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小姐离开溪口后，回到上海马思路公馆住，不时将生活用品捎去，直到上海陷落，才去了香港。1940年的冬天，赵四小姐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以她当时的情况，一则拥有相当数量的金钱，有自己的住房，生活非常安定；二则幼子闾琳需要母亲的照料；三则她又没有与张学良结婚，不乏追求者，不去是完全可以的。但她觉得张学良更需要她的陪伴和照料，宁可母子离别，她把闾琳托付给十分信赖的一位美国朋友照料，毅然决然地只身前往，陪同张学良一起过幽禁生活。此后，赵四小姐再也没有离开过张学良，一直陪伴到台湾。
1944年冬，迁至贵州桐梓。在被幽禁的多年里，监管他们的特务头子，经常克扣亲友们送给他们的各种食品和用品，包括宋美龄送的东西。后来，特务头子不堪对他们的监管生活，想偷偷地将他们用枪打死……他们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在桐梓天门洞一直软禁到抗战胜利。1946年移居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不久，即被押往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寂寞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俩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四小姐身上，赵四小姐则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给张学良安慰和照顾。那时的赵四小姐身穿蓝布衣，脚登粗布鞋，几乎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良身边，令人感动。
赵四小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既感动了世人，也感动了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她对子女和亲友们说：“……赵四小姐是位难得的女子，25年来，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她十分钦佩……”她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1964年3月，结发妻子的离婚手续从美国寄到张学良手中。同时她也给赵四小姐寄去一封信，大意是因为她的原因，汉卿始终没有给赵四婚姻承诺，她被她对他的忠贞爱情所感动，祝他们花好月圆。
1964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和50多岁的赵一荻结婚，婚礼是在台北市杭州南路美籍友人吉来·爱尔窦先生的寓所举行，宋美龄也参加了婚礼。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台湾一直过着幽居的生活。直到1990年，庆祝张学良90岁生日。聚会于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才正式脱离幽居生涯，公开露面。从此，不论张学良身在何处，赵四小姐总是陪伴在他的身旁。少帅夫妇后半生里，几乎全以信仰基督教为依归。
2000年5月14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到夏威夷京街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聆听礼拜，还到教会参加庆祝母亲节的崇拜。这是他俩人最后一次联袂的公开露面。
2000年6月22日上午11时11分，赵四小姐病逝于美国夏威夷，享年88岁。一年后，张学良也去陪伴赵四小姐去了。
一对为世人谱写真爱的伉俪，让世人钦佩感动、慨叹。
这两个不同国度，不同人物，不同时代的真爱，回答了人们长久以来无法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真爱？
我在读马丁·路德·金的故事时，正好赶上看北京台播出的非常女人栏目：“赵一荻——给爱一张不老的容颜。”看后，非常感动，遂写成博文与博友们共同分享。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美国友人吉米·爱尔窦先生也就是2009年《北京广播电视·人物周刊》中的“张学良和‘洋哥们’伊雅格的友谊”中的伊雅格。
张作霖在他的帮助下重修了京奉铁路，并筑建了东北的其他几条铁路运输线。
张学良主政后，他曾作为张学良的谈判商购军火。赵一荻也非常信任他，将独子张闾琳托付给他抚养。后又随故主到台湾。
1972年，伊雅格回到美国后的第三年，这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美国朋友，在旧金山溘然长逝。
1991年3月，张学良真正获得自由之后前往美国，专程去了一趟旧金山，到伊雅格的墓前凭吊这位难得的好友。
萧红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呼兰县人，原名张乃盈。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不幸中的更不幸者。
萧红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十分惨烈的年代。她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的九年，正逢民族危机深重、日寇铁蹄践踏国土之时。1935年，25岁的萧红发表了中篇小说《生死场》。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年轻的萧红，凭借此文，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说到萧红，就不能不提及萧军。萧军，原名刘鸿霖，曾经是萧红患难中的文学伴侣，但他们在一起只生活了6年，就结束了这段风雨中结下的情缘。
