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建历元年(1211年)从宋朝回国的僧侣俊芿带回来的儒书中，据推测就包含有朱子的书，同时我们还知道在那十一年前，日本已经有了朱子的《中庸章句》的抄本，所以可以肯定宋学传入日本的历史开始于中国宋学形成之后不久。但是最初流传的有关宋学的书籍主要是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四书集注》)之类，至于叙述宋学思想体系的《近思录》、《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等似乎是很久以后才进行研究的。总之，最初一个时期看来是为了解读儒教的经典《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受到了欢迎。把《四书》作为经典这一观念本身也是朱子确立的。
摘自(日本)水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1章第61页
林罗山(天正十一年——明历三年，1583—1657)不仅由于作为官学的创始人这个表面的权威，实际上还由于全面地发展了日本儒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际国家创业之时，大受宠任，起朝仪、定律令；大府所须之文书无不经其手者”，在从事这样活动的同时，“于天下之书无不读，其所著凡百有余部”(《先哲丛谈》)，留下了这样大量的文字遗产。后来的儒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多数是罗山已经提出来的。当然，他的见解也和日本所有的儒者一样，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哲学上决不能说是深刻的。可是幅度的宽广，提出问题的广泛，特别是在历史知识的丰富程度方面，他并不比后来的学者差，而且正是通过对所提问题的广泛发挥，他才按照幕藩制度的要求建设儒学，把惺窝的多少还带有宗教性、可以说还停留在修身齐家范围的宋学，提高到作为儒教本来面目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的高度，对于确立儒教作为统治阶级——士大夫的统治思想的地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摘自(日本)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1章第67页
随着朱子学的成长，最初信奉朱子学的学者中出现了许多阳明学家、古学家。属于前者的有中江藤树、熊泽蓍山；属于后者的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贝原益轩在晚年后期也表现出多少类似古学的倾向。儒教各派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本来就是儒教在中国的历史的重演。阳明学在中国始于宋学的反对派陆象山，到了明朝的王阳明，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而复兴起来，在日本也很早就为人们所知，所以，随着儒学以分化为各种学派的形式发展起来之后，阳明学作为一个流派而独立，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日本阳明学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作为一个流派而继续发展并连续不断地流传下来，而是断断续续地、先后互不关联地时而出现代表人物；其次，它对于朱子学并不一定采取排斥的态度，毋宁说具有妥协的色彩。这一点不应该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为了避免幕府对“异学”的压迫的一种伪装，从阳明学本身的性质看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以后，日本的阳明学是由三轮执斋出来加以“再建”的，之后，一时完全衰败下去，没有出现强有力的代表人物。
摘自(日本)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2章第76—77页
在日本近世社会中，朱子学所具有的经验合理主义得到了发展，从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使日本人易于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
然而在中国，格物穷理的内容却与其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并没有朝着认识自然的方向即探究“下至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的理”这一方向发展，而是象“读书讲明义理”那样，停留于解释古典中的义理，不去探求具体的经验的物中之理，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这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以及同当时读书人有密切关系的科举考试是以对古典的理解和记忆为重要内容分不开的。因此，追求自然之理的价值比起学习古典来看低得多，这种想法在暗中起着作用；同时，学生们为了考中科举忙于古典研究，也无暇顾及对自然的研究。
相反，在日本，不论儒教在知识分子中间渗透到何种程度，但它依然是异国文化，不曾压倒深厚的传说的古典文化；并且也没有象科举那样的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学习儒学的人们为之烦恼。因此，日本人的即物性格、从元禄时代开始发展的技术与产生兴隆以及近世以来的和平都交织在一起。朱子学亦即儒教本身具有的经验合理主义比之中国更为发达。加之，19世纪以后受到近代西方文明冲击的时候，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洋务派尽管对其科学技术有所理解，但作为接受古典教养的读书人，只是停留于接受西方科学技术成果即可的认识水平上。日本的西方文明接受派，如佐久间象山那样的武士，尽管有着深厚的儒教古典修养，却没有为之束缚，不仅仅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并且探究其根底，进而又象亲自制作那样彻底弄清道理。这些区别，导致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的道路。
摘自(日本)源了圆《德川合理思想的系谱》第1部第20—21页
中古以来道术分裂，老、庄、杨、墨、申、韩、苏、张之说，惑乱斯民降及。汉唐重之以竺学，天下贸贸莫适从，豪杰之士类多沈溺。然而当是之时，人材辈出，往往适于实用。自宋以后，程、朱之功，撑拄宇宙道术一统，更无他歧宜，若易于成材，而惟其不学。故世道日下，人心污秽，不顾义理，惟利是求。人物之缈然，反不及于异端横骛之时，足知利欲之害，甚于异端也。
摘自(朝鲜)李珥《圣学辑要》7《栗谷全书》2卷第53页
尊重朱晦庵者，诽谤王阳明；尊重王阳明者，诽谤朱晦庵，三百年来无定论，皆因对《大学》之格物解释不同者也。……格物者，以事物求真理，只系磨练知识之路途，但亦包含实践之过程。研究事物之道理，若全无实践，则如土塑木雕之人形。知识也者，只有赖于知识与实践之相互作用，方可谓之完全知识。
摘自(朝鲜)金泽荣《沧江稿》格物解
