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官、民、良、贱之间的不平等。清代等级中，宗室和品官是最高贵的，其次是“庶人”（“良人”），再次是雇工人，最低层是奴婢、娼、优、皂隶、乐户、丐户，称为贱民。不同等级之间发生刑事纠纷，法律条文总是有利于高贵者，不利于卑贱者。如主人杀死无罪奴婢杖六十、徒一年，家内奴婢全部放为良人；而奴婢辱骂主人就要被绞，殴打者不论有伤无伤，一律处斩。法律对“良”、“贱”区别很严格，被列为“贱籍”的人，被排斥在法律保护之外，这些人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不准考试作官，赎身或放出为民，三代以后，才可以应试出仕，但京官不能至堂官，外官不能至三品。奴婢不能冒充良民与人通婚。雇工人虽有自由人格不被列入贱籍，但与雇主发生纠纷，处罚虽比贱民轻，但仍重于一般“良人”。
再有就是满汉之间的不平等。清朝是以满族为首建立起来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的封建政权，在它制定的《大清律》中具有一些民族统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旗民的差别待遇。宗室（黄带子）、觉罗（红带子）归宗人府审理圈禁。宗室觉罗殴打平民只折罚钱粮，平民殴打宗室觉罗者，杖六十，徒一年，这是保护满族贵族的不平等法律。此外，还制定了压迫维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和“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回律》、《番律》、《蒙古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表明《大清律》具有“崇尚满洲”的原则。
清朝还继承了历代法典的传统，以法律的强制力维护封建的族权和父权。《大清律倒》开头就是制服全国，确定尊卑关系，作为量刑标准，用法律形式巩固封建家庭中尊卑长幼的不平等地位。律文规定：子孙违反教令，赋予祖父母、父母以惩治卑幼的广泛权力，直至可以处死。父母也可以用“不孝”的罪名将子女呈送官府，代为惩治，听凭父母的意见处理。封建家长总揽经济大权，子女在家庭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凡是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另立户籍、分异财产的要杖一百；卑幼未经家长允许擅用本家财产的，每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子女也没有婚姻的自主权，“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可见父权在家庭中的权威。族权则是父权的扩大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的行使。族长无异于奉行宗族法律的法官，他的意见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根据，族长还握有对族人的生杀权。1727年一度规定，尊长族人以家法处死不法族人，免去抵偿之例。清律对过失杀害父母者处刑较前代为重，为绞立决。谋杀者凌迟处死。凡是恶逆（杀祖父母、父母），不孝（咒骂祖父母、父母或奉养有缺）、不睦（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属）都在十恶不赦之例。但卑幼对于尊长不得使用自卫权，凡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的杖一百，徒三年，诬告的绞死；祖父母、父母诬告子孙的勿论。
清律中关于尊卑长幼的严格规定，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指导思想的，清朝承袭历代封建王朝“以礼教治天下”的精神，把刑与礼，法与教都作为是相辅相成的东西。它所要求的对家长尽孝与对君主尽忠，并行不悖，互相补充。因此，这方面的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清律》所以将丧服图列入法典，就在于服制所确定的亲疏尊卑关系对于判定罪与罚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律在赋予家长以特权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对国家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如服舍违式，居丧人家男女混杂饮酒食肉的，只加罪于家长。
清代理讼判刑机关，地方由县至省共分四个审级，本省督抚仅能决定流刑以下案件，流刑以上案件由中央刑部审理。刑部执掌全国刑罚政令。死刑案件刑部与大理寺、都察院组成三法司会审，或九卿会审（九卿：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是中央最高审级。某些重大案件，皇帝命王公、大学士参加会审或亲自审问。清代的刑名有笞、杖、徒、流、死五刑。笞、杖、徒又各分五等，流分三等，死刑有绞、斩二等（判刑后监禁，不予执行，待秋审时皇帝裁决）；最重者“斩立决”（立即处死）。清代一朝，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在沿用唐律所规定的五刑的基础上，创设了迁徙（将罪犯强制迁出一千里外安置）、充军（分烟瘴、极边、边远、近边、附近五种，由四千里至两千里不等）、发遣（发往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凌迟（适用的范围超过明代。明律例中凌迟罪十二条，清律在全部承袭明律的基础上增加九条十三罪，即使罪犯在行刑前自然死亡，仍须戮尸）、枭首（斩首后枭示警众）。
会审分“秋审”、“朝审、“热审”三种。秋审于每年八月进行，由三法司审理地方逞送的斩监候或绞监候案件。对刑部判决的案件和京城附近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进行重审，叫“朝审”。朝审于每年霜降后进行，冬至前复审完毕。“热审”于每年小满后十五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左、右二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的有关司（又称“小三法司”）审理京师笞杖刑案件。经过秋审、朝审的案件，分为“情实”（情节属实，罪名恰当）、“缓决”（案情属实，但危害性小，留待下次秋审、朝审时处理）、“可矜”（案情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于处死）、“留养承祀”（情节虽较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于处死）四类。但都须奏报皇帝最后决定。除情实奏请执行外，其余三类均可免于死刑，因此，秋审、朝审复核案件一般都限于情节不十分严重的案件。这种复审制度的创立，既不会放纵犯罪，又便于找借口，减免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个别罪犯的处罚，也可以借此散布一些欺骗性的影响。例如，康熙二十年曾就秋审下谕：“人命事关重大……情有可原，即开生路。”乾隆、嘉庆亦有类似上谕。
