究鄂尔泰党羽，罪责张廷玉及其支持者。十年，鄂尔泰病逝，乾隆大查其党羽，予以清除，并将鄂尔泰灵位撤出贤良祠。
1749年（乾隆十四年），张廷玉年老致仕，“以世宗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请求乾隆下谕确定此事，并派其子和亲自入朝谢恩。乾隆虽责其失礼，但仍表示同意，但乾隆对其享配太庙耿耿于怀，曾多次表示张廷玉实在不应当配享太庙，过分了。
同年七月，四川学政朱荃落水案牵扯张廷玉，乾隆令张廷玉交还“历年颁赐诸物”，并没收张在京的房子。二十年，张廷玉以84岁高龄去世，乾隆总算大发慈悲，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得以保住死后声名。
乾隆对雍正遗诏辅政老臣尚不纵容姑息，使朝中内外朋党望而生畏，不敢再结党营私，使得乾隆新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乾隆帝晚年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把他经手的重大战争及其取得的胜利称为“十全武功”，他自己得意地标榜个人为“十全老人”。这些战争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两次平定金川，一次平定台湾，攻打缅甸、安南各一次，两次攻打喀尔喀。平定准噶尔被列为“十全武功”之首。
居住于伊犁地区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在康熙、雍正两朝一再挑起战争，清政府虽多次发兵打败了准噶尔部的军事扩张，却不能消灭其政权。乾隆初政，与准噶尔议和，从西北撤兵，划阿尔泰山作为喀尔喀与准噶尔游牧分界线，赢得暂时和平。
1745年（乾隆十年），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死去，内部因争汗位而内讧，使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许多牧民纷盼逃离准部降清，使乾隆最后解决准部出现转机。
1754年（乾隆十九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率两万人降清，乾隆打破清帝冬天留居北京的惯例，乘马冒严寒赶往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一行，封其为亲王，班珠尔为郡王。
第二年，乾隆以班弟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副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出兵北、西两路，进兵准噶尔。此时准噶尔达瓦齐尚不知清已分兵两路进击，主要精力仍在征讨哈萨克上面。
五月，西北两路大军会师于距伊犁仅300里的博罗塔拉河，达瓦齐这才知道军情，慌忙率万余人退至伊犁西北格登山，结阵布营，五月十九日，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占伊犁，准部回民牵牛携酒，夹道欢迎。
两路清军从伊犁越推墨尔克里岭直抵格登山，准部兵一哄即散，达瓦齐在只有二十余骑清侦察骑兵冲击下，不知虚实，率两千人逃走，余下七千余人降清。达瓦齐逃到南疆乌什城，其回教首领伯克霍吉斯慑于清朝兵威，设计擒达瓦齐及其子送给定北将军班弟。至此，盘踞伊犁七八十年的准噶尔割据政权被彻底消灭。同时，清军还擒获了雍正初年逃到准部的青海和硕特部头目罗卜藏丹津。
正当乾隆帝为准噶尔平叛胜利而庆贺时，西北边疆又传来了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消息。
阿睦尔撒纳在清进入伊犁后，见清军为减轻当地蒙古牧民生计困难，班弟身边仅留察哈尔兵三百、喀尔喀兵二百驻伊犁，便伺机勾结部落头目，欲图成为厄鲁特四部总汗。班弟深感此事重大，向乾隆帝上报其行径，但没有引起乾隆的重视。早在清军出兵之前，他就明确宣布噶勒藏多尔济为绰啰斯（即准噶尔）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班珠为和硕特汗，命他们四人于当年秋天前往避暑山庄举行封汗典礼。当得知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迹象时，乾隆一面命令班弟相机逮捕阿睦尔撒纳，一面派人前往，邀请阿睦尔撒纳赶往避暑山庄，欲在行宫逮捕他。此时，阿睦尔撒纳请求科尔沁王、额附色布腾巴勒珠代其奏请乾隆为四部总汗，因科尔沁王知乾隆举动而未敢奏请，阿睦尔撒纳迟迟得不到回音，迟疑不前。后逃到额尔齐斯河，公开叛乱。阿率兵围攻班弟所率清军，班弟及参赞大臣力战不敌，自尽，余部清军皆阵亡。
阿睦尔撒纳叛乱，驻守穆垒的定西将军永常竟带兵撤至巴里坤，失去了平叛的时机。
九月，乾隆下令逮捕永常，由策楞任定西将军，哈达哈任定边副将军，由西、北两路合攻伊犁。同时，乾隆任命四部，表示对阿睦尔撒纳毫无妥协余地。十二月，叛军内部大量人马降清，形势开始对清军有利。清军冒着严寒，开始了围歼阿睦尔撒纳的战斗。但阿睦尔撒纳派人谎称自己被活捉，策楞信以为真，以致阿睦尔撒纳乘机逃到哈萨克。第二年三月，清军收复伊犁后，策楞向哈萨克索要阿睦尔撒纳。