朱子学是由安珂、白颐正和他们的弟子逐渐传入朝鲜的。安珂(1243-1306)恢复整顿了业已荒废的学校，同时从中国购入大量书籍。这些书籍都加有朱子学的注释。因此，可以把安珂看作最初把朱子学传入朝鲜的人。从下述记载中可以充分地看到他与朱子的关系：“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以致景慕，遂号晦轩”。
在安珂稍后，经历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三代的白颐正，是在朱子学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白颐正曾亲自到元朝学习朱子学，回国后把它传授给弟子。他还从元朝输入了大量书籍。因此，这个时期的朱子学是通过元朝传入高丽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学者对朱子学产生了新的兴趣。之后，一方面继续输入有关朱子学的书籍，另一方面还在国内进行翻刻工作。
在朱子学传播中起了一定作用的禹倬(1253—1333)精通经史，尤其是对《易》有很深的研究。据记载，禹倬最先解释《程子易传》，并把它传授给学生，可见他对朱子学有相当的造诣。
权溥(1262—1346)是安珂的弟子，他曾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关于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曾建议刊行《朱子四书集注》。
摘自(朝鲜)郑镇石、郑圣哲、金昌元《朝鲜哲学史》(上)第46页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它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以空理空谈为其能事，给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危害。正统的儒学学者则以“四七理气说”和“礼论”等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主张，反反复复地展开了经院式的争论，并对稍微具有独创性的学风加以镇压。他们把朱子的理论当作绝对的东西，某一学派若同朱子学观点哪怕有一字之差，也将其视为“斯文乱贼”加以镇压。例如：汉学者尹镌曾经批评过朱子的观点，故被宋时烈视为逆贼，竟遭杀害；汉学者朴世堂修改过朱子的经典注解，故也被视为斯文乱贼，流放外地。这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摘自(朝鲥)郑镇石、郑圣哲、金昌元《朝鲜哲学史》(上)第190页
李滉和李珥这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持续了三百多年。论战开始后，它基本上转化为经院式的论战：或者企图使封建伦理道德学说合理化，并赋予它认识论基础，此即“四七理气说”与人物性同异论；或者企图使封建秩序合理化，此即礼论；等等。这样，两派之间的斗争同党争合流了。
两个学派堕落过程，同李朝封建社会日趋衰弱、日趋崩溃的过程是分不开的。因此，尽管两个学派之争是哲学思想的某些次要问题，但它同党争相结合起来，显得尤为激烈。同时，这一斗争尽管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但表面上还是以学派之间的学术斗争形式进行的。
同党争合流的这种论战，基本上是统治阶级衰弱的表现，它意味着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因此，尽管在论战中存在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但它仍然是反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论战，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然，这次争论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经院式论战，但它也带来了哲学的个别方面的发展。
李滉和李珥以后，这种哲学不管它是主气派(李珥学派)还是主理派(李滉学派)，仍然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反动性，尤其明显地表现为对于其他学派的残酷镇压。
摘自(朝鲜)郑镇石郑圣哲金昌元《朝鲜哲学史》(上)第272页
十七世纪，汉学和王阳明学作为儒教的“异端”学派抬头了，他们反对以宋时烈为首的朱子学家。……
由于统治阶级奖励朱子学和镇压异端，到了十七世纪对朱子的中世纪偶像崇拜仍然占统治地位。这时，反对经传注释的朱子学解释，广泛参考中国汉代古注，企图直接研究古代思想家的学派产生了，这就是朝鲜考据学或汉学的开端。
当朱子学作为官学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并成为强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时，汉学派否定朱子学的权威，企图开辟学术研究的新道路。因而，这种态度本身就已经具有了促使人们摆脱朱子学的绝对迷信的启蒙意义。
摘自(朝鲜)郑镇石郑圣哲金昌元《朝鲜哲学史》(上)第289页
朝鲜王阳明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宣祖(1508——1608)时期，之后由于朱子学在国家占统治地位，尤其在李滉以后由于受到正统朱子学者的排斥，而不能进行公开的研究。
但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少论派的郑齐斗(1649——1736)深入研究了王阳明学，并用这个理论教育了青年。因此，他所播下的种子，后来继续不断地暗暗成长。除郑齐斗之外，曾研究过朝鲜王阳明学的人，在他之前有崔鸣吉等学者，之后有李忠翊等学者。但他们都没有像郑齐斗那样终生钻研王阳明学，也没有达到郑齐斗那样的集大成成果。……
在朱子学者不经纶国家、只为党争；不为人民幸福，只为自身私利，继续进行学究式论战的条件下，郑齐斗号召人们研究学问，不应从世俗地位和权力出发，而应具有为人民的社会良心。
郑齐斗似乎接受了崔鸣吉的影响。但在反映当时李朝封建社会矛盾，反朱子学的实学学风抬头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把他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实学者之一。郑齐斗的著作，除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著作外，一般都是有关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著作，仅从这里就可以推测出他的学问的由来。
其后，少论派学者继承了他的王阳明学。李匡师及其堂兄李匡臣、亲友闵珏对此进行了研究，到李忠翊时就有了更大的发展。当然，他们是秘密进行研究的，所以现在很难清楚地看到他们学说的内容，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在签订“江华条约”前后，祖国处在深刻危机时，伴随着反对无能的执政阶层的斗争，王阳明学反对朱子学的斗争，更加活跃起来。
摘自(朝鲜)郑镇石郑圣哲金昌元《朝鲜哲学史》(上)第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