故事发生在1932年夏季的哈尔滨。
1932年7月，由于二十多天的连续降雨，使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片汪洋。租住在一家名叫“东兴顺”旅馆的萧红，年仅21岁，拖着七个月的身孕，正焦急地等待外出借钱的未婚夫汪恩甲归来。汪恩甲是由父母做主指派给萧红的未婚夫，同她一起在哈尔滨讨生计，已有四个月的房租没有交了。他告诉萧红外出寻钱，人已消失数日，音信全无。他们已欠下旅馆600多块钱的房租。旅馆老板日日催要数次，并扬言，如果再交不出房租，就把萧红卖到隔壁妓院去抵房钱。
萧红接二连三地给《国际快报》副刊部写求救信，因为在这个城市，除了逃走的未婚夫，她再也找不到帮助她的人了。当时《国际快报》副刊部主编裴馨园拆阅了她的信，选派萧军前往旅馆看望萧红。
带着几本文学书刊连同报社写给萧红的信，萧军在“东兴顺”旅馆二楼一间散发着霉味的小屋中第一次见到了萧红。当时萧红整个人都灰扑扑的，穿着陈旧得分不出颜色的长衫，趿拉着一双旧粗布鞋，略带浮肿的脸，凌乱的黑发中已透出星星点点的白发，萧军安慰了几句，递了书，转身就要离去。是萧红低低的请求留住了他：“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没有理由拒绝。萧军坐了下来，谈文学，谈往事。直到此时，萧军才意识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那样一位超凡脱俗的才女。不经意的一瞥，他看到放在她桌子上的一首小诗：“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心弦的拨动，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听过萧红的故事，再读着那首惹人心酸的小诗，一个简单而又强烈的愿望在萧军心里升腾起来：“我一定要救她出去，一定要。”
此后几天，萧军每隔一天都要来看望和安慰一下萧红。救她出去的计划却无法落实下来，600多块钱，对报社也不是一个小数目。1932年8月8日的那场浩劫，让哈尔滨数万人一夜之间失去家园，流离失所。那次不幸，却成就了萧红。8月8日夜晚，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坝，肆虐的洪水咆哮着冲进哈尔滨市区，萧红所在的小楼已经淹到二层，楼里的老板和其他人都已经逃走了。只有萧红孤苦无依地坐在窗台上，等人前来。她在等萧军，她知道他一定会来。他真的来了，带着面包和香肠，涉水而来。他到底还是晚来了一步，他到达时，萧红已乘过路的柴船走了。二人再见面时，是在裴馨园家里。一场生死较量之后，再见面，两人都恍若重生的兴奋与喜悦，紧紧拥在一起。此后不久，萧红在医院生下一个女婴，萧军日夜守护在她们身边。
萧红出院后，因无力抚养，还是把孩子送给了别人。再后来，就是她同萧军风风雨雨，相濡以沫的六年。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穷苦饥饿的侵袭，也共同领略过成功的喜悦，成了患难中的文学伴侣。
可就是这样一段风雨飘摇中结下的情缘，还是在6年后的1938年走到了尽头。当初萧军的豪爽仗义，萧红的楚楚可怜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一起后，曾经的优点却慢慢变了面目。萧军豪爽却性格暴躁，萧红忧郁却也要强，加之生活困苦，两人的争吵不断。自小就生活在一个缺少爱的环境里，萧红对爱一直有一种近乎于孩子般的渴望。她对那段感情绝望了，只好分手。之后，萧红遇上了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端木蕻良，二人相爱，继而同居。这份爱，也没能留住萧红苦涩短暂的生命。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去，时年仅三十一岁。她死的时候，那两个她曾经深爱过的男人，没有一个在她身边。
在萧红短暂的一生中，鲁迅先生是她最初步入文坛的引导者，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思想指引和力量源泉，她曾在1938年创作了两篇《鲁迅先生记》和《回忆鲁迅先生》，当年的她，也是鲁迅先生家的常客。
虽然萧红和萧军相伴六年后分手，但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六年中，是萧红生命中最充实快乐的一段，在此期间，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相继出版，他们迎来了各自创作的高峰。
对生的渴望，萧红用命运的沉重加以诠释；对爱的执著，她用人生的苦难加以解说。她用刻苦奋进，孜孜不倦，凭借聪明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跻身文坛。
但“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在那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萧红曾经是一个勇敢的斗士，以笔为戈，将一个时代犀利地解剖给世人，可是在她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她却始终没有逃脱寂寞的藩篱，寂寞的生，寂寞的死。真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
萧红的小说散文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触角捕捉时代的精神气息，并以独特的视觉，鲜明的立场，真实地描摹了当代人们的爱国行动。她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对历史的尊重。
萧红的小说都是散文式的，她写生活的残酷，人心的冷漠不仅是对心灵的伤害，更是对美的践踏，读她散文式的小说，令人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她坎坷、凄楚、短暂的生命，是被情伤，是被爱灼，让人惋惜，令人慨叹。