清代对人民的诉讼横加限制，如在押囚犯，不得告举他事。卑幼妇女不得控告尊长、丈夫，同时，禁止越级上告。凡遇有冤屈之事，必须先到州县衙门状告，如审判不公，才能再赴更上一级呈明，如再有冤屈，方准进京审诉。如果直接到上司申诉，即使情节属实也要笞五十。清代承办司法的机关，每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日间，除重大犯罪外，一般小事，一概不受理。清代还发展了审判回避制度。主审官如与诉讼当事人同旗、同籍、或有亲属关系，须移文回避，以防止偏袒。
清代的监狱也是极其黑暗的，方苞在他写的《狱中杂记》对此作了深刻的描写：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方苞在刑部监狱，见每天死了被送出去的有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见此状说，这是疫病发作，今天是时顺正，死的人尚少，往年多的时候每天数十人。方苞问，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为何刑部关押了如此多的囚犯？杜君说，……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好事之人以及书吏狱官禁卒全都是好利之徒，只要与案件少有瓜葛，他们必多方勾结致罪，一旦入狱，不问有没有罪，必先把囚人之手足上械，投到老监，使犯人痛苦不堪，以致无法忍受，然后让家人取保，量其家之所有作为条件，往往是倾家荡产方能保出，而官与吏共同瓜分这些钱财。
从上述大清律主要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司法镇压是清朝国家的一项基本活动，对于维护地主阶级的专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专制王朝，这个历史特点在大清律中也有所反映。
第一，赋予满人在诉讼方面以法定特权。如：满人犯罪不归一般司法机关管辖，要由步军统领衙门和内务府慎刑司审理。宗室贵族由宗人府审理。在量刑方面，满人犯罪可以依例“减等”或“换刑”；笞、杖照数换为鞭责，徒流可换枷号（徒一年换枷号二十日，徒三年四十日；流两千里换枷号五十日，三千里六十日；附近充军换枷号七十日，极边充军九十日）。死刑不能换，但可减等，斩立决改监候，斩监候改绞。满人犯盗窃罪免于刺字，如系重犯必须刺字，则刺臂（一般刺面）。为了保证八旗军队的编制和战斗力，官兵犯徒流罪，免于发遣，仅鞭责便可了事。贵族、宗室除享有“八议”外，还准许以金钱粮泮赎罪。在收监方面，满人不入普通监房，一般人人内务府监所，宗室贵族人“宗人府空房”。如满汉人之间发生纠纷，在京师则满人向该管佐领起诉，汉人向主管衙门起诉，然后由各该管机关将原告口供、证据转呈户部，查明断结。在地方虽由州县官审理，但无权对满人作出判决，只能将证据和审判意见转送满人审判机关处理。
第二，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司法权力，一切秋审、朝审案件的最后判决权操于皇帝之手。所有京师及地方大小官员犯公、私罪者，都须事先奏闻请旨，不许上级或有关机关审问。皇帝随时颁发的谕旨，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由于皇帝控制最高的司法而造成了一般司法机关权限的分散与重叠。例如，三法司和九卿会审形式上是中央最高审级，实际并无决定的权力。除法定的司法机关外，步军统领衙门、理藩院、宗人府、内务府慎刑司，都掌握一定的司法审判权，互相牵制，以保证皇帝对于最高司法权的控制。
第三，广泛推行“比附”断案，充分发挥“例”的法律作用。判决罪行轻重和服刑等级的根本规定叫做“律”，而事实上，诉讼案件的具体情节十分复杂，律文不可能把各种具体情况包罗无遗。因此封建法庭常常把实际案情和有关的律文加以比拟，将犯罪者参照有关律文加等或减等判刑。如“遗失城门钥匙比照遗失印信；考职贡监生假冒顶替比照诈取职官”等等。比附援引不仅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处刑，也适用于对于犯罪概念或罪名的类推，这种比附断案广泛应用，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称为“成案”，可作为以后判处同类案件的先例。成案先例不断增加，刑部将某些成案简化为条文，后经皇帝批准，附载于律文之后，称为“例”。作为判处同类案件的正式根据，“例”用以补充律之不足，律文是不改动的而例却经常修订，不断增加。乾隆时《大清律》修订，律文436条，附例1409条。乾隆以后，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到同治九年“例”增至10892条。“例”不仅数量多，效力等于律，甚至可以代替律，成了有例不用律。这说明清朝统治者从历史和现实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例”是一种更灵活的法律形式，更能适应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以确保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然而把比附审判加以制度化，律多成虚文，而例也愈滋愈碎。其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一专例；甚至因此例而生彼例。这就成了无法之法，使封建司法官吏更加独断专横，贪官污吏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广开方便之门，更便于统治阶级随心所欲地根据需要援引各种“例”，以达到迫害人民，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
大清律以吏、户、礼、兵、刑、工律作为体系，包括了行政、民事、刑事等项法规，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阶级压迫的功能；大清律也是审判案件的根据，这个把天理人情糅合在一起的王法，实际上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平等法律，给地主阶级压迫人民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尽管统治者一再表示：一秉大公，明镜高悬。其实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才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