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19日，全国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因病逝世。他与病魔斗争了半个多世纪，在孜孜不倦的辛勤笔耕中，写下了大众化科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高士其从事科普创作生涯，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面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1930年秋天，高士其留学归国。由于在美国学习期间，一次解剖实验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使他手脚行动不便，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智力、聪慧和报国热忱。
高士其先在南京中央医学院找了一份工作，却因为看不惯那里的贪污腐败行为，又不愿同流合污而辞职。后来到上海，本想谋求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不料处处碰壁，许多人担心他的病会传染，根本不见他，更谈不上帮助他。高士其只好东搬西挪，过着亭子间贫病交加的生活。
正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高士其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李公朴先生向他伸出了热情之手，并把高士其介绍给了陶行知。这时是1932年，陶行知刚从日本回来，在上海组织发起“科学下嫁”活动，向人民大众广泛宣传通俗科学知识，办有自然学园，组织编写儿童科普读物。当他在李公朴的住处遇到了高士其，听完李公朴的陈述，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回去后他和朋友们商量说：“像他（高士其）这样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设法使他学有所用，不要埋没了这个人才。”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陶行知把高士其接到了自然校园。
从此，不仅改变了高士其的境况，更重要的是在高士其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高士其住在这里，生活有了保障。他上午看书、查资料，下午写作，编写《生活卫生活页指导》。高士其经常把写好的作品拿给陶行知看，陶行知则鼓励他用通俗的语言阐明科学道理，让人民大众能够看得懂。陶行知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高士其不但铭记着陶行知的谆谆教导，而且思想感情也转向到热爱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方面。
这期间，陶行知还邀请高士其等人一起创办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旨在造就科学的儿童与科学的民众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科学的世界。
高士其经常到陶行知家里聊天，家里人待他十分热情，使他感到心里暖融融的。这时，高士其用了陶行知资助他的钱买了参考书，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微生物大观》这部著作。陶行知为了让高士其有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到处奔波，为他开垦新的天地。
抗战以后，高士其从上海奔赴延安，又从延安到了重庆。他受到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亲自过问和安排他的生活。
陶行知这时已在国外，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并于1938年8月回国，之后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
1939年夏天的一天，陶先生抱着西瓜去看望高士其，久别重逢，喜出望外。当陶行知看到高士其病得相当严重，却依然坚持不停地写作时，深为他的毅力和精神感动。
不久，由陶行知组织发起的“抢救高士其”募捐活动在重庆市内开展起来，一共募捐到一千元，让他到香港治疗，接过这钱，使高士其激动不已。在党和陶行知的帮助下，高士其赴港就医。
许多年之后，高士其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这样说道：“在那吃不饱，饿不死的关头，陶先生不但自己关心帮助我，还动员许多朋友来关怀和帮助我。”高士其在港治疗期间，不断收到陶行知的信，封封热情洋溢，称赞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劳动大众的需要，是祖国人民的需要。当时上海出版了他的日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陶行知马上写信把这好消息告诉了高士其。
解放以后，高士其成了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作家和诗人。然而、不管岁月流逝，风霜雪雨，高士其始终没有忘记陶行知先生给予过的指导和帮助，心中永远珍藏这份真挚的友情。在古稀之年，他曾两次拿起笔，表达对陶先生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如今，这份墨宝珍藏在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