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山西考察了一个多月，在共同的行程中，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更深切地了解了思成夫妇的为人和他们工作的意义。原本热爱艺术的费慰梅迷上了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对山东武梁祠重建的构想，使她在美国建筑学界享有了声誉。她据此写出的《“武梁祠”祭坛》在哈佛大学出版，思成和徽因为之欢欣鼓舞。两个家庭的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1940年秋，费正清和费慰梅给思成和徽因寄来了100美元，他们用这笔钱还清了盖房所欠的债。
1943年，费正清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特别助理的身份，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职，并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见到了梁思成。这是分别七八年后的相见。还到李庄看望林徽因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老朋友。他看到林徽因带病坚持学术研究，费正清被深深地打动。此时的费正清已经是美国华盛顿政府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看到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的处境都十分困顿，回到重庆后，他立即着手进行美国政府援助中国学者的三年计划。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指出：清华的教授及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学术界各领域的人才，是中国学术界的精华，是美国在中国的有形投资。但是他们正经受着贫困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国民党政府腐蚀一切的道德低下和使社会丧失活力的通货膨胀置他们于令人绝望的境地。所以他吁请美国政府进行干预帮助他们。他认为这种干预是合乎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需要的。
此时，梁思成和林徽因迫切需要费正清帮助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们绘制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80幅图纸做成微缩胶片。这样，首先保证了出版之前这些正规的，耗费了他们大量心血的绘图至少有一套复制品；其次在战乱频仍的年头，微缩胶片便于携带和保管。他们可以随身带着它，期待着战争后出版他们的著作。还有梁思成在半饥饿状态中完成的《中国建筑史》、用英语写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思成所作的这一切，都融入了徽因的心血。她在融会材料、描述史实的过程中，能融入深邃的哲思和审美的启示，思成所有的文字，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这些文字集科学家的理性，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激情于一体，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徽因的热爱和敬重：“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费正清帮助他们从美国雇请了一个技术助手来完成微缩胶片。在费正清的帮助下，中国建筑史绘图的微缩胶片完成了，看上去效果极好。
1945年夏天，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来到了重庆，也到李庄看望了林徽因，她们相拥而泣，相互诉说着离别十年后各自的生活。费慰梅还给林徽因带来了治肺病的药品。
六
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林徽因和梁思成准备离开北京。
在社会政治生活发生重大突变的时代，历史就像一条水流浑浊、漩涡密布的河流，它裹挟着一切横冲直撞、左冲右突，一个人在这时代里犹如急流中的一片树叶，不知是否会彻底撕成碎片还是被卷到什么不能预知的地方。
林徽因和梁思成来到了长沙，他们的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也先后到了这里。教育部将清华、北大逃亡出来的师生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租到了三间小屋，房子紧靠火车站，进站出站的火车就像即将穿墙破壁而来。
空袭的警报经常在人猝不及防时响起。在一次日军的空袭轰炸中，他们还没有跑出院子，离他们很近的一颗炸弹就爆炸了，林徽因被气浪抛了起来，幸好孩子和她都没有什么事。回望他们离开的住所，已成一堆废墟。他们从废墟中扒出所剩无几的家当，当晚在好朋友的家里借宿。
长沙绝非久留之地，他们下决心离开长沙到昆明去。昆明不通火车，汽车票又难买，战乱中的交通又无序。长途跋涉使徽因病倒了，她感冒多日得不到及时治疗，并发了肺炎，高烧到40度。直到1938年1月，经过39天的跋涉，受尽磨难的徽因一家才到了昆明。
1940年12月，徽因他们的营造社随其他部门迁到了四川省南溪县李庄。由于四川气候潮湿，秋冬时间阴雨连绵，加上路途的颠簸劳累，诱发了徽因的肺病，连续高烧40度，这一时期由于病痛，徽因放弃了她非常热爱而且表现卓越才华的文学创作，也与文学界失去了联系，失去了交流与共鸣，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兴趣和动力。整日躺在床上的状态损伤了她的骄傲。
徽因在李庄呆了五年，才在思成的陪同下去了重庆，才回到有现代气息的生活中。在这里，她见到了由周恩来特派来看望她和思成的共产党员龚澎，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和共产党人交谈；和费慰梅一起参加了乔治·马歇尔将军访华期间的晚宴，在那里还见到了邻座的冯玉祥将军。
这时林徽因的肺病已十分严重，她的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朋友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是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当时正在战后重庆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为林徽因做了检查。他告诉费慰梅：林徽因的双侧肺部和一侧肾均已被结核菌严重感染，根据他的诊断，徽因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五年。
1946年2月，徽因和思成启程飞往昆明，和在那里的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夫妇等见面，彼此都有劫后重逢、死而复生的感觉。“这次相聚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漫长的战争和音信隔绝，现在又面对伟大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这是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时写见到朋友的快乐和兴奋。
终于盼到了北归的消息，林徽因回到学校和全家一起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待回北京。八年过去了，他们都苍老了许多，也坚韧了许多。因为还要等一段时间，他们逐渐失去了耐心。
这期间，在昆明、重庆、内地的许多城市的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浓烈的幻灭和失意的情绪，到处都是绝望、穷困和落后，无处不在的腐败、无能和混乱使得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和背弃。
林徽因在给费正清的信中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她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很烦躁。我卧床四年，一心盼望着这个‘胜利日’……如今胜利果然到来，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可能我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样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七
1946年7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乘飞机北归。他们回到离别十年魂牵梦萦的北平。
回到北平，梁思成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他是建筑系的第一任主任。
1946年夏天，林徽因全家搬进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
一切尚未就绪，梁思成接到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他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同时他又收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此间他又被外交部推荐，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
出发前，他交代系里的年轻教师，有事可与林徽因商量。
这期间，林徽因一直带病工作。
1947年夏天，医生建议林徽因手术，摘除被结核菌感染的一侧肾。但当时，思成不在她身边，她又一直发着低烧，医生建议手术时间延后。思成得知徽因的病情加重，准备回国，他谢绝了许多朋友劝他留在美国的好意。
在长时间卧病的日子里，林徽因对人生，对生死已想过无数遍了。《人生》是她写于这时期的诗，在这首诗中，她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以及平静面对人生终点的坦然。
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做了一侧肾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林徽因的身体一天天有了起色。这一时期，她写了六首诗：《昆明即景》、《六点钟在下午》、《年轻的歌》和《病中杂记九首》。
从老家来清华学习的女孩林洙这样描写她第一次见到的林徽因：“……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象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可能迸发出这么强烈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真的，怎么能包含这么多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则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
林洙常到林徽因家参加他们的茶会。林洙注意到，茶会的话题十分广泛、各种有趣的人和事、政治风云、学术前沿、科学发现、艺术见解——这是一个温暖的、寄托心灵的场所，每个人都敞开了自己，他们热爱这种纯精神的交流。
林徽因是茶会的中心，她对艺术的清澈见解，对丑恶的彻底轻蔑，她自由宁静的仪态、无一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费慰梅曾经这样谈到过林徽因：“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
194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张若奚领着两个军人到梁家，递给他们一张地图，让他们在地图上标出要保护的文物建筑，以便我军攻城时让炮火避开，他们不用查资料便一一地标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3月，林徽因被清华大学聘为建筑系一级教授。
1949年9月，林徽因和清华大学的十位教师接受了设计国徽的任务。
八
自从接受了国徽设计任务，林徽因的生活就像上满了弦的钟表，每天的安排都以小时、分钟计算。第一稿的国徽设计方案却未通过。虽然强调了“中国特征”，突出了“庄严富丽”的审美要求。但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方案体现“政权特征”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