六月，蒙古辉特部青滚杂布以乾隆处死疏纵阿睦尔撒纳的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济为借口，派人到乌里雅苏台煽动叛乱，不明真相的喀尔喀士兵乘机抢劫清各台站清军衣物粮食，造成北路军报中断。十月，辉特汗巴雅尔叛乱，勾结土鲁番回兵，向清军进攻。乾隆命英勇善战的蒙古亲王策零子成衮扎布率兵平定喀尔喀蒙古叛乱。成衮扎布首先请活佛哲布尊丹巴喇嘛宣谕喀尔喀三部，稳定广大牧民，然后率军至乌里雅苏台，十二月擒获青滚杂布，稳定了北路。西路准噶尔叛军因清军内部将领不和而乘机夺取伊犁，阿睦尔撒纳闻变从哈萨克潜回。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军第三次兵进伊犁，厄鲁特各部连年战争，人无斗志，加上自然灾害，叛军缺粮，而且内部讧争。清军得以长驱直入。乾隆鉴于厄鲁特反复无常，竟下令清军大开杀戒。清军成衮扎布、兆惠北西两路进军，叛军头目巴雅尔、达什车凌等先后被擒，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乾隆令理藩院发文向俄索要阿睦尔撒纳，冬天，俄告清政府阿已出痘而死，将其尸体交还。
乾隆殚精竭虑平叛西北后，一个天大喜讯传来，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部来归。
土尔扈特部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游牧于雅尔（今新疆塔城）地区，与沙俄接壤。其第八代首领鄂尔勒克因不甘受准噶尔部欺压，于明末移居额济勒河（即伏尔加河）流域。当时沙俄的势力还没有控制这一地区，土尔扈特仍然保留着蒙古语言与宗教信仰。自1655年（顺治十二年）起，土尔扈特部相继派使者与清朝联系。康熙时，为加强与土尔扈特部联系，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代表清政府前往工部看望阿玉奇汗及广大牧民。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逃入哈萨克的蒙古牧民随着伊犁形势的变化而返回。此时，沙俄已控制了土尔扈特部，并无休止地征兵同瑞典、土耳其战争。其部首领渥巴锡从逃到土部的厄鲁特牧民那里得知准噶尔贵族已被清政府消灭，新疆地区恢复了和平安宁，遂萌发了回国的念头。渥巴锡集所属喇嘛、台吉等头目反复商量，决定乘伏尔加河冬季结冰之机，带领土部牧民回归祖国。但因连年冬季温暖，未能成行。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渥巴锡率土部伏尔加河两岸蒙古牧民近十七万人，终于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路程。
为了防止沙俄的阻挠，渥巴锡命土部轻装简从，抛掉所有的生活用具，仅用八天即通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草原，迅速进入冰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沙俄得知后，立即派大批哥萨克士兵追赶，被渥巴锡率众英勇击退。但行至克齐克玉子地方被哈萨克台吉额勒里纳拉里北部堵截，被迫走入沙喇伯勒北部戈壁。数千里戈壁，漫漫黄沙，水草皆无，土尔扈特部靠饮牛马血而行，又发生瘟疫，人畜死亡过半。到达伊犁时，仅剩七万余人。
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归程，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来到伊犁。渥巴锡献其祖先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宣窑磁器等物，请求入觐。
乾隆非常重视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在乾隆的亲自布置下，抽调陕西藩银200万运往甘肃购买物资，并抽调大批仓米、茶叶、布匹、棉花等运往伊犁。
九月，渥巴锡率土部大小头目来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乾隆设宴于万树园，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其族子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降人舍楞为新土尔扈特（平定阿睦尔撒纳后先回归的蒙古部落）部弼哩克图郡王，其余首领均封贝勒、贝子等。乾隆将渥巴锡所部旧土尔扈特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十旗，放牧地划在天山以南珠勒都斯地区，由伊犁将军管辖。新土尔扈特编为两旗，牧地在科布多，由科布多大臣兼管。土尔扈特部回归对清王朝稳定西北统治，增强凝聚力，具有深远政治意义。
在阿睦尔撒纳叛乱时，逃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兄弟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公开反叛清朝。年底，亁隆命兆惠率兵平叛。但第二年五月清军在库车包围战中被霍集占突围，逃到叶尔羌。兆惠率兵追击霍集占，反被霍集占重重包围在叶尔羌。霍集占煽动回部教民猛攻清军，兆惠率兵突围至喀喇乌苏河（译名黑水河）。霍集占率马步骑万余人把清军围住，兆惠临水扎营，此役被称作黑水营之围。
清军被围，所幸军粮可供两月，兆惠因此固守待援，并派兵控渠，解决水源，而且在结营之地挖出维族所藏粮食，因此军心大稳。
乾隆得知兆惠被围，将兆惠轻敌深入算在自己身上（实际上两人皆有责任），命富德率兵前往解围，并封兆惠为武毅谋勇一等公，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以鼓舞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